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粤东有关宋末民间传说及其信仰习俗

在闽南粤东,宋末历史遗迹广泛分布,其传说流传甚广.闽南粤东人民深切景仰怀念宋末忠臣烈士的崇高气节,由此形成了种种纪念宋末忠臣烈士的特殊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留传至今.其中包含着闽南粤东“海上丝绸之路”信息的蛛丝马迹.     

出砖入史——闽南红砖中的地方记忆与空间转型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术发展、材料运用与社会文化变迁直接相关,其象征、仪式、居俗是空间策略的反映。砖是重要的建筑材料,闽南建筑的砖瓦作尤为独树一帜。闽南地区在墙面、屋顶、地板多处大量使用当地烧制的红砖,色彩强烈,与中国传统的帝王宫殿近似,因此漫长的历史中,身处"红砖文化区"的泉州民众一直试图解释自身的"僭越"之举。此外,泉州红砖运用方式的变迁也反映海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对地方建筑的影响。     

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

闽南人,在英语文献中常被拼写为“Hokkiens”.这个族群拥有悠久的航海历史传统.早在公元10世纪初,这批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偏远地区且与外界隔绝的居民,就已经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根据古代典籍的零星记载,闽南商人在海外积极经商,其足迹遍布北起高丽、南至苏门答腊岛的东西洋各商埠.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商贾开始旅居国外,其中有些人甚至长期在海外侨居.闽南商贾的适应力极强,能很快地适应海外不同的生存环境.不过,他们仍然经常地依靠各种制度化安排的机制来保护或促进其商业利益的发展.闽南商人总是极有创意地建立起各种不同的商业机制,并建构起不同的族群关系网络.除了在日常的商业活动中建立、扩展并涵盖不同方面和层次的关系网络,闽南商人还形成了与其它中国商人群体不同的文化习俗特色.作为近代亚洲早期最具企业开拓精神的商贸群体,闽南商贾在古代亚洲航海贸易史上的表现可圈可点.作为一个边缘化的商业群体,尽管他们在商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他们在当时海外社会中的地位仍然低人一等.本文拟探讨闽南商人在古代亚洲主要港埠的商业活动,并将讨论的重点放在高丽、九州岛、台湾和马尼拉等地的侨居闽商社区,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独特的经贸网络和文化习俗.     

闽南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互动和交融

闽南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伊斯兰教传入的过程,就是伊斯兰文化与闽南文化互动以至交融的过程.由于闽南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互动和交融,闽南的伊斯兰文化与域外及我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文化有着诸多不同的特点,本文试就其中若干重要的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神户闽南商人的海外贸易网络及其家族性特征

在15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初,闽南人基于"出海谋生"的目的,大规模向海外进行人口移动.这段时期,闽南人的海外人口移动,不仅有规模性,而且具有持续性.其分布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及港澳台等地区.在这几百年的移民潮中,闽南华侨利用地缘、血缘、业缘等优势,在东南亚等地区建立了坚固而广阔的商业贸易网.1868年神户开港后,大批的华侨纷纷前往神户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前,神户成为日本对中国及东南亚的最主要贸易港口,而闽南华侨在开发日本的中国及东南亚市场所起作用非常的显著.闽南华侨为何能如此成功地发展中国及东南亚市场,其优势之所在,的确耐人寻味.本报告将列举活跃在日本神户的闽南华侨的事例,并藉由族谱、阄书、商号条规等资料,探讨闽南商人的经营资本与家族的关系;他们对于家族财产是如何维系与分配;最后,对华侨的海外贸易网中,是否存在着家族性特征及延续"经济家族"的传统特质作一番考证.     

中西文化碰撞的意外收获——厦门话教会罗马字的创制、传播及其对闽南社会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为了克服传教上的语言困难.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采用罗马字拼写各地方言,创制了"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话教会罗马字"是最早通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成功的一种.本文参照闽南地区方志材料与传教士的记录,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厦门话教会罗马字"的特点与传播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并评述了它在传教与世俗社会中的作用.     

