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闽南海贸习俗的形成

从宋朝初期到清代中期,闽南的海外贸易商人一直是东亚水域最主要的华商族群.事实上,一直到今天,闽南人在东亚海域,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仍然是华人之中最主要的华商族群.闽南海商在经贸事业方面的长期兴盛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课题.这篇文章试图利用闽南地区长期持续的海贸习俗来说明闽南海商的独特表现.闽南地区大概在公元900-1200年形成一个海贸习俗,促使该地区的许多人不约而同地竞相投入海外贸易事业.这个习俗的存在给闽南海商的事业经营创造出比较利益,让他们享有竞争优势,因此发展出其他华人族群难以抗衡的经贸事业.     

神户闽南商人的海外贸易网络及其家族性特征

在15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初,闽南人基于"出海谋生"的目的,大规模向海外进行人口移动.这段时期,闽南人的海外人口移动,不仅有规模性,而且具有持续性.其分布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及港澳台等地区.在这几百年的移民潮中,闽南华侨利用地缘、血缘、业缘等优势,在东南亚等地区建立了坚固而广阔的商业贸易网.1868年神户开港后,大批的华侨纷纷前往神户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前,神户成为日本对中国及东南亚的最主要贸易港口,而闽南华侨在开发日本的中国及东南亚市场所起作用非常的显著.闽南华侨为何能如此成功地发展中国及东南亚市场,其优势之所在,的确耐人寻味.本报告将列举活跃在日本神户的闽南华侨的事例,并藉由族谱、阄书、商号条规等资料,探讨闽南商人的经营资本与家族的关系;他们对于家族财产是如何维系与分配;最后,对华侨的海外贸易网中,是否存在着家族性特征及延续"经济家族"的传统特质作一番考证.     

古代波斯湾的航海活动与贸易港埠

欲深入研究唐宋时期中国与波斯湾的海上贸易,不可不了解古代波斯湾的航海史。然而,近三十年来,这一课题几乎为学术界所忽略。本文拟根据笔者近年来阅读西方文献时所做的笔记,对公元13世纪前波斯湾的航海民族、航海活动、以及贸易港埠等情况做一番勾勒和梳理。本文指出,古代波斯湾的航海文明是由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其中以腓尼基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印度人、埃塞俄比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著。不仅如此,各航海民族在航海文明方面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公元10世纪后,波斯湾地区的海外贸易出现了两个方面重心的转移。随着中国与波斯湾海上贸易的衰落,波斯湾地区的贸易重心再一次地迁往红海,与此同时,波斯湾与东非海岸之间的贸易开始兴盛。     

宋元时期闽南海外贸易中的商业活动

史书中并没有详细记载海外贸易活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尽管我们从一些线索中可以了解当时的一些贸易活动,但很难证明其普遍存在,更不能断定它们已代表所有当时的活动.下面讨论的几种贸易模式仅仅是一些贸易活动的例子,藉以说明闽南商业的特色.……     

历史链条中的海峡两岸闽南人移民群体

福建南部的闽南人和台湾的闽南人同属一个地缘群体,台湾社会基本上是闽南人移民台湾后形成的.海峡两岸的闽南人向海外移民并在异国创业,虽然在时间上有先后,在地域分布上也不尽相同,但属于同一根历史链条上的同一个整体.他们在海外的活动互为交织,特别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他们在回到祖国大陆投资方面有许多共性,而台商投资东南亚所形成的事实上的移民,也与东南亚的闽南人互动频繁.本文将海峡两岸的移民群体置于明末清初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历史长河中进行关联性的论述,客观上将对两岸关系的研究作出具有特色的贡献.     

“历史上中国的海疆与航海”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10月27—30日,“历史上中国的海疆与航海”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联合举办,会期4天。来自比利时、香港、澳门、北京、上海、黑龙江、河南、宁夏、陕西、四川、湖北、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和代表共187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大会共收到论文80篇。与会学者就钓鱼岛、黄岩岛及南海问题,历史上中国与周边海洋国家的关系,海图及航海针路簿,中国航海贸易史,闽南人与海洋文化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学科对话与学术争鸣。     

