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泉州华侨家庭类型及其变化

20世纪上半叶,泉州籍移民作为国际移民大潮的一份子,出国人数剧增,随之出现大量由国外成员和原籍成员所组成的华侨家庭。这种跨国家庭结构,呈现不同的形式,也出现了侨眷家庭妇女所扮演的多重角色,这在延续千百年的传统闽南家族组织中,无疑是一种新的家庭结构模式。本文试图通过族谱、墓志铭和田野调查资料,浅析这一时期该地华侨家庭类型、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     

1860年以前的潮州海外移民:以族谱资料为中心

对潮州海外移民的研究,已经有很丰硕的成果.由于1860年汕头开埠后,有更多文献材料存世,研究也更为深入;而为资料所限,汕头开埠前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拟利用以族谱为中心的民间文献,结合有关社会历史背景材料,对1860年以前的潮州海外移民情况做点研究.主要内容包括:移民时间及原因、移民规模、移居地,以及从数据中反映出来的本地人对移民和移居地的看法.期望用这些尚未被发掘的资料,对以往的研究,有所补罅.     

从田野调查看明清时期泉州明教的走向

宋元时期,泉州的明教(摩尼教)活动甚盛.从考古和历史资料证明,宋代有大批明教徒聚会于晋江华表山麓的草庵,元代在泉州城里专门设有管理江南诸路明教和秦教(基督教)的机构.元至元五年(1339),明教徒在草庵建构石室,镌刻"道貌佛身"的摩尼光佛像,以吸引大批信众前来朝拜.然而,如<闽书>所云,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以"上逼国号"为罪名,厉禁明教,使明教趋于衰落.明清以来,除何乔远在<闽书>中的记载之外,涉及泉州明教的文字资料极少,以致诸多研究摩尼教的学者对于这一时期泉州明教的活动情况.也只能笼统以"衰微"或"消亡"概言之.2004年以来,笔者在晋江草庵周边进行田野调查,通过查询族谱,访问乡老,考察民间宗教活动,发现了一些有关明教(摩尼教)的踪迹,希望能藉此理出明清以来泉州明教活动的走向.     

为华化摩尼教研究献新知——评粘良图《晋江草庵研究》

位于福建晋江华表山山麓的草庵,是上个世纪50年代发现的元明时代华化摩尼教寺庙遗址,向为国际摩尼教学者所瞩目.本文高度评价新近出版的粘良图<晋江草庵研究>一书,认为该书作者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掌握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包括地方文献、族谱、碑刻、民间历代口碑等等,通过对该等资料的解读,对现有的草庵遗址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历史考察,阐发当年摩尼教草庵存在的社会生态环境,勾勒了草庵沿革的历史轨迹,揭示了摩尼教融入当地民间信仰的最后归宿,该书为华化摩尼教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清代中前期浙南移民的国家化与本地化——以石仓祠庙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清代浙江省南部松阳县石仓地区祠庙变迁过程的研究,探究了清代移民社会的国家化与本地化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从乾隆中期到道光后期,随着石仓移民商业的成功,石仓民间信仰逐渐正统化,富裕商人开始士绅化,地方社会出现宗族化.这些变化的核心是石仓移民社会对国家"文化秩序"的接受.虽然石仓移民并没有刻意地去追求融入"本地"社会,但他们通过"国家化"的途径而达到了"本地化"的效果.     

航海高职院校竞争力现状分析

航海高职院校竞争力是指围绕培养高级航海人才(主要包括高级船员,也包含相关航运服务业人员)所拥有的独特教育资源和整合这些资源而形成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是航海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实力,是航海高职院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本文通过管理者的综合素质及人格、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及合力、全新的教育理念、优秀的校园文化、专业设置与建设、师资结构及素质要求、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办学特色等8个方面分析研究航海高职院校的竞争力现状。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古罗国——基于中文史料的探查

