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中的倭寇描写及明代史观析论

倭寇题材作为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题材类型,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学欣赏价值,而且对于我们认识日本人的中国观、理解古代中日关系以及东亚海交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日本著名作家陈舜臣的长篇历史小说《战国海商传》便颇具代表性,作者把明代嘉靖年间活动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倭寇,作为"海商"加以定性,从"重商主义"立场出发,解释了明代海禁与倭寇兴起的关联,对明代海禁政策以及主张海禁的皇帝官员形象做了批判性描写,并通过虚构"曾伯年"这一人物形象及以他为首的"反明"势力试图用"商战"颠覆明政府的行为,来肯定古代海上武装贸易及其价值意义的肯定;又通过对历史人物"范东明"形象的加工与改写,表达对明代历史与政治的独特看法。《战国海商传》对倭寇的"海商"定位,暴露了作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局限,但也为读者全面了解倭寇提供了另一种维度。     

明清的中国商船画卷——日本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藏《唐船之图》考证

江户时代的日本处于锁国状态，中国货物运往日本和日本物产运往中国，完全由从中国沿海诸港航行到长崎的中国商船（当时称为唐船）来承担。运输这些物资的唐船的形像，在介绍长崎的书籍插图及长崎版画等中，都有所描绘并得以保存下来。在长崎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中，保存着松浦家族历代藩主所收集的书画、器具、书籍等，它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个极其珍贵的宝库。该馆收藏的一幅题为《唐船之图》的画卷，对于研究日本和清朝之间贸易以及从事贸易的唐船形态，都是极其重要的资料。     

16世纪漳泉贸易港与日本的走私贸易

16世纪的中日关系,由于倭寇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人们通常把在漳泉沿海一带贸易的日本商人与倭寇混为一谈,其实他们与倭寇是有差别的.他们不烧杀,不掠夺,只是在漳泉沿海小岛或港口从事走私贸易.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虽然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但对日本贸易仍属严禁.而此时的贸易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象月港开禁前那样,有大量的日本商人来到漳泉沿海从事走私贸易,而是由漳泉商人主动将中国货物载运到日本贸易.     

宋烜:《明代浙江海防研究》

<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395页)倭寇问题几乎伴明一朝,浙江地区因地理位置冲要、经济条件优越而在倭寇肆虐时罹患最重。明代沿海诸省的海防布置,也因此以浙江地区为重。海防因倭寇而设,随着倭寇入犯的形势而不断改变。明代浙江地区倭寇的发生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体而言形成三次入犯高峰。第一次发生在洪武朝,元末割据东南的军阀张士诚、方国珍余孽遁     

《日本-鉴桴海图经》及明代中日海上航路的研究

明代郑舜功所撰《日本-鉴桴海图经》详细记述作者出使日本的经过及海上航路，并辑录了多种中日之间的针路资料，是研究明代中日关系及海上航路的重要史料。本文对《日本-鉴桴海图经》的内容及明代中日海上航路作综合性的研究。     

陈贤波:《重门之御——明代广东海防体制的转变》

正以往关于明代的海防史研究往往放置于军事制度变迁史,或倭寇变乱史,抑或海疆史的视角之中。这些研究固然在揭示海防宏观发展和变迁中有所贡献,但往往忽略了海防制度具体运作的机制和不同区域的实态,更加忽略了多重因素对海防发展的影响。有鉴于此,陈贤波教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著《重门之御——明代广东海防体制的转变》采用新的视角,"将国家海防体制置于特定的区域社会场景,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分析,从运作机制、地区形势、人事背景、社会影响等多个层面梳理明代广东海防体     

明代南京造船厂探微

有明一朝,南京乃全国造船和管理中心。由于隶属关系不同,明代南京造船虽有四部专著,但均未能厘清南京造船的大概情况,致使在讨论郑和宝船的建造时也意见各异。本文认为,明代南京造船厂除龙江船厂和宝船厂外,还有快船厂、马船厂和黄船厂,所造之船如快船、平船、马船、遮洋船等,涵盖了明代建造的大部分船型。以建造海船为主的快船厂位于新江口地区,与郑和宝船厂的位置重迭,现在被称为宝船厂遗址的地方就是快船厂遗址。本文简要介绍了《南船纪》、《船政》、《龙江船厂志》和《船政新书》,认为这四部专著乃是了解明代南京造船业的基本著作,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近40年来明代海防史研究的回顾和检讨

