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峰通勤对疾病传播的影响 ——以上海为例

为遏制疾病传播,错峰交通的政策被提出.本文旨在验证错峰通勤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作用.以上海为例,基于手机数据反映人口实际通勤现状,用多代理人模拟方法模拟疾病的传播,考察不同错峰通勤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错峰通勤增强了人员流动性,反而会加快疾病的传播,错峰率越大,传播越快;早上班人群被感染的比例略低于晚上班人群;个人的通勤距离越长,家和工作地离市中心越近,越可能成为易感者和易播者.     

城市居民通勤活动行为的时空特征研究——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通勤活动行为是人类最基本的日常活动之一，通勤方式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通勤的基本特征。本文根据2005年浦东新区人口变动追踪调查的结果，以城市居民通勤方式、通勤时间以及通勤距离的基本特征分析为基础，着重从通勤方式的角度研究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活动的时空特征，并探讨了通勤现象的距离变化特性。     

城市居民通勤活动行为的时空特征研究——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通勤活动行为是人类最基本的日常活动之一,通勤方式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通勤的基本特征.本文根据2005年浦东新区人口变动追踪调查的结果,以城市居民通勤方式、通勤时间以及通勤距离的基本特征分析为基础,着重从通勤方式的角度研究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活动的时空特征,并探讨了通勤现象的距离变化特性.     

基于手机话单数据的通勤出行特征分析 ——以深圳市为例

通过手机话单数据提取用户的出行特征具有可行性.然而,手机话单数据的稀疏性对提取居民出行时间特征造成困难.通过对深圳市手机话单数据的挖掘分析识别居民职住地,得到居民特征通勤序列,进而基于早、晚不同情况对居民通勤特征进行描述和分析.对比分析显示,通过手机话单数据得到的居民通勤距离和时间特征与居民出行调查结果较为一致,说明该方法可用以描述居民通勤特征.研究表明,深圳市居民通勤开始时间受通勤距离影响不大,大于10 km的中长距离通勤出行对应的平均通勤时间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值(45~50 min).     

职住空间错位对城市居民通勤时间影响研究

城市职住空间错位的研究通常以测度就业可达性为基础,但传统测度方法在应 用到国内城市时具有明显的缺陷.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就业可达性测度方法,通过引入就 业机会权重系数,量化了城市就业机会分布不均的特征,并以此为指标分析了职住空间 错位对于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南京市主城区就业可达性差异性明显,呈 现从中心向外围逐步递减的趋势,且递减程度愈发明显.同时就业可达性对于低收入者的 通勤时间影响显著,可达性的提高有利于降低通勤时间,但是由于低收入群体在出行方 式选择上的局限性,可达性的提高无法拓展他们的就业范围,必须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的角度来消减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     

基于多层模型的城市建成环境对通勤行为的影响

为研究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考虑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和交通小区建成环境属性的跨层次结构,建立多层模型,分别分析了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层面和交通小区建成环境层面对通勤时间及通勤距离的影响,并利用长春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标定模型参数. 结果表明：多层模型比传统的回归模型拟合效果更好;控制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后,土地利用混合度、交叉口密度及公共交通站点密度对居民通勤出行时间和距离的影响均呈现显著的负效应,而居民居住地到城市中心商务区(CBD)的距离仅对通勤距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为通过城市规划优化通勤结构提供理论支持.     

时间地理学视角下职住空间对通勤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昆明市双职工家庭为例

家庭职住空间是城市通勤格局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通勤效率是居民日常出行行为决策的评价标准之一,剖析二者间互动机理是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及提高交通可达性的关键。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建立职住空间与通勤效率研究框架,提出家庭职住空间和通勤效率度量方法,利用2016年昆明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职住空间对通勤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职住空间分散的家庭倾向于将非工作活动嵌入通勤链或采用小汽车出行以提高通勤效率,但更高的小汽车拥有水平会增加接送类时空固定性较强的活动,最终导致家庭通勤效率降低;高收入和长住学距离均使家庭的职住空间更加分散,然而高收入促进通勤效率提高,而长住学距离使通勤效率下降;通勤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近市中心居住家庭的非工作活动以时空灵活性较强的购物与休闲为主,故而通勤效率较高,郊区居住家庭周边的商业设施较少且非工作活动较为固定,故而通勤效率较低。因此,城市用地布局和住房供给应综合考虑如何降低通勤交通的机动化依赖程度、如何缩短非工作活动的出行时耗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的需求,以逐步提高城市居民的通勤效率。     