Kalah是9-14世纪阿拉伯文献中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地名。同时期,唐宋中文史料有关于箇罗、古罗国的记载。以往研究主要是通过将中文地名与其他语言中相关地名进行语音对勘,以此确定地名的方位问题,而对中文史料记录的地名方位信息的梳理和考证重视不够。本文对唐宋时期史料所记箇罗、古罗相关方位信息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以明代航海更路史料与之进行检验,认为唐宋史料所记地名方位信息特别是贾耽《路程》中对箇罗方位的记载以及宋代有关古罗的航程记载,是相对可靠的。因此,若基于中文史料所记载的相关方位信息看,唐宋时期地名箇罗、古罗当为一地,位于今天马六甲一带,而与之相关的哥谷罗(葛古罗)当在古罗西面不远处。     

泉州与新罗、高丽关系文物史迹探源

本文是近年来通过搜集有关历史资料及田野调查与访谈所撰写的.其中如古代泉州南安县二十二都的新罗村和新罗寺,泉州中心老城区的高丽巷,南安县十三都的高丽厝,永春县七都的高丽村以及肇基者之一林佛生的"高丽墓"等等.就其名称而言,似乎都与古代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和高丽国存在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而有关新罗参、新罗松、新罗葛、高丽菜等,都是通过相互交往所引进的植物.至于与雪峰义存禅师及其法嗣相关的福清寺和招庆寺,则无疑是唐五代时期泉州与新罗国佛教界人士友好交往的最佳见证.     

试论榕台两地的五帝信仰与两岸民间交流

福建与台湾均有"五帝"信仰.不同的是大陆供奉"五帝"的庙宇称五帝庙,或称白龙庙;而在台湾人们多称为"五龙殿".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台湾的"五帝"信仰源于大陆,其祖庙就在福州,文献与文物古迹均可作证.本文以大量田野调查资料、文献记载与民间习俗论证榕台两地五帝信仰的传承与演变.     

清代泉州东石港航运业考析——以族谱资料为中心

东石海港为泉州"三湾十二港"之一,早有以海为田的传统.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东石民众许多随往台地定居.随着台湾经济发展,人口增多,贸易需求亟增.东石人乘此机遇,合力疏通新港,开凿船坞,组建郊行,藉人缘地缘之亲近,发展对台贸易,置船数以百计,川走南北,冲风搏浪,世代为业.笔者据最近进行的涉台文物调查,特别是东石各族氏保存的族谱资料,记录、考析当时东石著名的"周益兴号"、"德泰记"、"源利号"、"玉记"四家船商的兴衰历程,冀以介绍清代东石航运贸易之盛况.     

泉州海神通远王源流与信仰流变新探

泉州海神通远王史载多有抵牾。宋代灵岳祠神为崇应公、通远王,蔡襄与其封号无关。北宋末年通远王由山神向海神转变。延福寺与昭惠庙互惠互利,放弃血食祭祀成为两者结合的体现。明代九日山通远王信仰衰落,随着时空变化,其从神陈益在安海、黄志在青阳的地位隆升,甚至超过了主神。     

基于“STCW公约马尼拉修正案”的航海英语题库建设的研究

海船船员适任证书航海英语考试是为了测试国际海员运用英语进行相关专业工作的能力,而航海英语试题库建设的有效使用是实现该测试目标的有力保障。针对目前测试所出现的问题,探索如何根据测试学原理制定相应的标‘准、原则等,建设一套科学合理的航海英语试题库,切实有效地促进海船船员英语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论航海英语教师的语言学修养

航海英语教学属于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范畴,是以语言为中心的理论和实践课程。由于它的本质决定,航海英语教师更加需要了解语言学知识,具备语言学修养,有能力将语言学理论和教学法理论应用于航海英语教学实践,以＂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更加得心应手地从事航海英语教学工作。本文从传统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论述航海英语教师如何从语言学的角度理解和把握语言的本质及其由此而衍生的各类教学方法,并将语言学理论引入航海英语教学实践。     

