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代中国人使琉球的航海生活

在中琉建交五百多年间,中国派出册封琉球的使团共计25次,这些册封使团的人数众多,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七百余人。而航海日期少则数日,多则近一个月。本文力图从历代册封使录中,对明清时期册封琉球的使团在航海过程中的敬神活动、饮食、医疗卫生条件、娱乐活动四个方面,以具体事例,加以考察,来了解当时中国人的航海生活。     

琉球观音信仰研究

观音信仰作为外来宗教信仰在宋代咸淳年间传入琉球,因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而一度衰落。一个世纪后,观音信仰从日本再次传入琉球,在历代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扶植下,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17世纪以后,观音信仰从琉球的都市逐渐扩展到乡村、甚至离岛,许多观音堂被陆续建造起来。反观妈祖信仰在琉球的局部地区和特定群体中流传及近代的急遽衰落,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外来宗教信仰要在异国他乡求得生存和发展,关键在于要积极地融入当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中,建构深厚的信仰基础。     

洪武十六年明朝往琉球"市马"的目的探析

梁民市马是明朝借助琉球联动影响高丽、日本,构建东北亚地缘政治秩序的首次尝试。其着眼点主要有三:其一,借市马巩固与中山的关系,并暗自削弱中山的军事实力,维持三山均势,进而以贸易之利吸引山南、山北入明朝贡;其二,反向利用琉丽间的情报传递渠道,与索要岁贡马匹、军事威胁等政策相互配合,拆解高丽与北元及纳哈出的关系,逼高丽彻底地倒向明朝;其三,联动影响日本国内的马匹流通,加剧日本政府的紧张感。并以大规模海军舰队出使,在往返途中就便剿捕倭寇。通过舰队长时间驻泊琉球,营造伺机"征日"假象,震慑日本,使之不敢介入明朝的国内战争。从本质上说,梁民市马是对北元战略的一环。     

论郭汝霖“使琉”及其《重编使琉球录》

嘉靖三十四年(1555)郭汝霖受命往封琉球中山王尚元,由于史料的缺乏,册封正使郭汝霖的生平事功、郭汝霖代替吴时来使琉、中国拒绝琉球领封请求等问题多语焉不详,无法得到深入讨论。但通过一些鲜为学界注意的地方志、学界新发现的朋僚赠送诗文,以及郭汝霖本人的《石泉山房文集》等材料,可以丰富郭汝霖的身世事功,展示时人对原册封使吴时来的多元看法,揭示在倭寇祸华背景下中国拒绝琉球领封请求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不当示怯于日人。同时对比郭汝霖的《重编使琉球录》和陈侃的《使琉球录》,可知郭录在重编中有删文、增文和改文三种情形。     

清代朝鲜漂流民与琉球知识情报的收集——以朝鲜漂流民的琉球之旅与相关见闻记录为中心

清代,漂流是维系朝鲜和琉球交往的主要通道,漂流民的琉球见闻成了朝鲜获取琉球情报的主要来源。由漂流民带回朝鲜的琉球资讯,是基于漂流民在琉球较长时间的体验和观察,其准确度较高,具有研究的价值。通过对8种18—19世纪朝鲜学者撰写的漂流民琉球见闻记录进行分析后,可以得知朝鲜社会获取的琉球资讯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关于琉球风俗和社会体制的资讯;二是琉球和周边国家关系的资讯;三是关于琉球地理的资讯。这些琉球资讯在增加朝鲜的海外知识的同时,为朝鲜客观准确的认识东亚世界做出了贡献。     

从《旅行须知细则》看清代琉球对华“隐蔽政策”——兼谈琉球候文文献的史料价值

长期于中日间维持某种特殊地位的琉球王国,其流传至今的古文献,除早为我国学者熟悉的《历代宝案》《中山世谱》等汉文文献外,还有一批以“近世候文”体写成的日文文献。后者由于存在文字解读上的困难,以往研究中很少被国内学者利用,但其中大量涉及中琉政治、贸易及文化往来,尤其是揭示日本萨摩藩如何于幕后操控琉球对华朝贡贸易的内容,无疑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清代两国关系不可或缺之材料。乾隆中期琉球王府评定所以国内士族为主要对象先后两次发布的《旅行须知细则》,即为反映清代琉球对华“隐蔽政策”的重要史料。结合该文献对中、琉汉文史料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再研究,可使我们发现诸多看似意外的漂流事件背后,存在一直为琉球方面努力掩盖、不能被中国人知晓的秘密。     