基于车牌识别数据的错峰上下班措施效果评估 ——以广州市为例

错峰上下班是缓解交通拥堵的政策之一.不少城市实施了错峰上下班政策,但对其效果缺乏量化评估.基于海量的车牌识别数据,提出错峰上下班主要影响对象——个体机动化通勤车辆的识别方法,进一步阐述其出行时耗的计算方法.以广州市为例,通过比较该方法与交通拥堵延时指数的计算结果,对该方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该政策改善了早高峰的...     

居住新城交通规划策略——以广州市白云湖为例

构建合理的通勤交通体系对特大城市郊区居住新城的开发至关重要.以广州市白云湖居住新城为例,首先将白云湖地区与香港新市镇进行对比,分析了近郊居住新城的交通特点及面临的问题.然后,提出了白云湖居住新城的交通规划指标体系,并对客流需求进行预测.最后,提出白云湖地区交通规划策略及具体措施,包括以公交为导向优化调整用地布局,完善对...     

通勤制约度对儿童陪伴出行决策过程的影响

为了考察家庭通勤活动对儿童接送行为决策过程的内在影响机理,本文基于活动理论与时间地理学方法,应用昆明市居民出行日志调查的第一手数据,以家庭为分析单元,构建基于活动的二维时空出行链,剖析家庭中儿童陪伴出行的时空间特征及其典型接送模式;提出通勤制约度概念,量化家长通勤活动的时空间制约程度和相互影响程度,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当男女家长双方通勤制约度均衡时,相互制约影响强烈,家庭内部会优先选择制约度最小的接送模式,然后再根据家长与儿童出行路线的匹配程度来确定接送人员,接送工具决策处于整个决策过程的最末位.当男女家长双方通勤制约度不均衡时,家庭内部则优先选择通勤制约度低的家长接送儿童,再确定接送工具和接送模式,接送行为上升为家庭活动模式的优先考虑因素.     

动迁居民通勤出行特征研究——以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区江桥基地为例

随着城市发展,上海市人口增长的重点逐渐由中心城区转向城市外围地区,将对动迁居民的通勤出行产生巨大影响,有必要对该类人群的出行特征进行研究。以上海市嘉定区江桥基地为例,开展出行调查,分析搬迁至该社区的居民的通勤出行特征,包括出行时耗、出行距离、出发时间、出行方式、工作地点。将动迁通勤者与非动迁通勤者及上海市中心城区通勤出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虽然一部分动迁居民改变了工作地点,但总体上其通勤出行时耗和出行距离更长、出发时间更早。最后,针对江桥基地周边交通系统提出改善建议。     

拥堵收费对城市居民外外通勤方式的影响分析

我国交通问题十分严重,文章分析交通拥堵收费政策影响外外通勤的出行者出行的方式,利用MNL模型,进行敏感度分析和关键因子分析,评价拥堵收费对外外通勤出行者具体出行方式的影响。     

个体因素对选择自行车通勤的影响研究

考虑出行者在个体因素方面的差异及其对选择自行车通勤的作用,利用Odds Ratio统计定性地分析各因素的影响,运用因子分析探索因素间的相关性和内部联系.基于因子分析结果,建立含隐含变量的二项Logit（BL）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出行距离、感知收益、小汽车拥有与是否自行车通勤显著相关.同时利用普通BL模型作为参考得到补充和比较结果：尽管社会经济地位是显著的,家庭收入的影响却不大;出行者更在意快速性和便利性收益,而非安全性和舒适性收益.     