神户闽南商人的海外贸易网络及其家族性特征

在15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初,闽南人基于"出海谋生"的目的,大规模向海外进行人口移动.这段时期,闽南人的海外人口移动,不仅有规模性,而且具有持续性.其分布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及港澳台等地区.在这几百年的移民潮中,闽南华侨利用地缘、血缘、业缘等优势,在东南亚等地区建立了坚固而广阔的商业贸易网.1868年神户开港后,大批的华侨纷纷前往神户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前,神户成为日本对中国及东南亚的最主要贸易港口,而闽南华侨在开发日本的中国及东南亚市场所起作用非常的显著.闽南华侨为何能如此成功地发展中国及东南亚市场,其优势之所在,的确耐人寻味.本报告将列举活跃在日本神户的闽南华侨的事例,并藉由族谱、阄书、商号条规等资料,探讨闽南商人的经营资本与家族的关系;他们对于家族财产是如何维系与分配;最后,对华侨的海外贸易网中,是否存在着家族性特征及延续"经济家族"的传统特质作一番考证.     

清浚元图记录泉州对伊斯兰地区的交通

天台僧人清浚的<广轮疆里图>作于公元1360年(元顺帝至正二十年),在中国古代地图史上占有一席显要的地位.它既是现存最详尽、准确的元代疆里总图,又是明初<大明混-图>、<混-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等的重要底图.正是在清浚的地图上,对泉州的海外交通航线作了非常值得注意的记录:"自泉州凤帆,六十日至爪哇,百二十八日至马八儿,二百余日至忽鲁没思."这说明当时泉州航抵海外的广阔地区,包含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等地.在一张硕果仅存的元代全国舆地总图上,只标明了唯有的一条中国远洋航海线路,它不啻是元代泉州第一大港地位的重要佐证.     

韩国的海洋信仰与丰渔祭

韩国的海,特别是以西海岸为中心的沿海地区是连接中国、日本等东南亚地域的海洋文化的受容地,韩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地。韩国的西海岸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可以接触到多样的文化,而且鱼类也多种多样,是渔捞活动的中心。长久以来顺应海洋这一大自然进行渔捞活动的同时,产生了很多世代相传的风俗,丰渔祭可以说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本文将通过观察韩国海洋文化中心——西海岸的海洋信仰丰渔祭的仪式,来探讨一下它所具有的意义。     

南海神庙与船拳

南海神有庇护、救助和巡海功能,南海频繁的海上活动孕育和成就了船拳．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船拳对于打击猖獗的海盗势力,丰富千年庙会,维护航海活动及中外贸易的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针迷舵失“试探——中国14至15世纪初航海的地磁影响

在中国的航海史上,有所谓"下西洋"的远航商贸活动.船从东南沿海出发,经过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到孟加拉湾,甚而越过印度洋而抵非洲东海岸.航海中以牵星术和罗盘导航.元代汪大渊和明代费信在远航归国后都曾著书以记录航行见闻.他们的著作中都曾言及船舶经过七洲和昆仑时出现"针迷舵失"的现象.舵是以指南针的指向来确定航行路线的,所谓"针迷舵失"意指罗盘上的磁针"迷失"了南北方向.只要磁针尚有磁性,它迷失方向是决不可能的事.对于这历史上的航海之迷迄今未见有文章讨论之.本文就此谈点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唐代诗人的海洋情结

通过品析唐代诗歌,阐述了唐代诗人有着浓厚的海洋情结,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唐代“海”字文章做得大而强,海水制盐、珍珠采集、季风航海、海外贸易等在唐诗中都有如实反映;另一方面,唐代诗人由海洋激发的诸多人生感悟,无论积极与消极,唐诗也作了真切的记录．唐代诗人对海洋情有所钟,这首先应归功于时代生活的推动,其次是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明实录》中永乐元年至宣德六年造海船记录有关问题试析

明初郑和船队七次大规模的洋际航行,是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完成这一壮举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要有能够乘风破浪而行的远洋船只.对郑和下西洋船只诸问题的探讨不仅涉及郑和下西洋史实本身,还与中国古代造船、航海等科技成就有关.但由于史料记载以及人们对史料的理解、释读等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郑和下西洋的船只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本文谨就<明实录>中永乐元年(1403)至宣德六年(1431)有关建造、改造海船记录涉及郑和下西洋船只的几个问题提出看法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