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福建籍高僧拙公和尚的越南之行——以笔者田野调查和新发现的珍贵史料为依据

明清之际福建籍高僧拙公和尚赴越南弘扬佛法长达20年,成为越北方临济禅派的开山祖师,这是岭南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而国内对他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本文根据笔者在越南田野调查和新发现的珍贵史料为依据,结合国内的相关史料,对拙公和尚的姓氏名号、籍贯和生平作了初步的考证.     

试析广东十三行的企业制度特征

广东十三行并不是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体制下,由民间资本、民间贸易自发产生的自主企业组织;而是在清前期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以实现清王朝管制中国与西方商人之间的对外贸易为目的,由清廷及其地方衙门主导、实施的一种特殊的企业制度。在此制度中,传统的家族势力虽然发挥极大的作用,但对于整个广州商界以及朝廷和官府来说,十三行却不仅仅只是意味着一个商人、一个商号,而是一个商业团体、一个商业家族。因此,从企业产权、企业治理结构以及企业剩余分配方面,对企业制度特征进行进一步的考察,也是广东十三行研究的重要内容。     

明清时期漳州的海商与海盗论略

明清漳州海商风云际会,长袖善舞,“分贩东西洋”“通番”获利,执东西方贸易之牛耳,成为当时中国私人海上贸易的先驱者、主力军与领头羊.其敢为人先,积极进取的人文性格世代相传,到18世纪中后叶再度在粤海之滨焕发异彩.明清时期漳州的海盗纵横海上,名噪一时,他们可分为“海贼”（走私者）、海盗（劫掠者）、海上军阀（海域的实际控制者）三类,在各个历史阶段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在广袤无垠的海洋留下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传奇.     

明代青花瓷西传的历程:以澳门贸易为中心

从历史上看,将青花瓷最早传入欧洲的,是16世纪率先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前后,以明代青花瓷为主的瓷器贸易已经开端。本文通过对上川岛、澳门和马来西亚附近海域沉船瓷器遗存的分析,指出在中欧海上瓷器贸易开始不久,有利可图的青花瓷为主的中国瓷器外销,就引发了欧洲的中国风,改变了葡萄牙乃至欧洲的社会生活时尚。     

明代至清初的十三行与十字门海上贸易--以屈大均1662年澳门之行为中心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录薛馧<澳门记>云:“遵澳而南,放洋十里许,右舵尾,左鸡颈;又十里许,右横琴,左九澳.湾峰表里四立,象箕宿,纵横成十字,日十字门,又称澳门云.其东南百里间为老万山,孤岛具营垒.山东北注虎门,属蕃舶入中国道.此山外则天水混同,无复山矣.而澳夷出入洋则不于虎门,于十字门.二门俱斜直老万山,十字门特近澳也.“……     

澳门的市内交通

澳门人口呈高度密集状态,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万人左右,半岛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5万人以上,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由于澳门的海湾业和博彩业比较发达,每天吸引大量游客来澳,而从事经济活动的商务旅客也很多,     

宋元明清华商与东南亚华侨社会

对外贸易是宋代以降中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的对外贸易,促使外销商品深入到东南亚社会的诸多方面,特别是陶瓷器皿,在东南亚和华侨社会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从事对外贸易的华商,为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为华侨居住国的社会进步,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论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对大黄的认识——关于明清来华西人中药观的断面思考

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对大黄的关注,体现了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传教士留下的有关记述,集中反映了他们对大黄的认识。天主教传教士在西方大黄认识史上地位突出。鸦片战争前西方社会有关大黄的新鲜信息,主要是来华天主教士提供的,其中耶稣会士起到关键作用;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传教士对大黄的认识亦有所推进。虽然俄国派遣了规模不小的东正教传教团常驻北京,但东正教传教士并没有向西方社会提供多少有关大黄的新知识,这与俄罗斯长期是中国大黄的主要买家、西方社会优质大黄的主要提供商以及大黄奥秘的积极探索者等事实形成鲜明的反差。明清之际,基督新教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沿海一带活动。伦敦会、公理会、内地会等差会的传教士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对大黄的认识。探讨传教士对大黄等中国特色药材的认识,有利于对传教士及来华西人的中医中药观提供更合理的解释。     

从明清海外交通著作看郑和下西洋与华侨

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从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前后七次下西洋,访问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和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外交通史的里程碑,它促进了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且对华侨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从明清时期海外交通著作的有关记载,探讨郑和下西洋与华侨的关系.     