宋元交替之际的东南飘海商人——以朝鲜半岛史料为基础

在宋元交替之际,东南海域商人也因大陆战乱和朝代鼎革而出现波动现象。大量浙江、福建乃至广东一带商人为避战乱或作为宋朝遗民逃往海外,接连不断地浮海而东、而南,流入海外诸多国家和地区。另外,蒙元统治者从海外遏制宋朝势力,严令高丽等国断绝宋商往来等原因也造成了许多宋朝商人留居东南海域。中国商人在东亚海域的活动及其表现变化,反映着宋元鼎革形势下东亚国际关系和政治文化交流情态,应该是我们研究该时期中国政治史、东亚国际关系史和海上交通变化不可忽视的一个层面。     

从土耳其到中国:古丝绸之路研究视角中的海陆文化交流典范

古土耳其陆海交通发达,曾是欧亚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历史上,中土两国陆海贸易频繁,文化交流密切。伊斯坦布尔处欧亚交通要冲,历史悠久,至今仍然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中土两国的航海锚碇文化历史悠久,具有相似性,在欧亚十字路口的土耳其发现古代铁锚的线索,值得专家学者更多地去研究。扼守陆海交通要道造就了古土耳其的陆海贸易中心地位,拥有世界最大的室内大巴扎,成为世界香料贸易之国。以明代《蒙古山水地图》为代表的古丝路地图是东西方大规模贸易交流的见证,也印证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史。     

唐宋时期泉州与东北亚的陶瓷贸易

唐宋时期,泉州地区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商业重镇和陶瓷的重要产区,海外贸易发达,与东北亚各国的海上交往频繁.在文字记载阙如的情况下,大量的古陶瓷是再现它们之间贸易关系以及文化交往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尤其在宋代,泉州的外销瓷销售范围广、数量多,在日本有许多重要的发现.虽然在朝鲜半岛上已知的泉州古陶瓷发现的数量不多,但笔者认为,这个时期以朝鲜半岛在中国及东北亚贸易圈中的重要地位而言,在贸易交往频繁的年代以及许多泉商常驻高丽的情形下,泉州陶瓷在半岛上应存在某种程度的贸易和遗存,对此有待进一步考古发现和探究.     

越南古代以及中世纪的海外贸易史——越南学者黄英俊博士的一些观点介绍

海洋贸易在古代以及中世纪的越南一直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中世纪越南历代统治者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远非消极。在10至15世纪以前,越南与中国以及其他南方国家的贸易从华南一直延伸到越南中部的占婆,这片海域称为"交趾洋"。穆斯林也将他们的贸易活动从华南沿海一直延伸到越南;在1371年到1567年中国海禁时期,越南瓷器进入了远至东非和欧洲的国际市场。越南王朝还在北方的云屯和南方的乂静建立了贸易口岸。到16世纪以后,由于欧洲人来到东亚、越南的内战以及中国商人贸易路线的改变等因素,越南的贸易中心相应地从北方的云屯向南转移到阳京(海防)—太平河口—铺宪—河内一带。     

河南的孤立群落还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贸易网络?——宋元时期来华犹太人再考

公元10-14世纪亦即中国的宋元时期,东西贸易交流愈加繁盛。该时期大多数的贸易活动都是在商业市镇之间进行的。犹太人在当时也利用了他们分布于欧亚大陆上的流散社团从事商业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些犹太人从波斯海岸辗转印度最终将他们的贸易网点扩展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沿海和内地建立了数个商站,形成了一个扎根于中国的犹太人贸易网络。     

马尔代夫群岛与印度洋的海贝贸易

从史前时期开始,马尔代夫群岛出产的海贝就是印度洋地区不少沿岸国家的传统货币,甚至经由缅甸、暹罗和孟加拉等地辗转输入中国,成为我国云南、四川等西南边疆地区的流通货币。本文根据中外相关文献的记载,对马尔代夫群岛海贝的名称、产地、捕捞、加工、运输、互市、贸易航线、马尔代夫帆船和水手、土著王室的垄断、穆斯林商人等问题逐一进行考察。本文认为,历史上马尔代夫群岛的海贝贸易曾经相当繁盛,孟加拉湾与波斯湾分别是印度洋东部航线与西部航线的海贝集散中心,印度的穆斯林商贾则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海贝在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贸易与流动,就像是一张无形的网络,将古代中国的西南腹地整合进了以孟加拉湾为中心的印度洋货币体系,进而说明古代云南和四川等地曾一度是印度洋海洋文明圈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宋朝限定沿海发舶港口问题新探

