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对通勤时间的态度和偏好视角下的职住空间失调

研究职住空间失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体对职住分离的态度和偏好,并有助于在制定政策时考虑通勤者更真实的需求和期望.本次研究采用理想通勤时间和实际通勤时间的匹配程度来度量职住空间失调,并以昆明市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大多数通勤者认为他们的职住空间是失调的,有41.04%的通勤者遭受重度空间失调.进一步,基于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职住空间失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出行方式、居住区位、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有无小孩对职住空间失调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个体对通勤时间的态度和偏好的异质性,更长的通勤时间并不总是意味着职住空间更加失调.     

城市交通形态研究——城市与交通规划融合的深圳实践

基于实现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融合,提出交通形态作为融合的桥梁,并以深圳为例进行了规划实践,成为指导交通规划的总纲.重点探讨了交通形态的定义和研究框架,主要从土地利用出发,通过量化手段识别城市职住分布、职住平衡范围、空间形态,并结合交通出行特征研究通勤圈范围,最后抽象概括出交通形态.     

就业可达性量化方法及分布特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基于国外传统可达性测算方法,建立适用于中国城市交通特征的就业可达性量化方法。在对比分析常用的四种可达性测算模型的基础上,以南京市为实例,针对老城区分别构建了小汽车和公共汽车出行就业可达性模型,同时建立新城区就业可达性模型,以此分析南京市就业可达性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南京市主城区就业可达性随着出行距离增加而提高,且提高程度逐步降低;公共汽车出行就业可达性低于小汽车,在城市外围地区尤为明显;新城区就业可达性远低于老城区,职住失衡以及交通通道欠缺是主要原因。最后,通过借鉴国际城市发展经验,提出南京市不同片区就业可达性改善措施。     

职住学空间测度及儿童通学决策的影响机理——以昆明市双职工家庭为例

当代城市家庭选择居住地时往往将临近学校作为重要参考,在缩小学住距离的同时加剧了职住分离。选取昆明市561个有学龄儿童的双职工家庭为研究对象,分析家庭空间分异对儿童通学决策的影响。首先,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构建考虑职住学三个锚点的家庭活动空间及测度理论模型。其次,根据测度结果将家庭活动空间划分为职住学就近型和职住学分离型两类。最后,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探究两种模式下父母工作时长以及父母儿童组合时间窗对儿童通学时空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学住距离,父母的职住距离和工作时长对通学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就近入学政策对于促进儿童步行上学的作用有限;对于职住学分离型家庭,父母下班与儿童放学组合时间窗的宽裕程度对儿童出行影响显著,组合时间窗越宽裕,儿童小汽车出行的可能越大,因此弹性放学时间的效果也有待商榷;儿童在通学行为中的性别差异主要在职住学分离型家庭中体现。     

时间地理学视角下职住空间对通勤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昆明市双职工家庭为例

家庭职住空间是城市通勤格局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通勤效率是居民日常出行行为决策的评价标准之一,剖析二者间互动机理是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及提高交通可达性的关键。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建立职住空间与通勤效率研究框架,提出家庭职住空间和通勤效率度量方法,利用2016年昆明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职住空间对通勤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职住空间分散的家庭倾向于将非工作活动嵌入通勤链或采用小汽车出行以提高通勤效率,但更高的小汽车拥有水平会增加接送类时空固定性较强的活动,最终导致家庭通勤效率降低;高收入和长住学距离均使家庭的职住空间更加分散,然而高收入促进通勤效率提高,而长住学距离使通勤效率下降;通勤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近市中心居住家庭的非工作活动以时空灵活性较强的购物与休闲为主,故而通勤效率较高,郊区居住家庭周边的商业设施较少且非工作活动较为固定,故而通勤效率较低。因此,城市用地布局和住房供给应综合考虑如何降低通勤交通的机动化依赖程度、如何缩短非工作活动的出行时耗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的需求,以逐步提高城市居民的通勤效率。     

基于IC卡与GPS数据的公交通勤出行特征分析

公交通勤人群是公交客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交通勤出行特征是制定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公交规划、优化与运营管理的数据基础.针对传统以"车"为研究对象的碎片化公交通勤出行特征分析方法,基于公交IC卡与GPS数据,从公交乘客"人"角度出发,系统分析提出了公交出行链特征、区间客流不均衡系数、职住平衡水平及线路黏性系数4个维度指标参数计算方法.以重庆市主城区连续5个工作日47条代表性线路的公交乘客为例,对通勤出行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主城区通勤客流换乘次数较少、长线公交客流需求较大、职住平衡水平较高、约1/4的通勤出行者对线路选择具有较强黏性.     

