基于 AHP 和物元分析的愤怒驾驶状态辨识研究

驾驶人在愤怒情绪下的驾驶行为是影响车辆行驶安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愤怒驾驶情绪的产生及其程度受到驾驶人自身和道路交通环境中多因素的影响。文中综合考虑驾驶人自身因素和行车环境对驾驶状态的影响,提出了愤怒驾驶状态的辨识方法。文中筛选了与愤怒驾驶行为相关的驾驶人因素和道路环境因素,构建了1个驾驶人愤怒状态辨识的层次分析模型,并根据相关因素之间对愤怒驾驶行为影响的重要程度构造判断矩阵,求出各相关因素对愤怒驾驶行为的影响权值。应用综合权重的物元多属性决策方法辨识驾驶人的愤怒驾驶状态及程度。应用所提出的方法对22组实车试验中出现的愤怒驾驶状态进行辨识,结果表明,72.7%的结果与实车实验所得的结果相符,因此,该方法可对愤怒驾驶行为进行识别。文中所提出的方法能够融合驾驶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对愤怒驾驶行为的影响,有效的辨识出驾驶人的愤怒驾驶状况及程度。      

驾驶愤怒行为调查问卷设计及其数据分析

本文在分析驾驶愤怒影响因素及其交通违法行为统计的基础上,研究驾驶愤怒致因及其表现。然后,采用计划行为理论,考虑了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知觉、行为意图等逻辑构件及关联,建立了愤怒情绪倾向、驾驶行为规范和应激反应行为3个指标体系,设计出面向我国机动车驾驶人的路怒驾驶行为调查问卷。最后,结合某区域驾驶人调查问卷数据统计,定量分析了此驾驶人群体的驾驶愤怒行为各项指标数值,为制订针对性的路怒干预及管理措施提供参考。     

攻击性驾驶行为选择模型及影响因素敏感度分析

基于行为学理论和非集计方法,以160名驾驶人为研究对象,确定了影响驾驶人攻击性驾驶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变量及取值方法,建立了攻击性驾驶行为选择模型（多项Logit模型）。运用弹性值理论进行各变量对攻击性驾驶选择行为的影响程度与过程敏感度分析;最后选取58名驾驶人的驾驶行为数据进行计算,验证模型的有效性。结果表明：驾驶人人格和其他车辆违法情况2个因素对驾驶人攻击性驾驶行为影响较大,起决定性作用;该模型计算值与量表判定值相对误差在10%左右,模型精度可满足实际使用要求。     

车队安全氛围与驾驶员个人特征对公交汽车事故的影响

为综合考虑车队安全氛围与驾驶员多种个人特征对公共汽车交通事故发生的影响,设计了营运驾驶员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车队的安全氛围,驾驶员的个人信息、健康状况、睡眠状况、驾驶行为与驾驶愤怒.对公交客运企业的13个车队,共计844名驾驶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双层Logit模型用于分析车队特征与驾驶员个人特征对事故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车队层面,安全氛围对交通事故发生有显著影响,可解释约9.2% 的模型方差;在个人层面,驾驶员年龄、在所调查企业工作的时间、睡眠状况、普通违规行为、侵略违规行为、失误驾驶行为、积极驾驶行为以及驾驶愤怒对交通事故发生均有显著影响.基于随机森林中的平均准确度下降方法对显著变量的相对重要度进行了排序,结果显示,驾驶行为与睡眠状况是对驾驶员事故发生贡献最高的因素,车队安全氛围次之;其中4类驾驶行为对事故的累积贡献率为68.2%.研究结果可为公交客运企业安全管理与驾驶员安全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安全教育应给予对事故贡献度高的因素教育优先权.      

