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的塑造——以1950年代的国家话语为中心

1950年代国家对于农民利益的关注和承诺,导致了农民观念中的国家意识的根本变革.农民不但接受了国家的权威,而且也认同了国家的规划和目标,并对国家的规划和目标作出积极的反应,这些反应有可能对于国家新规划、新目标的定位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1950年代新的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国家与农民"同谋"的结果.     

土地耕种与"田面权"之争——以抗战胜利后嘉善县的佃权纠纷为中心

本文利用嘉善县一批抗战胜利后的租佃纠纷档案,分析了"田面权"分化的具体过程."田面权"的产生让土地耕种者看到了获得土地产权的希望,大大加快了土地的分化过程.然而,对于不同的"田面权"所有者来说,"田面权"的确定却有不一样的意义.不管是哪一类"田面权"所有者,其权利的实现都受到土地耕种者的牵制,这是因为"田面权"通过土地耕种而得来,也必须通过耕种来保障."田面权"的这种特性也大大增加了交易市场中的租佃纠纷.     

浙南山区明代普通民居发现的意义——以松阳县石仓为例

本文介绍了作者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和建筑结构分析方法发现石仓早期民居并判定这些民居建于明代的过程,阐述建筑史研究中多学科方法结合的重要性,以及浙江明代普通民居的建筑社会史意义.     

土地分种:雇佣、合作还是出租——以南汇县土改档案为中心

本文透过南汇县的土改档案,证明南汇县农村盛行土地“分种”制,其实质并非租佃制度中的“分租”制,而是当地农民自耕土地的一种。在“分种”制下,农民可以雇工耕作,也可与他人合作耕种。这一事实,不仅可以质疑传统的租佃理论,更可以丰富我们对于江南地区土地制度复杂性的认识。     

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

本文以《申报》的有关报道为依据，研究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广州、香港和上海三地的关系。在广州采取传统鼠疫应对方式的同时，香港与上海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不仅促进了两大城市以及中国海港城市卫生检疫事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两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媒体有关政府角色的讨论，已经意含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否定。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证明了一个新的网络化的生态系统不仅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模式，更改变了人们对于未来世界的期望和想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可以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本质视作生态的变迁，也可以将百余年来生态变迁的本质视作社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