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中国商船画卷——日本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藏《唐船之图》考证

江户时代的日本处于锁国状态，中国货物运往日本和日本物产运往中国，完全由从中国沿海诸港航行到长崎的中国商船（当时称为唐船）来承担。运输这些物资的唐船的形像，在介绍长崎的书籍插图及长崎版画等中，都有所描绘并得以保存下来。在长崎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中，保存着松浦家族历代藩主所收集的书画、器具、书籍等，它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个极其珍贵的宝库。该馆收藏的一幅题为《唐船之图》的画卷，对于研究日本和清朝之间贸易以及从事贸易的唐船形态，都是极其重要的资料。     

清代中国嘉庆年间之东亚的朝贡国与互市国

作为传统的中华帝国,清政府一直保持着与东亚诸国的朝贡关系.但是嘉庆年间确立了新的朝贡体制,将之前的朝贡国家与之后开始贸易交往的国家区分开.东亚的朝鲜和琉球一直都是中国的朝贡国.由于日本施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不是中国的朝贡国,但清朝嘉庆年间,日本被中国视作朝贡国中的贸易互市国加以对待.     

16—18世纪澳葡、荷兰人、日本人运出的日本白银考述

日本是近代亚洲最主要的白银输出国。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及西方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从17世纪赴日贸易的澳葡、荷兰商船入手，考证16—18世纪澳葡、荷兰商船从日本运出的白银数量，以及日本朱印船从长崎运出的白银数额。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外学者以往结论的可靠性，兼及日本白银输出对亚洲区间贸易的影响。     

唐宋时期泉州与东北亚的陶瓷贸易

唐宋时期,泉州地区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商业重镇和陶瓷的重要产区,海外贸易发达,与东北亚各国的海上交往频繁.在文字记载阙如的情况下,大量的古陶瓷是再现它们之间贸易关系以及文化交往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尤其在宋代,泉州的外销瓷销售范围广、数量多,在日本有许多重要的发现.虽然在朝鲜半岛上已知的泉州古陶瓷发现的数量不多,但笔者认为,这个时期以朝鲜半岛在中国及东北亚贸易圈中的重要地位而言,在贸易交往频繁的年代以及许多泉商常驻高丽的情形下,泉州陶瓷在半岛上应存在某种程度的贸易和遗存,对此有待进一步考古发现和探究.     

今年上半年山东青岛邮轮母港客运量增幅为全国最高

<正>满载3300多名乘客的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10日从青岛首航前往日本长崎,开启4晚5天的海上中秋豪华之旅。这是国际知名邮轮公司首次在青岛市和山东省实现常态化运营。今年,青岛邮轮母港与歌诗达公司共同签署了"赛琳娜号"邮轮16个航次的战略合作协议,着力打造中国北方邮轮旅游平台。青岛邮轮母港还促     

汇率波动第三国效应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现有国内研究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都没有考虑第三国效应,而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使得中国的出口必然受到汇率波动第三国效应的影响。文章基于中美日三国的东亚三角贸易模式,首先利用三角贸易指数刻画了中美日三国三角贸易的动态演变,并对“日本出口中国”和“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了“日本出口中国中间品-中国出口美国消费品”的贸易模式是中美日三角贸易关系的实质内容。然后建立了包含美元和日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变量的中美出口贸易协整,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内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中都存在显著的汇率波动的第三国效应,在长期内日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对美出口有正向的显著的第三国效应,其效应弹性要小于中美汇率双边波动效应弹性并与之方向相反,最后是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     

新安船装载的紫檀木和国际贸易

在新安船上装载的与新安船的交易活动范围有关的商品中,最突出的是陶瓷器、铜钱和紫檀木,紫檀木是从属于热带以及亚热带的东南亚购入的,而当时前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地区的中国商船主要从泉州港出发.由于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出土,新安船被认为是在福建地区制造的泉州船舶.新安船是以东南亚和中国以及东北亚作为活动舞台的贸易船,在向最终目的地日本博多航行过程中,经过高丽沿岸时遇难,最终没能返回.新安船装载的1017根紫檀木,是把新安船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和日本以外的东南亚和西域的重要资料.     