驾驶行为与驾驶风险国际研究进展

驾驶人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总会面临由自身或外界条件所带来的或高或低的风险，即驾驶风险，通过对驾驶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及评估是对风险进行管理的有效对策，明确由人为因素（即驾驶人个体特征及驾驶行为）所带来的驾驶风险并对驾驶人进行安全管理尤为重要。为了全面了解各类危险驾驶行为和各种驾驶人群体的驾驶风险行为研究进展，对驾驶风险领域重点问题进行了总体概述。从驾驶人个体特征及驾驶行为的角度出发，探究了驾驶风险领域目前的研究现状，并利用科学知识图谱展示驾驶风险领域研究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通过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获取了3 406篇在1986~2020年（截至2020年2月29日）间出版的驾驶风险研究相关英文文献，共涵盖8 684位作者及6 018个关键词，基于科学知识图谱对该领域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结果表明：驾驶风险领域的国外研究在驾驶人选择方面主要从年轻驾驶人、老年驾驶人、新手驾驶人及职业驾驶人的角度进行切入，重点围绕酒驾、药驾、分心驾驶及疲劳驾驶等主题开展研究。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在分心驾驶、疲劳驾驶领域的研究相对丰富，而针对酒驾、药驾的研究试验手段较为单一，研究不够全面；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有必要进一步增加老年驾驶人及新手驾驶人的深入研究，包括老年驾驶人适驾性评估与教育培训，以及新手驾驶人驾照分级制度的可行性探索。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外常见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驾驶模拟器试验、实车试验以及自然驾驶研究等，而中国在自然驾驶研究领域尚未充分开发利用；未来应考虑多种方法相结合并从不同角度促进对驾驶行为及驾驶风险的全面理解。     

驾驶人个体因素对驾驶愤怒情绪影响关系研究

国内外研究表明,对驾驶人的愤怒情绪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提高交通安全性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对22名志愿者采用给定任务法开展了实车实验,要求2h内完成指定路线的驾驶任务.驾驶过程中要求被试者实时汇报其愤怒等级并进行记录,同时实验车还采集了相关的数据.采用SPSS以及Excel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发现:男性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产生愤怒情绪的概率要高于女性驾驶人;年长驾驶人出现驾驶愤怒情绪的概率显著高于年青驾驶人(spearman相关系数为0.618,显著性水平为0.02＜0.05);而随着驾龄的增加驾驶人平均愤怒等级逐渐降低(spearman相关系数为-0.676,显著性水平为0.001＜0.05).同时还发现不同驾照类型对驾驶愤怒情绪也有着较大的影响.     

汽车-动力两轮车碰撞前驾驶员风险感知研究

人机共驾阶段人类驾驶员对驾驶环境保持较高的风险感知水平是保证及时有效、稳定安全接管的核心。本研究通过开展风险感知模拟驾驶试验,获取了驾驶员在典型汽车-动力两轮车碰撞场景下的驾驶行为及脑电响应数据。从驾驶行为层面以制动TTC(time to collision)和平均加速度为评价指标,利用分位数回归构建了驾驶员风险感知量化模型,通过独立样本检验发现驾驶经验、碰撞场景类型对驾驶员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影响。在脑电响应层面,通过双独立样本检验及FDR校正发现Alpha频段与驾驶员风险感知显著相关。此外,提出了驾驶员风险感知神经机理,包括视觉感知与认知加工两个阶段。研究结果有助于提升人机共驾汽车的安全性。     

公交驾驶员的工作倦怠与驾驶愤怒:情绪管理的调节作用

目的:为了考察公交驾驶员的工作倦怠、驾驶愤怒和情绪管理之间的关系开展本研究。方法:使用工作倦怠量表(MBI-GS),驾驶愤怒量表(DAS)和员工情绪管理量表面向重庆市某公交集团公交驾驶员进行问卷调查,进行数据清洗之后,共获有效样本4699份。结果:公交驾驶员的工作倦怠和驾驶愤怒显著相关,rs=0.33,p<0.01。情绪管理在工作倦怠和驾驶愤怒中起到调节作用,且达到显著水平F(1,4688)=6.88,p<0.01, 95%CI为[0.16,0.19];但调节作用对总体变异解释的贡献有限,△R2=0.0013。结论:公交驾驶员的工作倦怠和驾驶愤怒显著相关,但是情绪管理的缓冲作用相对有限,未来的研究应当继续探索其他更加突出的影响因子,为减少公交驾驶员的工作倦怠,预防驾驶愤怒的发生提供参考。     

