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保护制度研究

证人出庭作证在刑事诉讼中已成为现代法律发展的趋势。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注重对出庭证人作证权利保护。当然,在法律的发展当中,国家应当对证人进行全方面的保护。在法律完善的过程中,经过现代法律发展的实证分析,在许多刑事诉讼的案件当中,证人由于把握较多的证据与关键性证明,所以,证人在出庭作证前后经常受到恶意报复。因此,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法律的实施,应当制定相应的证人保护制度。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和情况,本文针对这些困难和情况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一些构想,以便使我国证人保护制度可以得到更好发展。     

我国刑事诉讼交叉询问制度之适用与完善

英美法系的交叉询问制度包括向本方证人展开的主询问和向对方证人进行的反询问。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表明我国已经构建了交叉询问的大致框架,但由于书面审判模式、域外诉讼模式的制度移植、强调诉讼效率与实体真实的诉讼目标等因素影响,我国本土的交叉询问制度受制于规则的缺漏与较低的证人出庭率,所呈现样貌更偏向于"轮替发问"。为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加强交叉询问制度在我国庭审中的适用,需要提高证人出庭率、优化具体询问规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使其在我国刑事诉讼语境下同样发挥独特作用。     

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现代转型

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深受传统文化和司法理念的影响，在价值理念和基本制度架构上，均存在着背离现代刑事诉讼理念之处，如价值理念错位、人权保障理念缺位、程序结构异化，等等。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同步，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也面临着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艰巨使命。当前，《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革成败与否的关节点就在于能否通过现代型刑事诉讼理念的引入，实现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现代转型。     

刑事证明的正当程序——以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为视角

本文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为视角，在关注国外理论与立法、司法新动态的基础上，以刑事司法公正实现保障人权的功能为理念，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刑事证明的正当程序。     

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探析

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制度，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是必要的；当前影响警察作证制度存在着一些障碍，需要不断探索，以推动法治观念的更新和司法工作的完善。     

"先刑后民"原则的实践困境及其理论破解

"先刑后民"原则在我国现实司法中遭遇实践困境,进而在学理上遭到普遍的合理性质疑.为此,需要澄清几个观念上的误区一则"先刑后民"原则在内涵上包括位阶上和位序上的优先性,二则并非我国所独有,而是一项具有普适性的司法原则;三则"先刑后民"原则的价值基础并非旨在彰显"公权优先"的价值理念,而是重在刑、民程序冲突的理性解决.同时,还应当在制度层面上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保障一是以程序选择权为基础改造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二是加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适用;三是积极构建滥用程序的制裁机制,防止当事人恶意启动程序.     

论中国刑事司法程序异化的实践现状——基于典型案例的实证反思

通过对90起典型误判案件的经验分析,发现转型中国的刑事司法在程序运行方面,具有错误演化的重复性、辩护功能的次要性等异化特征;在证据使用方面,具有证据收集的非法性、证据效果的间接性、证据认定的随意性等异化特征;在权利救济方面,具有救济原因的偶然性、救济渠道的阻滞性、救济方式的博弈性等异化特征。刑事司法程序的异化引发了受害主体的多元性、危害程度的深远性、赔偿救济的有限性等一系列不良后果。而这些异化现象,必须通过制度与条件的双重改进方可缓解。     

证明还是反驳--对辩护人责任的本体论思考

刑事辩护律师的责任应当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辩护活动中。提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不应当是辩护人的责任。辩护律师不负有证明其当事人无罪的举证责任，而应当主要以反驳方式，指出控方证据的瑕疵，推翻其指控的事实，令指控不能成立。     

刑事损害补偿立法刍论

刑事损害补偿是由国家对无法取得刑事损害赔偿或赔偿极度不足的被害人给予一定资助的法律制度。其理论依据是国家责任说、社会福利说、命运说、法制完善说。我国应当吸取国外的立法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损害补偿制度。我国的“刑事损害补偿法”应当在补偿原则、补偿范围、补偿程序、资金来源等方面作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体规定。     

论我国的民事审判中的证据制度改革

“证据制度是诉讼结构模式中的重要内容，证据的运用是贯穿于诉讼程序中的一根红线”。本文试从举证、质证、认证，证据规则和法官是否中立问题，联系理论和实践，浅议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