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的理性资源--儒学的现代困境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贡献

实现现代化是今日中国不可回避的时代主题。源自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是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现代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相应的方法体系的支撑。在中国人既有的传统哲学资源中，儒门外王之学明显侧重于皇权社会的政治建构，而宋明以来的新儒内圣之学又仅仅落实在主体心性修持的一边，因此都不能为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扎根提供适切有效的方法论基础。中国人介绍、传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动因只在政治社会层面。但是，自被确立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之后，以唯物论与辩证法为思想精髓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国人吸纳与发展西方现代科学最得心应手的方法、工具。这不但及时克服了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有限性，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目前及今后中国的发展开拓了崭新的存活空间。     

17～18世纪中日儒学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17～18世纪日本和中国的儒学演变比较，通过中日儒学政治思想比较，认为近代日本社会发展不同于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日本儒学政治思想与中国儒学政治思想的不同。     

贺麟的儒家思想现代性话语

贺麟提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问题。这一问题可以解读为儒家思想的现代性开展的可能性问题。我们从是否可能、为何可能和如何可能三个问题入手考察贺麟的解题思路：从儒家道德的批判、非儒思想的提倡和西方文化的引进三个方面回答了是否可能问题;从文化的体用之辨回答了为何可能问题;从检讨和“化西”两个途径回答了如何可能问题。他不是在儒家思想中找寻个别现代性因素,而是从整体上反思儒家思想现代性开展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话语框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儒家思想现代性开展的现实可能性、解释能力、客观途径等问题。这些问题表征出现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内在困境。     

《论语》中“仁”的术语视角化英译

本文首先提出了“仁”作为儒学术语的观点,在比较《论语》不同英译本对“仁”的翻译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术语学理论,提出了“仁”的术语视角化英译,以及译者在《论语》儒学术语翻译中应遵循术语定名原则的观点.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义利观

关于义利关系的在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已持续了二千年之久，在中国，义利问题仍然在现实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儒家的“贵义贱利”、“重义轻利”固然是错误的，但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则是荒谬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尚义贵利、遵义兴利”。     

试论伊斯兰哲学对宋明儒学的影响

田中逸平(1882-1934)于1924年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市皈依伊斯兰教,为日本伊斯兰教开创者之一、也是日本第二位哈只.尽管如此,他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仍没放弃对日本神道与儒教的信仰,及至主张五教(儒、道、佛、基督、回)合一.明末清初,中国出现几位精通儒教的穆斯林学者,深信回儒两教相融无间、甚或同源,从事伊斯兰经典汉译工作.他们深受以天人合一为主旨,集古代希腊、波斯、印度哲学为大成的苏非主义哲学(即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影响.<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为其代表性人物刘智所著.田中逸平曾将<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翻译成日文.他也深信回儒相通,认为刘智之学类似王阳明致良知之说.该书原著为已失传的波斯文<穆罕默德传>的汉译.尽管刘智全篇使用宋儒概念,但其哲学体系仍为苏非主义.1933年,中国考古学家陈子怡著<宋人理学由回教蜕化而出>剖析宋儒理学,指出伊斯兰哲学类似宋儒理学而其义理的深度和精度远胜过宋儒.儒教在宋代,以周濂溪、张载、二程子等为先驱,及至朱熹出现革命性变化,与以往儒教大为改观.儒教在明代,又出现阳明学,因批评朱子学而标新立异.它们是否为儒学内在发展,却大有可疑之处.本文探讨中国伊斯兰思想渊源及朱熹、王阳明思想背景,试论伊斯兰哲学影响宋明理学的可能性.     

唐太宗的崇儒思想与崇儒活动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开展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活动,崇儒是其文化政策的一部分。太宗的崇儒措施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提高儒学与儒生的地位,推尊孔教;二是搜集整理儒家经典,统一注疏;三是在各级学校中推广儒学教学,奖劝读经;四是制礼作乐,援礼入律。太宗的崇儒活动改变了儒学三百余年失落不彰的窘境,为唐代的文化繁荣和儒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翻译、流传与阐发——冯友兰与“Neo-Confucian(ism)”概念

冯友兰在留美期间(1920—1923)吸收了西方“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最早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指出宋明新儒学受佛道影响在本体工夫论上与先秦儒家不同，但在人生观上一致。随后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也阐发了“新儒家(学)”概念，从而使其成为流行的学术名词。虽然由于构建中国哲学史概念体系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文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道学”概念。但卜德又将冯友兰论著中的“道学”翻译为“Neo-Confucian(ism)”,从而促进了其在学术界的传播。随后以狄百瑞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致力于阐发宋明新儒学的现代价值，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概念在海内外的普及。     

“五四”精神与儒学现代化

“民主”、“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扬的同旗帜，也是先进的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探索民族文化出路的思想启蒙的结晶。如何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换，把“民主”、“科学”引进到传统文化中来成为当时文化界的热点。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主张“打倒孔家店”，用“民主”、“科学”消融儒学；以梁漱明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则主张“走孔子的路”，把“民主”、“科学”纳入到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体系，从而开辟了新儒学的理论先河。“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其本质应是一种文化的生长，“民主”与“科学”仍是其必然要求。因此，对待传统儒学，要运用“民主”、“科学”两把标尺，本着“批判－挖掘－超越”的原则，实现其向现代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