公交车驾驶人组织认同感和工作倦怠对不良驾驶行为的影响

公共交通是城市道路交通运输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交车驾驶人存在的不良驾驶行为已经成为影响交通安全的最大制约因素之一，由其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给个人和社会都造成了严重损失，探索更为安全的公共交通环境显得极为重要。以公交车驾驶人为对象，探究影响公交车驾驶人驾驶行为特征的个人心理因素和组织环境因素，及其对不良驾驶行为的内在影响机制。选用工作倦怠量表（MBI-GS）、组织认同感问卷（OIQ）及驾驶行为问卷（DBQ）对844名城市公交车驾驶人展开问卷调查研究，并使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检验来探究工作倦怠和组织认同感对驾驶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32.8%的公交车驾驶人存在不良驾驶行为，错误驾驶行为显著高于违法驾驶行为。其中，在违法维度中，侵略性违法显著高于普通违法。②公交车驾驶人存在较高的组织认同感，组织认同感对不良驾驶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对工作倦怠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工作倦怠程度对不良驾驶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③公交车驾驶人的工作倦怠水平在组织认同感对不良驾驶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该结果厘清了公交车驾驶人的工作倦怠和组织认同感对不良驾驶行为的影响机制，为进一步探究不良驾驶行为的心理干预方法提供了思路，从而达到改善城市道路公共交通安全环境的目标。     

老年驾驶人的驾驶自我调节研究述评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驾驶人的占比逐年增加，提升老年人的驾驶安全性对于其安全自主出行和公共交通安全均具有重要意义。驾驶自我调节是老年驾驶人为适应身体、认知功能变化而对驾驶行为做出的主动调整，是其提升驾驶安全性、延长驾驶生命和维持自主行动能力的有效补偿策略。通过对已有关于老年驾驶人的驾驶自我调节研究进行系统回顾，介绍了老年驾驶人的驾驶自我调节行为的定义及其表现，归纳分析了其驾驶自我调节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产生机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现有研究的局限，并指出了未来进一步研究的主要思路和方向。对文献的梳理和分析表明：老年驾驶人的驾驶自我调节包括减少驾驶频率和回避具有挑战性的驾驶情境2种主要形式，并可分为策略性、战术性和生活目标性自我调节3种不同的层次水平；驾驶自我调节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社会人口因素、生理健康和功能状况、心理因素等均可对其产生影响；驾驶自我调节的产生机制可以被概括为是个体从认知到态度改变，再到形成调节行为意向，直至最终发生驾驶行为改变的动态决策过程。未来对老年驾驶人的驾驶自我调节行为研究应更进一步将客观驾驶行为数据、医疗机构数据与驾驶人主观自我报告相结合，适当开展追踪研究，考察驾驶自我调节行为随年龄的发展变化趋势，深入探究驾驶自我调节的产生机制及其在降低事故发生和提升驾驶安全性方面的作用。     

音乐喜好对驾驶行为的影响

驾驶的同时听音乐已经成为1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但听音乐是否会对驾驶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并带来一定的交通风险,尚有待研究.文中对驾驶人的音乐喜好、驾驶时听音乐导致的情绪状态的变化,以及不当驾驶行为进行了问卷调查,收集了351份有效样本,并建立了音乐喜好、情绪状态和不当驾驶行为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驾驶时听音乐对驾驶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驾驶时听激进的音乐会对情绪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其直接效应为0.416(p＜0.001),而驾驶人的负面情绪会导致更多的不当驾驶行为的发生,其直接效应为0.626(p＜0.001).驾驶时听音乐,尤其是摇滚音乐、重金属音乐,会间接产生更多的抢行、超速、分心等不当驾驶行为.     

风险驾驶行为识别及干预研究综述

驾驶人的风险行为已成为交通事故的主要致因。识别风险驾驶行为并进行干预对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从风险驾驶行为识别、干预方法以及干预效果评估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通过车载数据记录设备或智能手机进行数据采集,基于规则或机器学习算法识别风险行为,基于规则的识别方法简单易理解,但各研究中设定的阈值并不一致,机器学习算法的识别效果相对更优。行为干预分为非实时干预和实时干预两种,其中非实时干预包括安全教育和奖惩手段,部分研究采取两种组合的干预方案。研究表明,两种干预方式均对减少风险驾驶行为或降低危险事件率有一定的效果,但效果的大小、持续性有所不同。此外,不同干预方法效果不同,同样的干预方法对不同的驾驶人、风险行为的干预效果也存在差异。     

