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日朝贡贸易与漆器交流

漆器是明代中日贸易的大宗商品,不仅种类丰富,数额亦不容忽视.在朝贡贸易中,漆器贸易是少有的相互输出的物品之一,漆器的相互输出,丰富了两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漆艺交流.这种在器物上相互输出、技法上相互影响的局面,反映了东亚文化大背景下中国和日本文化的同质异流.本文从朝贡贸易中的漆器贸易、贸易品的种类和漆艺交流三个方面来考察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     

清政府对琉球朝贡贸易政策初探

清时,琉球为中国的藩属国,两国朝贡贸易十分频繁.为了规范朝贡贸易活动,清政府先后制定一系列政策,既有"先开后禁",亦有"先禁后开".这些政策的变化,一方面体现了清政府维护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琉球国的怀柔与安抚的思想,是清政府处理与藩属国关系的一把利器.     

中琉两国纸张贸易初探

明清两朝,不仅中国纸张通过各种渠道大量输往琉球,而且琉球纸张也以多种方式输入中国,纸张是中琉两国贸易交流中少有的相互输出的货物之一.本文拟通过对中琉两国纸张输出的方式、种类及成因的研究,探讨福建在中琉两国纸张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明代朝贡国琉球的地位及其演变

前言 14世纪末以后,琉球王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而繁荣,已广为所知.明朝洪武五年(1372),琉球初次入贡明朝,当时在琉球的三个势力--中山、山南、山北--分别和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不久山北、山南两个势力被中山合并,琉球作为统一贸易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     

全球史视野下日本学界的明清东亚海域史研究——中岛乐章先生访谈录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海洋史研究成为历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九州大学人文科学府东洋史领域的中岛乐章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明清东亚海域史的研究,成果丰硕。他认为日本学者在研究东亚海域史时,不应局限于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史,而应该将日本视作亚洲的一部分,突破原来日本学界日本史、中国史、朝鲜史、东南亚史等学科的区域研究壁垒,强调对日本、中国、朝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之间互相交流的历史予以关注。此外,他强调将东、西洋史料结合起来,从全球史的宏观视野研究东亚华人、日本人、琉球人等的海上贸易、交流活动。     

中美两国城市公共交通的特征比较及发展对策

本文对中美两国的城市公共交通运输的特征进行比较,对中国城市公共交通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中国城市公共交通问题的基本对策.     

沃尔沃牵动中瑞友谊车轮滚滚向前

瑞典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建交后,中瑞关系平稳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并取得显著成果。中瑞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得到长足发展。目前,瑞典是中国在北欧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瑞典在亚洲的第一大市场     

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商贸活动

郑和下西洋时的商贸活动是多方面的开辟新的贸易航线;建立海外贸易据点,开拓广阔的贸易市场;招引朝贡贸易使团,扩大明朝朝贡贸易范围;采用"赐赉贸易"方式,积极主动开展直接出海贸易活动;开展民间互市贸易,笼络番人;进行深入细致的市场调查,搜访大量翔实的商业信息等.这些活动不仅使明朝海外贸易达到了鼎盛,而且为明朝进一步开展更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准备了充分条件.     

海洋战略演进的日本经验

近代以来,建立在地缘环境与内生禀赋基础上,作为后发崛起国的日本,其海洋战略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对其国运兴衰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勾勒塑造日本海洋战略的关键要素,分阶段梳理日本海洋战略重心从海外扩张到海上贸易再到海洋开发的变动,揭示战略转折背后的动因,关注海洋战略与日本整体国家战略的互动.在此基础上,文章讨论了日本海洋战略演进对中国构建海洋强国的镜鉴,强调加强基础性能力建设以及推进包容性海洋战略的重要性.     

明清中琉宗藩关系对东亚国际秩序的影响

明清时期中琉之间保持了近五百年密切的宗藩关系,这对东亚海上贸易圈的形成、海上漂风难民的救助、中日之间情报传递,以及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态度均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考察明清时期东亚地区的贸易往来、难民救助、情报获取以及各国对宗藩体制的态度,能够再现当时东亚国际环境,及其对东亚秩序的变迁产生的深远影响。     

15-17世纪日本最大的贸易都市堺市的繁荣及其财富去向

15-17世纪东亚海域贸易圈的形成促进了日本最大的贸易都市堺市的繁荣,使堺市一跃而成为积聚了大量财富的日本第一个商业资本主义城市.其巨大的财富不仅促进了堺市佛教寺院的发展,并且奠定了日本茶道文化的基础.     

轻型车用柴油机达国Ⅲ排放试验研究

通过对玉柴2.5L4F国Ⅱ柴油机进行试验优化升级来匹配某轻型车国Ⅲ机的排放要求.试验主要针对电控燃油喷射系统中的喷油器锥角、突出高度、增压器、EGR进行优化升级,结果表明样机能够满足国Ⅲ排放要求.     