明代海防问题的相关研究,长期以来被置于倭寇史、军制史和海疆史三个学术脉络之下,已有成果丰硕,充分勾勒出整个海防体制的概貌和趋向。近年来,历史学的区域研究方兴未艾,回到当地的社会脉络,通过区域的、个案的研究揭示一时一地的海防实态,从许多历史的细部进一步揭示出国家制度的地方实践。从问题和思路的角度回顾近40年来明代海防史研究现状,有助于检讨和思考整个海防史研究的理路和存在的问题。     

梁启超《郑和传》在科学航海认识上的失误考辩

文章是作者继《梁启超〈郑和传〉的思想导向及启蒙作用》的续稿,分析批判了《郑和传》在科学航海认识上的失误,一是《郑和传》论述明代以前中国海运史失实,批驳了所谓中国是一大陆国、二千年前徐福出海寻三神山事件附会到了日本长崎;二是对《郑和传》论述的郑和船队在航海上的种种失误进行了考辨。     

一位被俘入倭的朝鲜人与明代福建官员学人之交往——以鲁认《锦溪日记》、《锦溪集》为中心

朝鲜人鲁认在《锦溪日记》和《锦溪集》中记载了其被俘日本两年,及从日本逃亡到中国福建后近半年期间的见闻,涉及中日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研究明代中朝两国官员学人交往及福建人文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本文即以鲁认所著《锦溪日记》、《锦溪集》之记述,结合中方文献,以企还原当时之史事一二。     

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唐人及其对日本的文化影响——以唐馆为中心

江户时期东渡赴日的唐人以从事贸易活动的唐船商人为主体,他们以唐馆为活动中心,在日本社会通过日常生活和节庆习俗进行着潜移默化的中国文化传播。同时还有为数众多随唐商船同来的高僧、儒士、画家、医者等,以及具有商贸和文化交往双重身份的唐商人,他们通过更广泛的与日本人接触的机会将对日本的文化影响发挥得淋漓尽致。透过对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唐人构成及其在唐馆内外所从事的文化活动的梳理,更可见以人和空间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阿里山森林铁路

<正>20世纪初,在日本与中国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予日本之后,日本侵略者对台湾资源进行了大肆的掠夺。台湾山区由于海拔高、温差大,包含了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不同的林业资源,因此,日本政府首先就将目光瞄准了台湾的林业资源。为了方便将砍伐下来的原木外运,森林铁道的修建计划便摆上了决策者的议事日程。     

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唐人及其对日本的文化影响——以唐馆为中心

江户时期东渡赴日的唐人以从事贸易活动的唐船商人为主体,他们以唐馆为活动中心,在日本社会通过日常生活和节庆习俗进行着潜移默化的中国文化传播。同时还有为数众多随唐商船同来的高僧、儒士、画家、医者等,以及具有商贸和文化交往双重身份的唐商人,他们通过更广泛的与日本人接触的机会将对日本的文化影响发挥得淋漓尽致。透过对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唐人构成及其在唐馆内外所从事的文化活动的梳理,更可见以人和空间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汤显祖戏剧人物的命运模式

一汤显祖(临川)是我国明代曲坛上杰出的剧作家,也是临川文化史上的一颗明星。他创作的玉茗堂“四梦”《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足为明代剧坛生色。他的“四梦”展现了一幅幅人生命运的图景,剧情皆以梦做为全剧的关键,但写法又各不相同。《紫钗记》叙霍小玉事,出自唐蒋防《霍小玉传》;《南柯记》记淳于棼事,出自唐李公佐《南柯太及传》;《还魂记》(牡     

