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漂流民送还体制与相关公文的传递机制

朝鲜王朝后期,由于忠清道海域频繁出现外国漂流船,漂流船案件成为区域海防的主要任务,忠清道官员进行漂流民审问与船载物品调查,将其结果向朝廷公文报告。从公文传递过程中发现,朝鲜王朝建立三级海防体系以及四级案件报告体系。每个下级军镇向上级军镇层层报告,所有机构都必须向多个上级或同级机构传递公文,以此防止公文传递事故,并通过相关机构互相竞争、牵制,以图国家体制的稳定。在漂流船处理过程中,道行政中心监营成为案件处理及其相关公文传递枢纽,文官监司负责指挥漂流船调查,成为海防体系的中心。     

从《旅行须知细则》看清代琉球对华“隐蔽政策”——兼谈琉球候文文献的史料价值

长期于中日间维持某种特殊地位的琉球王国,其流传至今的古文献,除早为我国学者熟悉的《历代宝案》《中山世谱》等汉文文献外,还有一批以“近世候文”体写成的日文文献。后者由于存在文字解读上的困难,以往研究中很少被国内学者利用,但其中大量涉及中琉政治、贸易及文化往来,尤其是揭示日本萨摩藩如何于幕后操控琉球对华朝贡贸易的内容,无疑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清代两国关系不可或缺之材料。乾隆中期琉球王府评定所以国内士族为主要对象先后两次发布的《旅行须知细则》,即为反映清代琉球对华“隐蔽政策”的重要史料。结合该文献对中、琉汉文史料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再研究,可使我们发现诸多看似意外的漂流事件背后,存在一直为琉球方面努力掩盖、不能被中国人知晓的秘密。     

无远弗届与生番地界——清代台湾外国漂流民的政府救助与外洋国土理念的转变

作为东亚最大的国家,清政府在朝贡时代,对海上遭风船舶和漂流民的救援,与其宗主国的地位非常相称。最彻底的救助对象,是肩负着政治使命的贡船和船员,以及护送中国遭风漂流民回国途中再次遭风漂流的外国船只,救助数量最多的是海上往来频繁的商船和船员。由亚洲大陆与西北太平洋第一岛链围成的海域,即黄海、东海和南海所在的区域,相当于亚洲的地中海。大国与小国,虽然从表面上看,地位并不平等,但本质上并没有形成大国殖民小国的关系,因此,相距遥远的岛国吕宋,才会想方设法要加入这一朝贡体系。西方殖民者的出现,使得东亚传统的地缘政治关系和海上国际救助体系,被彻底打破。尤其是英国入侵后,原本是大清国通过海上救助宣示圣恩,俾该国之人咸知我皇上怀柔怙冒之至意的区域,转眼间变成了各国相互厮杀的战场。原本被列为化外之民的台湾原住民,因他们生存的化外之地,有别于清政府建章立制的教化之区,而成了西方列强急于趁机掠取的无主空间。清政府被迫改变现状,开山抚番,以保住外洋岛屿。然而,清政府的这一举措,固然顺应了国际地缘政治关系的转变,却没法改变自己日趋衰落的国势。最终台湾还是在大清国的手里,被东亚新霸主日本吞并。台湾外国漂流民的政府救助制度的变化,如一面镜子,清楚地反映了有清一代东亚海域国际地缘政治的风云变化。     

清代中前期浙南移民的国家化与本地化——以石仓祠庙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清代浙江省南部松阳县石仓地区祠庙变迁过程的研究,探究了清代移民社会的国家化与本地化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从乾隆中期到道光后期,随着石仓移民商业的成功,石仓民间信仰逐渐正统化,富裕商人开始士绅化,地方社会出现宗族化.这些变化的核心是石仓移民社会对国家"文化秩序"的接受.虽然石仓移民并没有刻意地去追求融入"本地"社会,但他们通过"国家化"的途径而达到了"本地化"的效果.     

一位被俘入倭的朝鲜人与明代福建官员学人之交往——以鲁认《锦溪日记》、《锦溪集》为中心

朝鲜人鲁认在《锦溪日记》和《锦溪集》中记载了其被俘日本两年,及从日本逃亡到中国福建后近半年期间的见闻,涉及中日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研究明代中朝两国官员学人交往及福建人文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本文即以鲁认所著《锦溪日记》、《锦溪集》之记述,结合中方文献,以企还原当时之史事一二。     

土地耕种与"田面权"之争——以抗战胜利后嘉善县的佃权纠纷为中心

本文利用嘉善县一批抗战胜利后的租佃纠纷档案,分析了"田面权"分化的具体过程."田面权"的产生让土地耕种者看到了获得土地产权的希望,大大加快了土地的分化过程.然而,对于不同的"田面权"所有者来说,"田面权"的确定却有不一样的意义.不管是哪一类"田面权"所有者,其权利的实现都受到土地耕种者的牵制,这是因为"田面权"通过土地耕种而得来,也必须通过耕种来保障."田面权"的这种特性也大大增加了交易市场中的租佃纠纷.     

古典政治哲学视野下的“亲亲相隐”问题研究——以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

哲学与政治以及更为根本的哲人与民人关系问题,既是中西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主题和共同信仰,同时也是认识中西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虽然在具体关系的勘定上,儒家政治哲学与古希腊政治哲学之间存有较大区别.以此观之,孔子的“直”案,体现的是圣人为不同文化政治身位的人设置相应的礼法规范的立法行动.孟子的“舜”案,生动地展现了儒家哲人王与现实政治的紧张关系,“窃父而逃”宣告了圣人要告别作为“政治动物”的“在世之在”而重返神圣纯粹的光明世界;“象”案,为我们演示的是经与权或者文与实的二重辩证法.在《游叙弗伦》中,苏格拉底盛赞游叙弗伦的状告行为,但却否定了后者诉诸的希腊新神传统并挑战了其哲学能力.     

高职船海类专业群的文化建设内涵与特色——以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为例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船海类专业特色及专业文化在相关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分析了武汉船院建校以来形成的船海文化的特色与内涵,针对高职船海类专业群文化建设,提出了加强研究、通过课程社团建设与推广,多维度开展船海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岂羡兰亭曲水滨”：论宋人对魏晋风雅观念的承继与超越——以北宋文人雅集为中心

宋人对魏晋风雅既有企慕之心，又有强烈的争胜意识。选择魏晋作为仿效和争胜对象，意味着宋代士大夫文人对自己所属群体文化品格的认识和定位是：“雅”。随着社会思潮的流变以及士人群体身份变化，宋人的“雅”观念有所发展。对文才、学问与道德的强调深化、完整了“雅”的内涵。以这一“雅”观念为核心，宋人形成了崇雅去俗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态度，从而逐渐建立起一套富有人文内涵的生活范式，文人集会即是这种雅化生活范式的集合。     

诗歌的“正”、“变”之道与诗人的“非本色”创作——以“诚斋体”为中心

摘要南北宋之际始以"正变"论诗,不同时代、不同批评者对诗歌的正体、变调认识不同,反映人们的诗歌观念随时而变。诗歌发展本是"因时递变"的过程,"变"又分为"正变"和"大变"。"正变"重视表达方式的合乎传统和规律,"大变"者则可能以牺牲形式为代价而追求"意"的自由表达,这种创作往往被视为"非本色",尤以韩愈、苏轼和杨万里为典型。"大变"对诗歌发展进程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却往往不能为当时或后世接受和理解。这也是天才诗人超越时代的写作注定要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