15世纪后期的福建海商和日本堺市的贸易商人

15世纪后期日本的应仁之乱,改变了日明贸易体系,1469年遣明船在堺市的首次入港,标志着堺市和福建海商之间在太平洋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掌握了日明贸易新体系的主导权的堺市商人,不仅从福建海商那里进口陶瓷、丝绸、砂糖、茶叶等物产,还传递着各种政治信息,对日中两国历史事件的连动关系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而在二者海商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是福建和堺市的一些禅宗寺院的僧侣.     

战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日本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从对日本对外贸易结构及产业结构发展阶段与特点的分析入手,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对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在产业结构及贸易结构调整中应吸收的经验。     

从17世纪前期台湾海峡中、日、荷三角贸易格局看早期日荷在台湾的冲突

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南部后,便以此为据点收购中国商品,从事对日本的转口贸易,并因此与在台经营中日走私贸易的日本商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然而荷方在17世纪前期台湾海峡中、日、荷三角贸易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决定了其在日荷冲突中一直处于劣势。所以荷方试图转而从三角贸易关系中的另一方面着手,通过调整中荷贸易关系来改变台湾海峡贸易格局,从而避免与日本的冲突。不过因种种原因,荷方的努力归于失败,最终在日荷冲突中陷入绝境。但随后日本的锁国,却让荷方戏剧性地赢得了这场冲突的胜利,并彻底摆脱了原先的受制处境,成为新贸易格局下的一大受益者。     

明福建遗民林上珍、何倩甫之海外播迁

《华夷变态》卷3收有《大明论》和《清朝有国论》两篇论策，作者分别为以明朝遗民自居的何倩甫和林上珍。但二文皆不署日期，何、林二人亦未见诸中国史籍记载。本文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华夷变态》所收风说书及相关史料记载，确定二人皆为福建人，托庇于台湾郑氏政权。二人在明清鼎革的大变局中中断儒业，随郑氏官商贩海为生，于康熙十四年（1675）东渡日本，很可能是追随东宁船头蔡胜官等人，前来参与有关郑氏后裔长崎存银之争讼。其羁留长崎期间与日本儒者大高坂芝山颇多交游酬酢。二人对于清朝政权心怀怨望，对于明朝的兴复则充满期许。出自二人手笔的《大明论》和《清朝有国论》逃脱了清初的严密文网，流播海外，对于观察明清鼎革期间普通明朝遗民的华夷观念以及正统意识，有极其珍贵的文献及历史价值。     

富田升:《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

正(赵秀敏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8月,296页)文物贸易是中外交流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环。近年历史学家也开始关注海外中国文物的溯源和流转,日本学者富田升即是其中之一。富田教授一直关注清宫旧藏,此书是他进一步探索的成果。本书在利用大量一手原始资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中国文物各种流出形态,阐明其复杂的时势背景,特别围绕其与日本的关系加以探讨,结合日本古董商     

从《旅行须知细则》看清代琉球对华“隐蔽政策”——兼谈琉球候文文献的史料价值

长期于中日间维持某种特殊地位的琉球王国，其流传至今的古文献，除早为我国学者熟悉的《历代宝案》《中山世谱》等汉文文献外，还有一批以“近世候文”体写成的日文文献。后者由于存在文字解读上的困难，以往研究中很少被国内学者利用，但其中大量涉及中琉政治、贸易及文化往来，尤其是揭示日本萨摩藩如何于幕后操控琉球对华朝贡贸易的内容，无疑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清代两国关系不可或缺之材料。乾隆中期琉球王府评定所以国内士族为主要对象先后两次发布的《旅行须知细则》,即为反映清代琉球对华“隐蔽政策”的重要史料。结合该文献对中、琉汉文史料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再研究，可使我们发现诸多看似意外的漂流事件背后，存在一直为琉球方面努力掩盖、不能被中国人知晓的秘密。     