为便于对商船集中管理,有效获取市舶之利并加强海上禁防,宋朝从太宗时一度将发舶权限定在两浙市舶司,但行之未久.元丰三年八月起,始规定赴南蕃诸国贸易须从广州市舶司发舶,入日本高丽等国,则须从明州市舶司发舶,而回航住舶必须在原发舶州.这一制度,造成泉州等贸易港口发舶甚为不便.为适应海外贸易之形势,元祐编敕,亦将回航住舶港口须为原发舶港口之限,改为至合发舶州住舶.从此,发舶港口则以杭、明、泉、广诸州为主.南宋时,因两浙发舶渐集中于明州,发舶港口则为明、泉、广三州,后期则以泉、广二州为主.至于住舶港口,则因三市舶司争利,或为原发舶州,或为合发舶州,曾有变动,但最终当以原发舶州为制度,只是具体执行情况未尽如人意.对发舶和住舶港口之限定,表面上看似可集中管控市舶之利和海上禁防,但由此产生的对海上贸易之垄断,则又导致发舶港口萧条、舶利亏损,而商贾纷纷冲破政府对港口之限定,改入其它港口贸易.利弊交错,时好时坏,在矛盾中挣扎、维持,应是宋朝市舶之政的真实写照.     

16世纪漳泉贸易港与日本的走私贸易

16世纪的中日关系,由于倭寇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人们通常把在漳泉沿海一带贸易的日本商人与倭寇混为一谈,其实他们与倭寇是有差别的.他们不烧杀,不掠夺,只是在漳泉沿海小岛或港口从事走私贸易.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虽然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但对日本贸易仍属严禁.而此时的贸易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象月港开禁前那样,有大量的日本商人来到漳泉沿海从事走私贸易,而是由漳泉商人主动将中国货物载运到日本贸易.     

中国古代航运中心的变迁

中华文明虽起源于＂农耕＂,但中华民族的发展离不开航海.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经历了各个朝代发展,终于在明朝郑和下西洋时达到了顶峰.由于各时期的政局各异、航海技术差别、以及国家对外贸易的策略不同,中国古代航运事业在不同时期是围绕着若干港口区域开展的.     

关于《海录》及其作者的新发现与新认识

一、关于谢清高的生平 对于谢清高我们知道的很少.谢清高大约生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死于清道光元年(1821),享年57岁.谢清高是清广东省嘉应州金盘堡人,即今广东省梅州市一带人.谢清高幼年应读过一点书,识一些字,这使他能够有见识,有兴趣,有能力记述海外见闻.谢清高年纪不大便跟从商贾从事海外贸易,在海上遭到风暴袭击,不幸落海,被外国商船搭救,以后便随外国商船游历海外各国.     

《海交史研究》征稿启事

正本刊是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学术性刊物,半年刊,分别于六月、十二月出刊。自1978年创刊以来,已出版68期。本刊编辑部自2016年第1期起,将对刊物做全面调整,敬请作者赐稿时给予配合。兹将有关事项奉告如下:一、《海交史研究》专门刊登海外交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佳作,其范围包括: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海外贸易史与经由海路发生的中外关系史、海上交通史地考证、航海史、造船史、     

《海交史研究》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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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交史研究》征稿启事

正本刊是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学术性刊物,半年刊,分别于六月、十二月出刊。自1978年创刊以来,已出版68期。本刊编辑部自2016年第1期起,将对刊物做全面调整,敬请作者赐稿时给予配合。兹将有关事项奉告如下:一、《海交史研究》专门刊登海外交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佳作,其范围包括: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海外贸易史与经由海路发生的中外关系史、海上交通史地考证、航海史、造船史、     

广州古代海外贸易历史研究40年回顾(1979-2019)

广州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连接海外世界的重要枢纽,海外贸易的历史两千多年没有中断。早在20世纪初,便有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古代广州海外贸易历史。改革开放40年来,考古材料、传世文物愈加丰富,中外学术交流和跨学科合作日益频繁,文献共享率不断提高,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均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本文回顾、总结了近40年广州古代海外贸易历史研究的发展脉络、特点、关注点、主要成果及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