个体对通勤时间的态度和偏好视角下的职住空间失调

研究职住空间失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体对职住分离的态度和偏好,并有助于在制定政策时考虑通勤者更真实的需求和期望.本次研究采用理想通勤时间和实际通勤时间的匹配程度来度量职住空间失调,并以昆明市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大多数通勤者认为他们的职住空间是失调的,有41.04%的通勤者遭受重度空间失调.进一步,基于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职住空间失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出行方式、居住区位、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有无小孩对职住空间失调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个体对通勤时间的态度和偏好的异质性,更长的通勤时间并不总是意味着职住空间更加失调.     

服务导向型公共交通快速通勤系统发展--以北京市为例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长距离通勤矛盾日渐突出,如何用集约化的客运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是现阶段的主要挑战。首先指出北京市现状公共交通系统存在服务级配结构失衡、线路空间组织方式与需求分布适配性差等问题。结合公共交通快速通勤系统的服务对象和概念,从时间感知、出行舒适度、在途时间使用等角度分析实现快速的途径。对潜在的多样化需求进行细分,从全出行链的角度出发探讨差异化的应对策略。最后,以服务导向为基本思路,提出公共汽(电)车骨干快线网络概念方案,从完善制度建设、打造服务级配、构建无缝换乘和高水平接驳体系等方面提出公共交通快速通勤系统建设的关键策略和建议。     

我国城市交通战略管理研究初探——以上海为例

结合战略管理理论与思想,针对上海城市交通的实际情况,文章阐释了从城市交通战略规划向战略管理转变的思想,并提出了由战略性思考活动、战略滚动控制机制、战略管理组织与战略绩效指标体系构成的城市交通战略管理框架.战略性思考是战略管理的核心任务;战略滚动控制是对战略规划、决策与执行的过程管理,战略管理组织代表着战略管理主体的权责与协同;战略绩效指标体系是对战略的实施评价.针对上述四个方面,以<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的编制和修编过程为例,分析上海在战略形成过程、战略规划过程、战略规划实施中隐含的战略管理内容,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私人汽车对城市交通的影响与对策研究——以宁波为例

宁波市在经济发展迅猛、百姓购车热情高涨的情况下,正积极着手进行着城市交通网络的规划、优化工作,此项工作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优先发展公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挤堵塞状况的必然选择.     

公共交通票价对通勤走廊出行结构的影响

针对通勤走廊构建交通方式选择模型, 分析公共交通票价对通勤走廊出行结构的影响; 考虑公共交通多种末端衔接方式, 针对有车和无车通勤者, 分别构建了包含组合出行模式的出行方式选择NL模型; 以北京市地铁5号线沿线通勤走廊为例, 结合实际数据对NL模型精度进行检验; 在考虑公共交通运能约束的基础上, 应用NL模型分析不同单一交通方式票价、组合票价下, 各出行方式分担率与公共交通满载率的变化, 从公共交通运能利用率和服务水平的角度研究不同票价下出行结构的合理性。研究结果表明: 北京市票价调整政策可以提高地面公交运能利用率, 但对降低地铁满载率的作用有限; 若将地面公交票价调整为0.01~0.06元·km^-1或地铁票价调整为0.32~0.42元·km^-1时, 通勤走廊内地面公交的高峰小时平均满载率为60%~65%, 北京市地铁5号线高峰小时满载率为86%~100%, 公共交通运能利用率保持在一定水平的同时, 提高了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且小汽车的分担率基本保持现状, 未造成小汽车出行量的激增; 当地面公交和地铁票价同时满足限制条件时, 通勤走廊内地面公交的高峰小时平均满载率为58%~80%, 北京市地铁5号线高峰小时满载率为86%~100%, 小汽车分担率的增幅在5%以下, 票价调整可以改善通勤走廊的出行结构。     

上海郊区新城规划路网密度探讨——以南桥新城为例

规划路网密度作为城市规划特别是城市交通规划中的一个重要指标,不仅总体上要符合相关规范标准,能适应未来城市规模拓展和交通增长,而且在内部空间上要疏密有别,有所差异,要城市各功能区的不同属性特征相匹配.此外,路网密度也对城市交通发展思路和策略的选择起着重要影响以及支撑作用.本文以南桥新城为例作相关探索,以期对类似城市的相关规划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