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保皋时期的船与航海

在1999年11月成立的“海上王张保皋纪念事业会”的积极推动下，到目前为止韩国的史学家、经营学家、贸易学家、航海学家、造船学家纷纷著书立说阐述自己观点，其范围涉及到张保皋的生平、中国境内的活动、韩国境内的活动、航海活动、中韩航线、船型等。这些观点相互碰撞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应该说是张保皋的船型，历经3年的复原研究根据几次咨询会议的决定，于2005年最终设计并复原出了尖圆底型的张保皋船，对此船型韩国国内很多学者纷纷表示质疑。     

军事视角下的郑和下西洋研究——以明朝初年远洋海权的极盛与衰落为考察

文章从军事视角分析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作用,指出郑和下西洋虽将海权从西太平洋拓展到印度洋的广阔海域,但其远航仍然是和平之旅。然而,由于经济、文化、地缘、制度、模式等诸重因素的制约,中国明朝初年的远洋海权昙花一现,海上力量盛极而衰,迅速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古代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和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海上交流——以考古文物为中心

朝鲜半岛也发现了在中国长江流域出现的新石器时代耳栓和神杆,但数量少,而且局限于半岛南部地区,因此应该是在偶然的机会下长江流域通过海流给朝鲜半岛南部地区造成的影响。公元前后一个时期,出现了更加具体的考古文物,鸟形陶器分布于朝鲜半岛西部和南部地区,鸟纹青铜器在西南部海岸地区发现。这些考古文物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关,而且从货泉的发现来看,可以考虑有过移民活动或有通过海上交流直接传入的可能性。新罗初期的脱解王神话和中国的徐偃王神话有许多共同之处。新罗的土偶装饰长颈壶与中国西晋东吴时期的魂瓶具有在罐子装饰小型土偶的相同特点,这些特点在东亚的其他地区没有发现,这说明两者有过直接的海上交流。     

清雍正朝中日海上贸易的特点、历史地位与影响

本文通过日本"正德新令"的颁布给中日海上贸易带来的影响,阐明了由此所形成的清雍正朝中日海上贸易特点、历史地位及影响,得出雍正朝是整个清朝中日海上贸易由盛而衰的一个"过渡"时期,中日海上贸易在此之后逐渐走向衰落.     

我国海上搜救工作现状及改进建议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般运业迅猛发展，航运公司、船舶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港口数量和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些发展虽然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大量个体船舶的出现，导致我国营运船舶整体技术状况滑坡，船员素质下降；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类海上活动日益频繁，使得在运输过程中，每年都发生大量的海上交通事故。我国作为《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的缔约国。做好本国搜救责任区内的海上搜救工作是我们的国际义务，也是保证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促进我国航运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发展和完善我国海上搜索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海权意识培养看航海院校爱国主义教育

本文既从历史的视野中指出没有海权意识、没有海权战略思想的国家是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展现加强海权意识对于和平崛起的中国的重要性,又从中国海权现状说明加强海权意识教育是保卫中国海洋主权和发展中国海洋经济的现实需要.本文强调指出:加强海权意识教育,增强海洋观念,是航海类大学生报效祖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航海院校要清醒意识到加强海权意识教育是新时期不断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历史重责,海权意识教育是航海院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途径.     

晚清绘制《渔海全图》初考

清末中国的海洋权益不断受到列强的侵食,清政府遂支持各省渔业试图以渔权保海权。1905年,中国受邀参加翌年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中的渔业赛会。张謇等人建议值此机会绘制中国的渔海地图,编撰中国的渔业历史,用以在米兰宣示中国的渔海区域,以维护海权。后由萨镇冰、陈寿彭、邱宝仁等人奉旨绘制《渔海全图》,共绘成总图一幅,分省渔海图七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绘制渔业海图,其图由南洋官报局石印制作。中方人员携渔海图和其他参赛物品搭乘法国邮轮往米兰参会,这一活动体现了古老中国对渔权、海权意识的觉醒。     

古代福建与新罗、高丽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福建与朝鲜半岛新罗、高丽两朝的交往关系由来已久.早在唐五代乃至宋元时期,福建人就在中国与新罗、高丽的互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最主要的表现在于通过海路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物产、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作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及历史遗迹的综合考察,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作为具体的研究素材,充分印证了这一历史事实.     