15世纪后期的福建海商和日本堺市的贸易商人

15世纪后期日本的应仁之乱,改变了日明贸易体系,1469年遣明船在堺市的首次入港,标志着堺市和福建海商之间在太平洋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掌握了日明贸易新体系的主导权的堺市商人,不仅从福建海商那里进口陶瓷、丝绸、砂糖、茶叶等物产,还传递着各种政治信息,对日中两国历史事件的连动关系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而在二者海商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是福建和堺市的一些禅宗寺院的僧侣.     

明代泉州区域海防及其与海外贸易政策的关系

为抵御海上的侵扰,明朝采取禁止私人贸易、墟屿迁民等政策,展开一系列的海防建设,同时通过籍民为兵的方法充实海防兵力,为此构成一个较为完备的海防体系。从泉州区域海防的确立及其逐渐废弛缘由探讨中兼论了海外贸易政策与海防之间的关系:初期,实施禁止私人贸易的海外贸易政策配合了整体海防战略,海防与海外贸易政策之间相辅相成,确保了沿海地区的安全;但随着卫所制度的日渐崩溃、吏治的腐败等弊端渐次凸显,禁止私人贸易的海外贸易政策长期无法有效地执行,中央逐渐失去对沿海地方的控制能力,此时禁止私人贸易的政策加剧了海防的危机。隆庆开海是明政权在权衡海防与海外贸易政策之间的利弊中进行的一个实验。     

南海南部地区沉船与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变迁

南海地区发现和发掘的沉船,是研究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网络变迁的重要资料。目前发掘的沉船可以分成四个大的时期：第一期,9至10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晚唐和五代时期。第二期,’11至14世纪早期,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南宋和元代。第三期,14世纪后期至17世纪中期,相当于中国的明代。第四期,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相当于中国的清代早中期。这四个时期的沉船数量和船货种类是不同的,其中中国外销瓷种类的变化最为明显。这些变化趋势反映了中国古代陶瓷贸易的变化过程。     

台湾学者对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解读——评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

在中国海洋贸易发展历史的长河中,有明一代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外史家对明朝海外贸易的历史格外重视,所研究的范围和课题几乎囊括或涉及这一领域的各个方面,从明初的郑和下西洋到明中期朝贡贸易的转型与逐渐衰微,从葡、西、荷、英等欧洲早期殖民贸易商人的东来到澳门开埠,从明隆庆年间的福建月港开港到中国私人海商集团的崛起,无所不及.诚然,在过去的这半个多世纪内,中国大陆史学界在此领域贡献良多,弥补了诸多学术研究方面的空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与此同时,海外学术界同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亦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值得国内同仁重视和借鉴.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郑永常教授的近著<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即为其中的一部难得的学术佳作.     

宋朝限定沿海发舶港口问题新探

为便于对商船集中管理,有效获取市舶之利并加强海上禁防,宋朝从太宗时一度将发舶权限定在两浙市舶司,但行之未久.元丰三年八月起,始规定赴南蕃诸国贸易须从广州市舶司发舶,入日本高丽等国,则须从明州市舶司发舶,而回航住舶必须在原发舶州.这一制度,造成泉州等贸易港口发舶甚为不便.为适应海外贸易之形势,元祐编敕,亦将回航住舶港口须为原发舶港口之限,改为至合发舶州住舶.从此,发舶港口则以杭、明、泉、广诸州为主.南宋时,因两浙发舶渐集中于明州,发舶港口则为明、泉、广三州,后期则以泉、广二州为主.至于住舶港口,则因三市舶司争利,或为原发舶州,或为合发舶州,曾有变动,但最终当以原发舶州为制度,只是具体执行情况未尽如人意.对发舶和住舶港口之限定,表面上看似可集中管控市舶之利和海上禁防,但由此产生的对海上贸易之垄断,则又导致发舶港口萧条、舶利亏损,而商贾纷纷冲破政府对港口之限定,改入其它港口贸易.利弊交错,时好时坏,在矛盾中挣扎、维持,应是宋朝市舶之政的真实写照.     