赤木文库藏琉球官话课本《广应官话》中三则清代闽琉交流史料考述

赤木文库本《广应官话》中保留了三则清代闽琉交流史料,一则是见于《历代宝案》的闽县林合兴商船杠椇清册,属于雍正十年(1732)中琉海难救助史料;另一则是雍乾时期闽中进士刘敬与和琉球人的友好交往记录;最后一则是闽地流行的《新刻官话汇解释义音注》等官话正音书的引文,属于乾嘉时期闽琉文化交流的史料。这些史料一方面说明琉球官话课本语料来源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其在闽琉交流史研究中的特殊性。     

鞠德源著《钓鱼岛正名》举正

位于东中国海大陆架上的钓鱼岛列屿,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文献、地理和地质构造、以及国际法的角度来评判,其领土权皆属中国。正因如此,本文着重强调,研究钓鱼岛问题应以可靠的史料为依据,论证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尤其应以适合国际法的史料为依据。否则只会徒增纷扰,使钓鱼岛问题研究更加复杂化;甚至授人予柄,效果适得其反。史家陈寅恪的考据三法,对我们研究边疆史地、特别是钓鱼岛问题亟具指导意义。尊重前人学术成果,引述他人著作必须注明出处,这是起码的学术规范;以杂撮他人著述为能事,自欺欺人,最终必然害己误人,学术界应引以为戒。     

中国东南摩尼教的踪迹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福建和浙江又发现了摩尼教遗迹。虽然这些遗迹并不能提供摩尼教衰亡的细节,但是却增加了我们对中国摩尼教史的了解。由于时代变迁及历代战祸．除在敦煌莫高窟检出的三部摩尼教残经之外,唐以后摩尼教的书籍没有流传下来,这是摩尼教研究中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虽然有关摩尼教的资料大部分已被发现,并已出版,学者们也已作了研究,但仍有些史料有待于深入探讨。     

关于宋代泉州舶使的若干人与事——读史札记

宋代泉州港的海外交通非常发达,朝廷对这里的市舶收入及市舶司十分重视.然而,史籍对宋代提举福建路市舶名录的记载不一,有些散见于各种地方文献,本文将近年来读史所抄录的若干人与事加以整理,以作补充.     

入世5年来中国物流的发展

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计表明:"十五"时期,我国社会物流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15%左右.明显快于"十五"时期GDP增长9.5%的水平;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由2000年的19.4%下降到2005年的18.5%,等于节约社会物流费用合计近1000亿元;物流业增加值2005年超过1.2万亿元,同比增长12.7%,占当年服务业增加值的16.6%,现代物流业已成为我国现代服务业的支柱产业.     

入世5年来中国物流的发展

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计表明：“十五”时期,我国社会物流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15%左右,明显快于“十五”时期GDP增长9．5%的水平；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由2000年的19．4%下降到2005年的18．5%,等于节     

日据时期台湾与福建的帆船航运

清代自嘉庆、道光以后,面向台湾海峡的台湾台南,作为台湾府城,与中部海港—鹿港及北部淡水流域之艋舺,同福建和广东、浙江沿海有帆船之往来,因而形成重要港口之一。前述台湾之三大港市,其蓬勃发展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透过这些要港,以台湾的航运为依据,可知台湾经济之发展,与大陆的沿海地域进行的经济交流是密不可分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实行了对台湾的统治,中国沿海地区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日益薄弱。日本统治台湾之后,随之对台湾的基隆等港口进行设施整备与建设,大型汽船也有可能停靠于台湾的港湾。因此台湾产品经由中国沿海地区,再转向世界市场的流通网路遭受破坏。台湾产品藉由台湾的港口,利用大型汽船直接往海外输出,中国沿海地区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及地位日益滑落。其典型的事实,在本文所揭示的台湾日报及日本的领事馆告示等处均有记载。但因台湾人民的嗜好,或是中国沿海地区人们的嗜好,作为日常品的对外进出港口的厦门、泉州、汕头等地,帆船航运尤其重要,并因此成为重要的港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