隋唐经济重心南移与江南造船业的发展分布——以海上军事活动为中心

隋唐江南造船业的发展也是唐宋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表现。隋唐征东发展海上力量对江南造船业构成了刺激,战争动员也是江南造船潜力的重要表现。相比较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度成为造船中心的巴蜀地区和山东半岛的造船业显然在隋朝就开始衰落,这也是经济重心南移特别是造船业中心"东南移"的重要标志。     

中国海权意识演进的地缘因素探析

殖民侵略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和平稳定,中国海权意识得以产生.在漫长而又曲折的中国海权意识演进历程中,地缘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主导性作用,推动中国海权意识从缺失走向勃兴.     

提高海上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若干思考

本文通过分析海上突发事件特点以及应对处置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当前国内、国际的一些做法，提出提高我国海上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一些设想和对策，以保障海上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海洋环境的清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与华侨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历史不仅是一部中国对外经济交流史,也是华侨华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从陆地走向海洋、从内陆走向世界,从而逐步实现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贸易与移民活动,尤其是华侨的经济活动。华侨是沟通中国与海外各国经贸往来的桥梁,同时也是维续这一经贸关系发展的纽带,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船舶航行安全的可持续改善途径

回顾了国际海事组织（IMO）成立以来的国际海上安全状况和控制途径,揭示了“国际安全管理规则与港口国监督”（ISM规则＋PSC）模式的运作机制、实质和局限性,提出用MMEM理论来完善该模式和实现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强调置身于安全文化中,对“技术、管理、观念”进行综合促进,是持续改善海上安全的必由途径。     

南海神信仰：维护南海海权的文化力量

南海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现象——南海神信仰.南海神信仰的文献记载、考古发现、民间传说和礼仪庆典,构成了南海是中国神圣领海的历史性证据的重要部分.南海神信仰是维护南海海权的文化力量.     

古代波斯湾的航海活动与贸易港埠

欲深入研究唐宋时期中国与波斯湾的海上贸易,不可不了解古代波斯湾的航海史。然而,近三十年来,这一课题几乎为学术界所忽略。本文拟根据笔者近年来阅读西方文献时所做的笔记,对公元13世纪前波斯湾的航海民族、航海活动、以及贸易港埠等情况做一番勾勒和梳理。本文指出,古代波斯湾的航海文明是由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其中以腓尼基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印度人、埃塞俄比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著。不仅如此,各航海民族在航海文明方面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公元10世纪后,波斯湾地区的海外贸易出现了两个方面重心的转移。随着中国与波斯湾海上贸易的衰落,波斯湾地区的贸易重心再一次地迁往红海,与此同时,波斯湾与东非海岸之间的贸易开始兴盛。     

陈济棠与南海神庙

南海神庙于民国时期几乎破落败绝,幸得到与南海神神交已久的当时主政广东的陈济棠将军的维护与承传,南海神庙之文化与精神才得以延续传继,才有了进而发展壮大的可能,成为现在维护南海海域海权的文化力量．     

北美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最远端

北美航线是近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开端于美国独立后不久的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中国广州之旅．通过北美航线,美国商人以北美的人参、皮货交换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在大洋彼岸的这两个国家互通有无、平等相处了整整60年光景．并通过分析北美航线的开端、繁盛和衰落,古为今用,说明了“北美航线”的历史作用．     

粤海关在中国沿海开放中的主要举措和历史作用述论

粤海关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式创设,至1949年被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1950年3月正式更名为广州海关,共存续265年。在中国沿海开放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粤海关始终扮演重要角色,做出重要贡献。多层面、历史地、系统地考察粤海关在中国沿海开放活动中的主要措施、历史作用和贡献等,既对发掘和传承粤海关历史文化具有积极作用,又可为海关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启示和借鉴。     

王涛:《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

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321页)明清之际是全球海盗活动最为炽烈的时代,然而这种大规模活动在19世纪初期却衰落了。随之出现的,是西方国家逐渐控制海洋与掌握全球贸易权,是中国逐渐丧失海外贸易权走入弱国之列。那么,海盗、海商活动的兴衰与中败西胜的结局是否有联系?中西政     

行业动态

瑞典王室藉哥德堡号重返上海丝绸之路,VOLVO XC90成为官方指定用车2006年7月,承载瑞典人探索、拼搏精神的哥德堡号仿古帆船远渡重洋,重新航行在海上的丝绸之路,再次来到了中国广州。这一艘备受世人关注的帆船,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性意义。现在,哥德堡号已经成为了促进中瑞两国贸易,友谊和文化交流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