越南古代以及中世纪的海外贸易史——越南学者黄英俊博士的一些观点介绍

海洋贸易在古代以及中世纪的越南一直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中世纪越南历代统治者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远非消极。在10至15世纪以前,越南与中国以及其他南方国家的贸易从华南一直延伸到越南中部的占婆,这片海域称为"交趾洋"。穆斯林也将他们的贸易活动从华南沿海一直延伸到越南;在1371年到1567年中国海禁时期,越南瓷器进入了远至东非和欧洲的国际市场。越南王朝还在北方的云屯和南方的乂静建立了贸易口岸。到16世纪以后,由于欧洲人来到东亚、越南的内战以及中国商人贸易路线的改变等因素,越南的贸易中心相应地从北方的云屯向南转移到阳京(海防)—太平河口—铺宪—河内一带。     

无远弗届与生番地界——清代台湾外国漂流民的政府救助与外洋国土理念的转变

作为东亚最大的国家,清政府在朝贡时代,对海上遭风船舶和漂流民的救援,与其宗主国的地位非常相称。最彻底的救助对象,是肩负着政治使命的贡船和船员,以及护送中国遭风漂流民回国途中再次遭风漂流的外国船只,救助数量最多的是海上往来频繁的商船和船员。由亚洲大陆与西北太平洋第一岛链围成的海域,即黄海、东海和南海所在的区域,相当于亚洲的地中海。大国与小国,虽然从表面上看,地位并不平等,但本质上并没有形成大国殖民小国的关系,因此,相距遥远的岛国吕宋,才会想方设法要加入这一朝贡体系。西方殖民者的出现,使得东亚传统的地缘政治关系和海上国际救助体系,被彻底打破。尤其是英国入侵后,原本是大清国通过海上救助"宣示圣恩,俾该国之人咸知我皇上怀柔怙冒之至意"的区域,转眼间变成了各国相互厮杀的战场。原本被列为"化外之民"的台湾原住民,因他们生存的"化外之地",有别于清政府建章立制的"教化之区",而成了西方列强急于趁机掠取的"无主空间"。清政府被迫改变现状,"开山抚番",以保住外洋岛屿。然而,清政府的这一举措,固然顺应了国际地缘政治关系的转变,却没法改变自己日趋衰落的国势。最终台湾还是在大清国的手里,被东亚新霸主日本吞并。台湾外国漂流民的政府救助制度的变化,如一面镜子,清楚地反映了有清一代东亚海域国际地缘政治的风云变化。     

16世纪漳泉贸易港与日本的走私贸易

16世纪的中日关系,由于倭寇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人们通常把在漳泉沿海一带贸易的日本商人与倭寇混为一谈,其实他们与倭寇是有差别的.他们不烧杀,不掠夺,只是在漳泉沿海小岛或港口从事走私贸易.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虽然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但对日本贸易仍属严禁.而此时的贸易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象月港开禁前那样,有大量的日本商人来到漳泉沿海从事走私贸易,而是由漳泉商人主动将中国货物载运到日本贸易.     

唐宋时期泉州与东北亚的陶瓷贸易

唐宋时期,泉州地区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商业重镇和陶瓷的重要产区,海外贸易发达,与东北亚各国的海上交往频繁.在文字记载阙如的情况下,大量的古陶瓷是再现它们之间贸易关系以及文化交往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尤其在宋代,泉州的外销瓷销售范围广、数量多,在日本有许多重要的发现.虽然在朝鲜半岛上已知的泉州古陶瓷发现的数量不多,但笔者认为,这个时期以朝鲜半岛在中国及东北亚贸易圈中的重要地位而言,在贸易交往频繁的年代以及许多泉商常驻高丽的情形下,泉州陶瓷在半岛上应存在某种程度的贸易和遗存,对此有待进一步考古发现和探究.     

汇率波动第三国效应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现有国内研究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都没有考虑第三国效应,而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使得中国的出口必然受到汇率波动第三国效应的影响。文章基于中美日三国的东亚三角贸易模式,首先利用三角贸易指数刻画了中美日三国三角贸易的动态演变,并对“日本出口中国”和“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了“日本出口中国中间品-中国出口美国消费品”的贸易模式是中美日三角贸易关系的实质内容。然后建立了包含美元和日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变量的中美出口贸易协整,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内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中都存在显著的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在长期内日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对美出口有正向的显著的第三国效应,其效应弹性要小于中美汇率双边波动效应弹性并与之方向相反,最后是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     

河北省国省干线公路梁式桥病害调查与维护

通过对河北省国省干线公路桥梁病害的普查结果,分析了梁式桥的病害类型及成因,提出了梁式桥日常养护、定期检测、加固改造、治理超限运输等防治技术要点与维护措施,对确保国省干线公路桥梁的安全畅通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嘉靖年间的宁波港

宁波之名,始自明代,源自海上.明太祖朱元璋取"海定则波宁"之义,赐名宁波,[1]一直沿用至今.故宁波与海洋的渊源可谓深矣.宁波这一中国东南的海上门户,在唐代称明州.唐宋以来,成为长江下游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1<分野>中记载:"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作为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宁波在海上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明初业已显示出来,由于东望日本的地理位置,宁波成为明初设立掌管海外贸易事务的三个市舶提举司所在地之一,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明中叶以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内部涌动变革的潜流,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继之西方葡萄牙人扩张东来,在世界格局急遽变动之中,嘉靖年间海上风云变幻,在新的贸易体系酝酿中,宁波港也出现了新的特点,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联结点,凸显出作为国际贸易港的重要作用.     

台湾学者对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解读——评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

在中国海洋贸易发展历史的长河中,有明一代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外史家对明朝海外贸易的历史格外重视,所研究的范围和课题几乎囊括或涉及这一领域的各个方面,从明初的郑和下西洋到明中期朝贡贸易的转型与逐渐衰微,从葡、西、荷、英等欧洲早期殖民贸易商人的东来到澳门开埠,从明隆庆年间的福建月港开港到中国私人海商集团的崛起,无所不及.诚然,在过去的这半个多世纪内,中国大陆史学界在此领域贡献良多,弥补了诸多学术研究方面的空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与此同时,海外学术界同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亦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值得国内同仁重视和借鉴.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郑永常教授的近著<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即为其中的一部难得的学术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