论明清的海寇

一、前言 近年来,学术界对"海洋中国"的研究兴趣和贡献日益增加.[1]与此同时,对明清时期在海洋中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海寇[2]亦渐成研究的课题.明清两代具备高度活跃力的海寇,因其特殊性及势力之巨大,引起许多国内外学者专家的兴趣和注意.[3]本文研究建立在过去的学术成果上,除了对海寇的宏观历史背景分析外,将以王直曾一本、林道干、林凤、郑氏集团和蔡牵等重要海寇集团为例,探讨明清海寇的崛起、没落及其所处的时代特征与意义,并将焦点放在海寇的活动特色,试图解释为何这些在海上称霸一时的海寇,未能为我国在海外开拓疆土和殖民海外.     

明清时代的朝鲜使节与中国记闻--兼论《朝天录》和《燕行录》的资料价值

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1392-1910年),又称李朝,是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朝鲜王朝建立后,她与中国的明朝以及清朝曾保持着频繁的使节往来.由于朝鲜王朝所派遣的来华使节,回国后往往要由国王召见,汇报有关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书状官,必须将途中以及中国的见闻记录禀报国王,从而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闻.一般来说,朝鲜使节访问明朝的记闻多被称为<朝天录>,而访问清朝的记闻多被称为<燕行录>.通过<朝天录>和<燕行录>,我们可以获悉很多明朝人和清朝人未曾注意或记录的情况.所以,<朝天录>和<燕行录>无论对于我们研究中朝关系史还是研究明清史,都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元明时期伊斯兰天文家在华工作的变化与调整

依据中国统治者的需要,受中国天文、星占学固有传统和其人自身生存发展等因素强有力的制约,元明时期伊斯兰天文家在华工作有过较大的变化和调整,主要表现在其星占服务对象被严格限定、其职责具有鲜明中国特色。随之,其所译介伊斯兰天文典籍的境遇也因是否中国化而有了显著的不同。     

略论明清时期福建生产技术在琉球的传播

福建与琉球(今日本冲绳)由于其特殊的地缘关系,在明清时期曾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交往.明初,凡外商入贡者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1]清袭明制,福建仍是中琉交往的唯一口岸.在明清中琉友好交往的五百余年间,福建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输入琉球,对琉球的宗教思想、文学艺术、生产科技、教育医学、园林建筑、饮食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拟对明清时期福建生产技术在琉球的传播作一粗浅的考察.     

从田野调查看明清时期泉州明教的走向

宋元时期,泉州的明教(摩尼教)活动甚盛.从考古和历史资料证明,宋代有大批明教徒聚会于晋江华表山麓的草庵,元代在泉州城里专门设有管理江南诸路明教和秦教(基督教)的机构.元至元五年(1339),明教徒在草庵建构石室,镌刻"道貌佛身"的摩尼光佛像,以吸引大批信众前来朝拜.然而,如<闽书>所云,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以"上逼国号"为罪名,厉禁明教,使明教趋于衰落.明清以来,除何乔远在<闽书>中的记载之外,涉及泉州明教的文字资料极少,以致诸多研究摩尼教的学者对于这一时期泉州明教的活动情况.也只能笼统以"衰微"或"消亡"概言之.2004年以来,笔者在晋江草庵周边进行田野调查,通过查询族谱,访问乡老,考察民间宗教活动,发现了一些有关明教(摩尼教)的踪迹,希望能藉此理出明清以来泉州明教活动的走向.     

论明清时期福建海洋社会官民力量的交争

一、帝国的海洋政治特征 明清时期对福建海洋的控制,是帝国海洋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的海洋政治受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     

唐宋时期泉州与东北亚的陶瓷贸易

唐宋时期,泉州地区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商业重镇和陶瓷的重要产区,海外贸易发达,与东北亚各国的海上交往频繁.在文字记载阙如的情况下,大量的古陶瓷是再现它们之间贸易关系以及文化交往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尤其在宋代,泉州的外销瓷销售范围广、数量多,在日本有许多重要的发现.虽然在朝鲜半岛上已知的泉州古陶瓷发现的数量不多,但笔者认为,这个时期以朝鲜半岛在中国及东北亚贸易圈中的重要地位而言,在贸易交往频繁的年代以及许多泉商常驻高丽的情形下,泉州陶瓷在半岛上应存在某种程度的贸易和遗存,对此有待进一步考古发现和探究.     

明末清初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

中国和日本是近邻,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科学技术、贸易交流的历史。本文仅就明末清初中国与日本之间海上贸易的情况作一介绍。     

略论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海外贸易

唐宋时期是中日海外贸易发展的重要阶段，地处东中国海西岸的福建与日本进行频繁的海外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福建与日本的海外贸易状况、规模、特点、原因及影响作一探讨，以求正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