驾驶模拟环境中激进驾驶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分析驾驶人在驾驶模拟试验过程中出现的相对实际驾驶的激进驾驶行为的影响因素，采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心理认知模型。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设计问卷调查私家车驾驶人对"在驾驶模拟过程中激进驾驶"行为的信念、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感知控制、意向与行为。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得到观察变量与基本构念以及基本构念内部的相关关系，并最终分析得到影响驾驶人激进驾驶行为的主要因素。通过先导性调查问卷以及正式调查问卷的投放，最终得到217个有效的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认知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性，其卡方自由度比为1.802，RMSEA值为0.062；态度、行为感知控制是影响驾驶人行为的主要因素，主观规范对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小；各信念与对应的态度、主观规范及行为感知控制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各信念的测量模型的适配性良好，卡方自由度比、RMSEA等指标基本满足要求。采用完整的计划行为理论结构同时从标准获取构念和自行获取构念的角度解释了驾驶人对"在驾驶模拟过程中激进驾驶"行为的心理认知，研究成果可用于驾驶模拟-自然驾驶行为数据差异性控制，驾驶模拟试验规范化方法构建。     

基于车联网的驾驶行为影响因素探究

由于汽车驾驶员驾驶行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极大影响了道路交通安全,近年来,对驾驶员驾驶行为的分析能有效改善驾驶员的不良行为,对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起了一定的作用。本文通过查找和整理文献,基于车联网技术,就驾驶行为的相关概述、驾驶行为的影响因子、驾驶行为的数据采集和存储、驾驶事件的识别指标、驾驶事件的识别方法、驾驶行为的分类等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可分为冒险型、稳定型、焦虑型、愤怒型,其中稳定型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极小,其它三种类型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行车安全事件的驾驶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更好的研究与驾驶风险有关的因素,提高整体的驾驶安全性.引入与Crash和Near-crash相比,发生频次高、严重程度低的行车安全事件(Critical-Incident events:CIEs)来表征驾驶风险,可以更好用于驾驶风险前的预测.招募30位驾驶人参加550 km武汉至襄阳段的实车实验,获取驾驶基本数据.首先分析数据,建立CIEs数据库,其中包含驾驶行为,CIEs因素,环境等主要因素.然后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对驾驶风险进行分类.并对主要因素与风险关系进行Logi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有6个因素对驾驶风险有显著影响,包括平均减速度、CIEs类型、CIEs原因、天气、年龄和驾龄.其中平均减速度对其影响很大(β=1.982 606),说明风险升高往往是驾驶操作不当造成的;且年轻、驾龄短的驾驶员更易导致风险驾驶行为.      

驾驶人抑制控制对风险驾驶行为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驾驶人抑制控制能力与风险驾驶行为之间的关系,采用线索化Go/NoGo实验范式测量驾驶人抑制控制能力,结合抑制控制与风险决策行为特征构建模拟驾驶场景,基于驾驶模拟器系统对51名被试开展了模拟驾驶实验,记录驾驶人风险决策表现情况,并采集驾驶人操作和车辆运行数据,就抑制控制能力对风险驾驶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抑制控制能力较低的驾驶人在面对风险决策时,往往表现出更高的风险行为倾向,在驾驶过程中倾向于采取更高的行驶速度,并观测到更高的超速行为比例,且对于车辆的横向控制能力偏弱。     

雾天对弯道驾驶行为的影响研究

雾天环境下不良的视距条件使得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利用驾驶模拟器,选取雾天环境作为典型干预因素进行驾驶模拟实验,同时考虑驾驶人职业和性别作为可能的影响因素,实验设计直角弯道和S形连续弯道2种道路线形,从实验数据中抽取平均车速与车辆驶出弯道率作为关键变量,采用多变量方差分析、均值统计等方法分析雾天环境下驾驶人的驾驶速度和驶出弯道率,并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因素对车辆驶出弯道可能性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驾驶人在弯道雾天行驶时的平均车速要比无雾情况下略高,且职业驾驶人的平均车速较非职业驾驶人明显偏低;随着雾的浓度的增大,驾驶人在直角弯道处和S形连续弯道处驶出弯道的比例均显著增大.     