宋南海神东、西庙与广州海上丝路

传统观点多以为南海神与海上丝路关系密切,但宋时南海神的升迁主要与保佑岭南一方平安有关.宋代南海神及其祠庙不仅为国家岳镇海渎祭祀的一部分,而且,在历次镇压广南东路起义中屡显奇功,卫国护城,降旱之甘霖,不断封号加爵.广州南海西庙、东莞、惠州等地南海庙相继建立,南海神崇拜日隆.而广州南海神东、西庙分别居广州城东和城西南,与对外贸易港口琵琶洲、广州城港近在咫尺,除官方祭祀外,中外商人与广大民众参与其间,南海神庇佑中外商人在南海航行中的作用更充分显现出来.每年祈风仪式与宴请外商之宴近在南海庙旁,南海庙成为中外交通贸易必要的部分.     

关于宋代泉州舶使的若干人与事——读史札记

宋代泉州港的海外交通非常发达,朝廷对这里的市舶收入及市舶司十分重视.然而,史籍对宋代提举福建路市舶名录的记载不一,有些散见于各种地方文献,本文将近年来读史所抄录的若干人与事加以整理,以作补充.     

宋代泉州社会福利机构及其运作状况钩沉

公元1271年8月13日,意大利安科拉博学的犹太商人雅各&#183;德安科拉,东游经商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世界最著名的港口城市--福建泉州的刺桐城.他在刺桐城居住了颇富传奇色彩的半年时间后,于次年2月22日离境回国.……     

略论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海外贸易

唐宋时期是中日海外贸易发展的重要阶段，地处东中国海西岸的福建与日本进行频繁的海外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福建与日本的海外贸易状况、规模、特点、原因及影响作一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唐宋时期的明州茶禅文化与“海上茶叶之路“

宁波历踞我国东南沿海要津,为东亚地区著名的港口城市,又拥有历史与人文优势,个性独特,影响卓著.在考察唐宋时期禅与茶各自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现象基础上,阐述禅茶文化兴起、发展、成熟的个性特质,及其以海洋作为传播载体影响日本茶道形成轨迹,从而证明9-13世纪400年间明州对开辟"海上茶叶之路"的历史贡献.     

明代浙江市舶司废止考

明代作为专通日本的浙江市舶司,其机构设置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于其废止的次数和年代,当今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本文以<明实录>的史料为依据,兼以<国榷>等史料为辅,对明代浙江市舶司的废止年代进行考证.     

浅谈宋代的学田与书院的运营——古代教育自筹办学经费的实践与意义

宋代是我国文化高度发展和发达的时期,庆历新政中,国家设置学田以解决办学经费困难,使学田进一步制度化。学田制度在不增加百姓赋税的前提下为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为集中社会办学的力量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为教育体制的改革,形成多层次衔接的教育体制以及为国家在人才的培养、选拔、输送上开辟新的道路创造了物质条件,是我国而且是世界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改革。     

清初中国东南沿海的抗清及海防

清初，中国东南沿海的抗清力量主要有鲁王、张名振及厦门的郑成功等，尤其是厦门的郑成功，是清初福建海防的重要对象，可见福建重要的战略海防地位．     

元朝的征日战船与原南宋水军--关于日本鹰岛海底遗迹出土的南宋殿前司文字资料

2002年日本鹰岛海底遗迹出土的喷漆木制品上,有朱笔书写“……元年殿司修,检视讫官“字样.此前鹰岛海底遗迹出土了许多文物,但文字资料极为罕见,此朱书作为探讨元军战船来源的重要文字资料,尤其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