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唐人及其对日本的文化影响——以唐馆为中心

江户时期东渡赴日的唐人以从事贸易活动的唐船商人为主体,他们以唐馆为活动中心,在日本社会通过日常生活和节庆习俗进行着潜移默化的中国文化传播。同时还有为数众多随唐商船同来的高僧、儒士、画家、医者等,以及具有商贸和文化交往双重身份的唐商人,他们通过更广泛的与日本人接触的机会将对日本的文化影响发挥得淋漓尽致。透过对江户时期东渡日本的唐人构成及其在唐馆内外所从事的文化活动的梳理,更可见以人和空间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江户时代日本俵物“出血输出”中国的历史逻辑

17世纪末,日本出台专门针对中国的俵物(干海参、干鲍鱼和鱼翅)出口政策,通过政府统筹管理、奖励生产、民间禁食等多种手段,搭建起纵贯全国的俵物供货网络。至18世纪形成俵物出口中国的稳定渠道。纵观江户时代,俵物出口量虽在波动中持续上升,却并未给日本带来实质经济收益,“出血输出品”因之而得名。俵物出口政策是江户幕府推进国内集权的同时,为打开中国市场、改变输出品结构而做的尝试,与日本扩大在东亚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目标相一致。俵物贸易对中国海产品市场影响有限,但为明治时期日本大规模海产品出口探索出了有效路径。     

16世纪漳泉贸易港与日本的走私贸易

16世纪的中日关系,由于倭寇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人们通常把在漳泉沿海一带贸易的日本商人与倭寇混为一谈,其实他们与倭寇是有差别的.他们不烧杀,不掠夺,只是在漳泉沿海小岛或港口从事走私贸易.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虽然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但对日本贸易仍属严禁.而此时的贸易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象月港开禁前那样,有大量的日本商人来到漳泉沿海从事走私贸易,而是由漳泉商人主动将中国货物载运到日本贸易.     

马达加斯加武海马尔墓地的发掘与研究

马达加斯加武海马尔墓群有近六百座墓,其墓葬形制与同时期东非地区阿拉伯穆斯林的墓葬形制有着明显的不同,有些墓葬与中国穆斯林的墓葬形制有较多相似之处。部分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元、明时期的瓷器和其他随葬品,反映出武海马尔墓群主人可能是元、明时期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或东南亚的色目、回回商人,以及附属于他们的汉人、马来人或武海马尔当地土著,如他们的妻妾、子女、随从、伙计等,其中有些是受雇于穆斯林商人的汉人或者受穆斯林影响的汉人,因此,其葬俗保留了一些中国传统丧葬礼仪的痕迹。     

日本 孑然不同

<正>从事汽车媒体之后,开始对车投入更多的关注。身为汽车工业大国的日本更是有着说不完的车事,如今两次的日本旅行,让我对这里的汽车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Car热衷品牌:丰田、本田、日产、铃木热衷车型:K-car车文化亮点:老款改装车。开车很规矩是否有限购:需要车位才能上牌用车成本:停车费有些高日本人的选择日本的汽车工业非常发达,所以本土品牌一直是他们的首选。丰田、本田、日产、铃木是他们最通常的选择。马自达、三菱和斯巴鲁,是他们概念中的     

日本出租汽车行业简介

初春时节,笔者随上海市交通港口局考察团一行东渡扶桑,对日本出租汽车行业的发展和管理进行考察。在日期间,重点考察了日本东京和大阪的出租汽车行业状况,先后走访了日本国土交通省、东京出租汽车管理中心、大阪出租汽车协会和大阪樱花出租汽车公司,对日本出租汽车行业的运营现状、日常管理、企业经营及从业人员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及其阻碍

本文通过对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背景、目标及其阻碍因素的分析,揭示了目前影响日本政治改革的主要障碍：经济持续的低迷;内在动力的缺乏;传统文化的惯性等。同时也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明代“潜入日本“的宁波人宋素卿杂考

鉴于宁波在明代中日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宁波人也在两国的关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宋素卿,其东渡日本的动机未必如以往学界所说的那样是"抵债",可能是蓄意"潜入".同时,通过宋素卿渡日后的活动以及在勘合贸易中的表现,为进一步廓清明代中日关系特别是勘合贸易颇有裨益.     

17世纪的在日华人与南洋贸易

引言 　　日本与南洋的海上贸易在16世纪末及17世纪达全盛期.德川幕府积极利用在日华人去促进南洋贸易.作为翻译员(唐通事)、商人、船长、水手及造船技师,日本华侨对17世纪日本的南洋贸易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太阳,色彩与日本的自然崇拜

岛国日本珍惜大自然给他们的恩赐。大自然塑造日本国民的性格,滋润了日本的文化。这种影响可以历史地解释他们一系列对邻邦的经济甚至军事的行动。文章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思考历史的机会。     

论山东半岛在中国古代航运史上的地位

山东半岛自古以来为我国航运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在中国古代航海史中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先秦时期作为我国最早成型航运中心区域，还是后发展成为对朝鲜日本文化贸易的门户，再到对于古代中国内河漕运的影响，山东半岛在我国古代航运史中的地位不可忽视．     