风险情境下老年驾驶人行为特性研究

为研究风险情境下老年驾驶人与中青年驾驶人行为特性的差异,并确定老年驾驶人的眼动、心理生理、驾驶操作及风险感知等各类行为特性的衰退情况;选取19位老年驾驶人和19位中青年驾驶人作为试验对象,应用眼动仪、生理仪及驾驶模拟平台开展驾驶模拟试验;采集5种风险场景下2组驾驶人的眼动、心理、生理、操作行为与车辆运行数据;对比分析2组驾驶人的注视及扫视等眼动行为特性、心率变异及皮电等心理生理行为特性、制动及转向等操作行为特性、风险反应及敏感度等风险感知行为特性。试验结果表明：2组驾驶人的各类行为特性均随风险等级的增加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变化,随着风险等级的增加,2组驾驶人的注视持续时间、皮电均值及增长率、心率增长率和风险敏感度亦随之增加,而扫视、心率变异指标SDNN、制动时间及风险反应时间等指标随风险等级的增加而下降;上述指标的规律性变化说明驾驶人对风险的关注度和敏感度随着风险自身危险性的上升而不断增加,进而做出的反应也就越早,同时伴随着心理紧张程度增加,需要付出的努力也越大,与年龄的高低无关;另一方面,老年驾驶人的各类行为特性出现明显的衰退且与中青年驾驶人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老年驾驶人的注视持续时间、扫视幅度、扫视速度等眼动指标分别衰退了37.83%、27.58%、23.80%,皮电均值、心率增长率和SDNN心理生理指标分别衰退了57.67%、20.08%和29.14%,转向熵、车速控制和制动反应时间操作行为指标分别衰退了32.81%、20.34%和49.48%,风险敏感度、判断阈值和风险反应时间风险感知指标分别衰退了13.70%、8.66%和31.80%。通过对风险情境下老年驾驶人的各类行为特性进行详细分析,确定了老年驾驶人各类行为的衰退情况,对老年驾驶人行为特性的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城市快速路匝道合流区车辆交互行为模式

在城市快速路匝道合流区,驾驶任务难度主要来自于车辆与其周边车辆之间的动态交互,目前对这种交互行为的特征和机理的认识还不十分清楚。基于从无人机视频中提取的高精度车辆轨迹数据,提取出表征车辆交互行为的指标TTC和GAP,并结合速度、加速度、车道位置等其他指标,对车辆的交互过程加以刻画,从中获得了大量交互行为实例,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9种典型的车辆交互行为模式。通过分析各模式特征发现：即使在相同的外部环境下,车辆交互行为模式也可能存在差异,这表明交互行为不仅与车辆之间的相对位置、时空距离、速度状态等环境因素有关,还与驾驶人的应对能力、动机及风险意识等认知心理有关;另外,不同的交互模式面临的风险不同,并且该风险既可能是周边车辆行为发生改变而被迫卷入,也可能是驾驶人自身主动寻求的结果;9种不同类型的交互行为模式,构成了驾驶人自行感知的4种风险状态互相转换的具体实现形式;在驾驶过程中,驾驶人努力寻找契机并选择某种交互行为模式在各个风险状态之间来回切换,并非仅由心理压力较大的危险态向压力较小的自由态转换,也会发生反向转换,前者主要由降低事故风险和减少认知努力的动机驱动,后者旨在追求行车效率,但同时驾驶人会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以对抗风险的增加,这充分反映了驾驶人试图在行车效率、事故风险与认知努力三方面取得平衡。研究成果对深化理解驾驶行为及其背后的决策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表征防御性驾驶技术与情绪智力提升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近年来,防御性驾驶技术成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的重要研究方向。目前国内外针对防御性驾驶的研究集中在可行性和防御性驾驶判断、识别研究,对防御性驾驶培训与驾驶人情绪智力关系的定量研究还处于空白,针对防御性驾驶培训与驾驶人情绪智力的定量研究处于空白的问题,基于对驾驶人情绪智力评价指标的分析、防御性驾驶技术的实施流程分析与防御性驾驶培训体系设计,提出了一种表征防御性驾驶技术培训与驾驶人情绪智力提升之间关系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此模型分两个阶段描述驾驶人心理和生理、情绪、驾驶智力、学习时长5个自变量与防御性驾驶培训成效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为了验证模型的线性特征,对模型进行了F检验。验证结果显示:5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的线性影响判断犯错概率两个阶段平均为0.047,符合多元线性回归的要求,表明提出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一种有效的模型。通过模型的分析得出,防御性驾驶培训对驾驶人情绪智力提升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在初始阶段,防御性驾驶培训与驾驶人的敏捷性相关的指标相关性最高,在第2阶段,防御性驾驶培训与驾驶人的心理和情绪控制指标相关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