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右卫百户吴铭下西洋史料新证

《吴斌墓志铭》记载合肥人吴保驻守福州右卫及其子孙世袭百户的史实,涉及屯田、下西洋、卫所官职承袭等内容。尤其是明确提及吴铭"宣德中,选下西洋,遍历诸国"的经历,填补《卫所武职选簿》的缺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结合《明宣宗实录》等其他史料的记载,证实福州卫所官军与郑和下西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福建兴化卫下西洋官兵史料考略

弘治《兴化府志》保留的兴化卫官兵下西洋资料来源于贴黄文册，具有较高参考价值。而且，可以补充明代《卫所武职选簿》的缺失，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历史的重要史料之一。     

王景弘及其后裔新探--以明代卫所《武职选簿》档案为中心

郑和下西洋研究领域中,对航海家王景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介绍其生平、籍贯和对下西洋的贡献等方面.由于史料和谱牒的缺乏,王景弘子嗣问题至今尚未有专论.本文通过整理和分析明代卫所<武职选簿>所载武官的档案,发现王景弘的后裔王祯、王英和王心等人的情况以及王祯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的一些事迹,并对郑和主持的"苏干剌平乱"作一些史料性补充考证.     

《明实录》中永乐元年至宣德六年造海船记录有关问题试析

明初郑和船队七次大规模的洋际航行,是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完成这一壮举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要有能够乘风破浪而行的远洋船只.对郑和下西洋船只诸问题的探讨不仅涉及郑和下西洋史实本身,还与中国古代造船、航海等科技成就有关.但由于史料记载以及人们对史料的理解、释读等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郑和下西洋的船只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本文谨就<明实录>中永乐元年(1403)至宣德六年(1431)有关建造、改造海船记录涉及郑和下西洋船只的几个问题提出看法和认识.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使命与贡献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是明太宗朱棣时期郑和六次下西洋的继续和终结。明宣宗朱瞻基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决策者和驱动者,郑和、王景弘为此次航行的正使。此次航行以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为后盾,以无敌的海军特混舰队为使团船队,以和平友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为指导。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担负着恢复和发展多个国家和明皇朝的朝贡关系;调解国际争端,维护地区的和平;整修海外的基地;恢复和扩展东西洋交通航线;开展贸易,采购物资;促进亚非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物产等的交流与和平发展;巩固明朝在国际上主导地位的重要使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出使26国,时跨三年,是一次大规模的和平外交与航海活动,体现了"各敬顺天道,抚揖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共同发展的理念。     

永乐年间王景弘随太宗巡狩北征焉能又六下西洋

当代王景弘与郑和下西洋研究的主流看法:永乐年间王景弘与郑和同为正使,六下西洋;依据清代地方志确认王景弘为今福建漳平人。经核查考析,二者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明太宗实录》与清代地方志中都没有王景弘永乐年间六下西洋的记述,对前者未予支持;清代地方志中永乐年间王景弘随从太宗巡狩北征的记载,明代地方志中已有;考其时间与郑和第二、三、四、五、六次下西洋的时间段相符合,具有同时性。人无分身术,永乐年间王景弘随从太宗巡狩北征,就不可能又同郑和第二、三、四、五、六次下西洋,从而对永乐年间王景弘六下西洋说予以了否定。     

郑和下西洋古代对外开放的里程碑

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伟大壮举。明初有禁有开，明清两代开与禁并存。郑和下西洋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军事视角下的郑和下西洋研究——以明朝初年远洋海权的极盛与衰落为考察

文章从军事视角分析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作用,指出郑和下西洋虽将海权从西太平洋拓展到印度洋的广阔海域,但其远航仍然是和平之旅。然而,由于经济、文化、地缘、制度、模式等诸重因素的制约,中国明朝初年的远洋海权昙花一现,海上力量盛极而衰,迅速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从明清海外交通著作看郑和下西洋与华侨

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从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前后七次下西洋,访问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和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外交通史的里程碑,它促进了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且对华侨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从明清时期海外交通著作的有关记载,探讨郑和下西洋与华侨的关系.     

郑和下西洋的出国门——五虎门考辨

对于郑和历次下西洋的出国门,在国内外郑和研究著述中,尚未见专文论述,而在这个问题上,自明朝至今还存在一些误解在传讹,很有必要澄清。通过考证,论定郑和下西洋的出国门应是五虎门,而非其他港口。对五虎门在海疆中地理形势和其地名渊源及古今行政隶属进行了考辩,对五虎门的古今功能进行了考证,建议在地方命名上保持著名国门的历史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