《坤舆万国全图》解密中国发现澳洲——鹦哥地、厄蟇、火鸡的启示

《坤舆万国全图》主要地理已经被证明是來自完成于1430年左右的中国世界地图(已佚),而不是1602年利玛窦根据西方地图绘制的。利用词源学与方言学破译《坤舆万国全图》上的鸟名,证明中国首先到达澳大利亚和美洲。在《坤舆万国全图》地球南端绘有鹦哥地,按照地理位置,应是澳洲。澳洲未被发现以前,欧洲的地图有鹦哥地,但发现后反而改用别的地名。欧洲历史上不产鹦鹉,鹦鹉早就在欧洲绝迹,除地图外,没有第一手文献证明欧人在16世纪发现鹦哥地。中国自汉朝以来到清朝历代均有采集、餋养、崇尚鹦鹉的习惯,尤其历代帝王均有从外国进口鹦鹉,文献注明鹦鹉产地。通过文献、风俗、地图,和各方面的比较,《坤舆万国全图》和《三才图会》中的《山海舆地全图》上的鹦哥地,不可能是西方命名的,而是中国人命名的。又根据《坤舆万国全图》有关厄蟇鸟在南洋的记载,厄蟇以鸟鸣命名,以汉语南方方言注音。欧洲初期对此鸟的命名实从中国词汇误译,以后方更正。表示明代中国在1430年代即了解澳洲、南美洲。美洲原住民普遍对英国殖民者称美洲火鸡为furkee,英文turkey为furkee读写之误。美洲原住民只对外人用此词。火鸡是明代人对鹤驼的称谓。通过语源学分析中国及欧洲各国对火鸡的称谓,结论是furkee即中国南方方言火鸡(forgai或fuigee),此词由明代传入美洲。中国对这几种亚洲、澳洲、美洲不会飞的鸟的名称和描述,意味着在15世纪的中国与澳大利亚和美洲早有交通,比哥伦布出航早70年。     

《海道经》源流考

《海道经》的作者及成书至今没有定论,本文比较了《江南经略》、《崇祯太仓州志》和《海道经》针路同源的文献,并比较了《广舆图》、二种版本《海道经》、《嘉靖靖江县志》、《东西洋考》的同源占验歌诀.本文指出《海道指南图》、针路、歌诀是明代前期船民所作,明代中后期才经人补缀汇编而成为《海道经》.     

新发现的《坤舆万国全图》及其学术价值

2016年10月,在美国拍卖市场上,出现了两条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摹绘本的残图。我们可按这件拍卖品的编号,称其为"6084号残图"。由于残图上有"大明海",而"大明一统"则被改作"大清一统",因此,可以确定,它是明代摹绘的,清朝建立后还被人使用过。但"6084号残图"不可能直接摹自利玛窦原版《坤舆万国全图》,上面的图画也不是利玛窦绘上去的。这幅新发现的《坤舆万国全图》残图,为深入研究利玛窦世界地图及其影响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     

《坤舆万国全图》解密中国发现澳洲——鹦哥地、厄墓、火鸡的启示

《坤舆万国全图》主要地理已经被证明是来自完成于1430年左右的中国世界地图（已佚），而不是1602年利玛窦根据西方地图绘制的。利用词源学与方言学破译《坤舆万国全图》上的鸟名，证明中国首先到达澳大利亚和美洲。在《坤舆万国全图》地球南端绘有鹦哥地，按照地理位置，应是澳洲。澳洲未被发现以前，欧洲的地图有鹦哥地，但发现后反而改用别的地名。欧洲历史上不产鹦鹉，鹦鹉早就在欧洲绝迹，除地图外，没有第一手文献证明欧人在16世纪发现鹦哥地。中国自汉朝以来到清朝历代均有采集、黉养、崇尚鹦鹉的习惯，尤其历代帝王均有从外国进口鹦鹉，文献注明鹦鹉产地。通过文献、风俗、地图，和各方面的比较，《坤舆万国全图》和《三才图会》中的《山海舆地全图》上的鹦哥地，不可能是西方命名的，而是中国人命名的。又根据《坤舆万国全图》有关厄墓鸟在南洋的记载，厄墓以乌鸣命名，以汉语南方方言注音。欧洲初期对此鸟的命名实从中国词汇误译，以后方更正。表示明代中国在1430年代即了解澳洲、南美洲。美洲原住民普遍对英国殖民者称美洲火鸡为furkee，英文turkey为furkee读写之误。美洲原住民只对外人用此词。火鸡是明代人对鹤驼的称谓。通过语源学分析中国及欧洲各国对火鸡的称谓，结论是furkee即中国南方方言火鸡（forgai或fuigee），此词由明代传入美洲。中国对这几种亚洲、澳洲、美洲不会飞的鸟的名称和描述，意味着在15世纪的中国与澳大利亚和美洲早有交通，比哥伦布出航早70年。     

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

正(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1440页)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澳门史研究,汤开建教授便重点关注16-19世纪澳门的西洋文明,先后发表很多篇学术论文,并完成《明清士大夫与澳门》(1998)、《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1999)、《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2004)、《明清天主教史论稿初编:从澳门出发》(2011)、《明代澳门史论稿》(2012)和《被遗忘的"工业起飞":澳     

从龙江厂看明代船厂的建制与管理系统

本文以《龙江船厂志》和《南船记》为主,对明代的龙江船厂的建制、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等进行系统分析。论述在五、六百年前中国造船厂的管理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