日本和平宪法已被践踏

日本由经济大国走向军事大的同时，日美共同制定《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相关法案，企图以武力干涉日本周边国家；日美联盟以中国为他们的“假想敌”和制造“中国威胁论”，为其向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划口，上述情况表明，日本和平宪法已被践踏。     

日本高速公路科技含量高

智能交通运输系统(ITS)通过应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将人、车、路等交通因素加以统一考虑。它在日本不仅被认为是解决交通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同时更是一项促进交通行业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基础设施。通过发展和应用ITS技术，能够使道路交通更快捷、更安全、更具有高质量和高效率。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日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应用了ITS技术，且相当有效。     

试析荻生徂徕关于汉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荻生徂徕是日本江户时代最名的思想、学家和古辞家，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汉语教育家。他分析了汉语和日语语言系统的差别，提出从汉语语音教育着手，逐渐增加词汇量，通过大量阅读汉原的实践，最后能够如中国人一样阅读汉书籍。     

由日本住宅看日本文化

日本传统住宅有其独特的风格,呈现出了日本的历史、日本人的审美观和性格等文化现象。作为经济强国的日本,受地域狭小的影响,其传统住宅设计体现实用,讲究"小、巧、精(致)、(舒)适",其风格无不体现大和民族的特有家居文化特色。将通过介绍日本传统住宅(和式住宅)中的玄关、隔扇(拉门)、草席(榻榻米),来把握日本传统住宅的构造以及特点,意在探究其与文化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

闽南人,在英语文献中常被拼写为“Hokkiens”.这个族群拥有悠久的航海历史传统.早在公元10世纪初,这批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偏远地区且与外界隔绝的居民,就已经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根据古代典籍的零星记载,闽南商人在海外积极经商,其足迹遍布北起高丽、南至苏门答腊岛的东西洋各商埠.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商贾开始旅居国外,其中有些人甚至长期在海外侨居.闽南商贾的适应力极强,能很快地适应海外不同的生存环境.不过,他们仍然经常地依靠各种制度化安排的机制来保护或促进其商业利益的发展.闽南商人总是极有创意地建立起各种不同的商业机制,并建构起不同的族群关系网络.除了在日常的商业活动中建立、扩展并涵盖不同方面和层次的关系网络,闽南商人还形成了与其它中国商人群体不同的文化习俗特色.作为近代亚洲早期最具企业开拓精神的商贸群体,闽南商贾在古代亚洲航海贸易史上的表现可圈可点.作为一个边缘化的商业群体,尽管他们在商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他们在当时海外社会中的地位仍然低人一等.本文拟探讨闽南商人在古代亚洲主要港埠的商业活动,并将讨论的重点放在高丽、九州岛、台湾和马尼拉等地的侨居闽商社区,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独特的经贸网络和文化习俗.     

19世纪前期西医在广州口岸的传播

医学文化交流史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医之所以至今仍富有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有很强的兼容性,能够不断进行异质文化间的交流.新航路开辟以后,随着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东来,欧洲的医药科学及医疗体制也开始传入中国.早在公元1569年,澳门首任主教卡内罗(D.Belchior Carneiro)就在澳门建立了远东第一家西式医院.[1]康熙十八年(1680)澳门建立了一所专供中国人进教的教堂,名为"唐人寺","附近南、番、东、顺、新、香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如此多的中国人前来进教,是因为寺中有一林姓教士行医.[2]可见西医的影响已经超出澳门的范围.     

日本公交车印象

日本称得上是交通文明的国家之一。日本城市的公交车站都有电子显示屏,显示到达此站的车辆还有多长时间,让乘客一目了然。尽管日本的私家车多,为了保护环境,日本人都很自觉地乘坐公交车上下班。只有周末或法定的假期,他们才会开私家车出游。因此,公交车在日本城市核心地带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到过许多国家,也乘坐过许多国家的公交车,但对日本的公交车印象最为深刻。一、准时日本人大多视时间为金钱,而且     

明清的中国商船画卷——日本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藏《唐船之图》考证

江户时代的日本处于锁国状态，中国货物运往日本和日本物产运往中国，完全由从中国沿海诸港航行到长崎的中国商船（当时称为唐船）来承担。运输这些物资的唐船的形像，在介绍长崎的书籍插图及长崎版画等中，都有所描绘并得以保存下来。在长崎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中，保存着松浦家族历代藩主所收集的书画、器具、书籍等，它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个极其珍贵的宝库。该馆收藏的一幅题为《唐船之图》的画卷，对于研究日本和清朝之间贸易以及从事贸易的唐船形态，都是极其重要的资料。     

宋元交替之际的东南飘海商人——以朝鲜半岛史料为基础

在宋元交替之际,东南海域商人也因大陆战乱和朝代鼎革而出现波动现象。大量浙江、福建乃至广东一带商人为避战乱或作为宋朝遗民逃往海外,接连不断地浮海而东、而南,流入海外诸多国家和地区。另外,蒙元统治者从海外遏制宋朝势力,严令高丽等国断绝宋商往来等原因也造成了许多宋朝商人留居东南海域。中国商人在东亚海域的活动及其表现变化,反映着宋元鼎革形势下东亚国际关系和政治文化交流情态,应该是我们研究该时期中国政治史、东亚国际关系史和海上交通变化不可忽视的一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