近代青岛港对日贸易研究综述(1898—1945)

青岛港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进出口口岸之一,尤其与日本的贸易关系最为密切。自德国宣布青岛港为自由港后,日本的经济势力逐渐向青岛渗入,并在德占青岛末期成为青岛港最大的贸易对象。1914年日本侵占青岛,控制并利用青岛港为其侵略活动服务,在直至二战结束的数十年间,日本始终垄断着青岛港的对外贸易,这对青岛乃至山东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一方面分四个阶段来梳理近代有关青岛港对日贸易的文献资料和著述,另一方面对现代的研究成果、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进行阐述和分析。     

清代台湾海峡的自然灾害与闽台贸易

清代福建海外贸易的衰微,论者多以为是清朝统治者闭关自守政策所致.实际上笔者以为与清代台湾海峡进入自然灾害高发期有关.影响台湾海峡地区海上贸易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暴风与瘟疫等灾害.本文研究清代上述灾害对两岸海上航运造成的影响及两地官员与民众的救灾措施.     

18世纪欧美诸国的亚洲公司与广州贸易

17世纪初,欧洲各国在绝对主义高扬时期,为了与亚洲及新大陆进行交易而设立了贸易独占公司.其典型的事例为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及荷兰的联合东印度公司.与此同时,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家也同样设立了东印度公司.至此西欧各国的东印度公司的活动,不仅只局限于欧洲.这一点,在阐释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前亚洲与欧洲的关系的研究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问题,但是至今为止的研究并没注意到这一点.尤其对于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关系,东印度公司的存在是阐释中国与西欧关系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本报告中,首先对欧洲国家的进出亚洲的历史做简略的概述,并探讨当时西欧的东印度公司的状况.     

16世纪漳泉贸易港与日本的走私贸易

16世纪的中日关系,由于倭寇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人们通常把在漳泉沿海一带贸易的日本商人与倭寇混为一谈,其实他们与倭寇是有差别的.他们不烧杀,不掠夺,只是在漳泉沿海小岛或港口从事走私贸易.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虽然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但对日本贸易仍属严禁.而此时的贸易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象月港开禁前那样,有大量的日本商人来到漳泉沿海从事走私贸易,而是由漳泉商人主动将中国货物载运到日本贸易.     

明末清初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

中国和日本是近邻,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科学技术、贸易交流的历史。本文仅就明末清初中国与日本之间海上贸易的情况作一介绍。     

一位被俘入倭的朝鲜人与明代福建官员学人之交往——以鲁认《锦溪日记》、《锦溪集》为中心

朝鲜人鲁认在《锦溪日记》和《锦溪集》中记载了其被俘日本两年,及从日本逃亡到中国福建后近半年期间的见闻,涉及中日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研究明代中朝两国官员学人交往及福建人文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本文即以鲁认所著《锦溪日记》、《锦溪集》之记述,结合中方文献,以企还原当时之史事一二。     

神户闽南商人的海外贸易网络及其家族性特征

在15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初,闽南人基于"出海谋生"的目的,大规模向海外进行人口移动.这段时期,闽南人的海外人口移动,不仅有规模性,而且具有持续性.其分布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及港澳台等地区.在这几百年的移民潮中,闽南华侨利用地缘、血缘、业缘等优势,在东南亚等地区建立了坚固而广阔的商业贸易网.1868年神户开港后,大批的华侨纷纷前往神户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前,神户成为日本对中国及东南亚的最主要贸易港口,而闽南华侨在开发日本的中国及东南亚市场所起作用非常的显著.闽南华侨为何能如此成功地发展中国及东南亚市场,其优势之所在,的确耐人寻味.本报告将列举活跃在日本神户的闽南华侨的事例,并藉由族谱、阄书、商号条规等资料,探讨闽南商人的经营资本与家族的关系;他们对于家族财产是如何维系与分配;最后,对华侨的海外贸易网中,是否存在着家族性特征及延续"经济家族"的传统特质作一番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