中国城市职住均衡实证分析与关键对策

居住与就业岗位、居住区生活设施配套以及公共设施的空间配置决定了城市居民出行总量和出行距离,即职住均衡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源头管理措施。首先提出职住混合度、职住均衡度两个评价指标及其计算方法,并对辽阳市和齐齐哈尔市两个案例城市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职住分布对居民出行距离有显著影响,相似的城市规模下,职住均衡良好的城市居民平均出行距离较短。在此基础上,分析职住均衡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规律,并阐述了生态城市单元与职住均衡的关系。最后,提出促进职住均衡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关键对策。     

城市公共交通常乘客通勤出行提取方法

为挖掘公共交通通勤出行精准化特征，从追踪出行链的角度出发，利用公交与轨道多源数据研究常乘客通勤出行提取方法。通过选取潜在职住地设置高频职住地集合，提出公共交通常乘客职住地识别算法，结合出行链起讫站点与职住地空间信息匹配提取通勤出行链，并将常乘客出行分为home-work通勤、work-home通勤和非通勤出行。以北京市“回天地区”公交与轨道出行链数据为例，提取常乘客通勤出行。结果表明：常乘客职住地识别率达到85.9%，常乘客通勤出行和非通勤出行在出行时空分布和出行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通勤出行提取可为北京市面向常乘客开展“预约出行”并分析其出行需求动态特征变化提供依据。     

职住空间错位对城市居民通勤时间影响研究

城市职住空间错位的研究通常以测度就业可达性为基础,但传统测度方法在应 用到国内城市时具有明显的缺陷.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就业可达性测度方法,通过引入就 业机会权重系数,量化了城市就业机会分布不均的特征,并以此为指标分析了职住空间 错位对于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南京市主城区就业可达性差异性明显,呈 现从中心向外围逐步递减的趋势,且递减程度愈发明显.同时就业可达性对于低收入者的 通勤时间影响显著,可达性的提高有利于降低通勤时间,但是由于低收入群体在出行方 式选择上的局限性,可达性的提高无法拓展他们的就业范围,必须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的角度来消减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域职住空间分析

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的空间关系是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提出分区域的居民通勤距离和就业岗位通勤距离计算方法.通过对比验证了手机信令数据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的职住空间和距离分布特征较为吻合.重点分析上海市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的职住空间关系及通勤距离.提出职住通道平衡概念,并分析职住通道不平衡地区与轨道交通拥挤程度的关系,指出土地利用布局优化对职住通道平衡的重要性.通过分析不同新城的职住空间特征,探讨新城范围划定对统计分析的影响,总结了新城职住空间较为独立、居民内部就业率较高的特征.     

城市交通状态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分析

有关城市交通状态空间特征的研究相对匮乏。从空间角度分析城市宏观交通特征,首先,针对城市路网几何形态和交通数据的关系提出适合于城市交通数据分析的空间模型。然后,以从长期的浮动车数据中提取的路段行程速度作为描述交通状态的实验数据,分别采用空间自相关和核密度估计法定量分析路网行程速度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并分析其在典型时段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城市交通状态的关联性在空间上随着路段间距的增长而衰减;城市交通状态的空间分布特征随时间变化,受路网结构和区域功能的影响在空间中呈现集聚特征。     

就业-居住空间关系及通勤效率——过剩通勤的评估潜力

过剩通勤已是一个专门用于研究城市就业-居住空间对应关系及评估通勤效率的研究范式。回顾该范式30多年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指出相关概念及其指标在评价城市通勤效率时存在的优缺点。将Bertaud的城市通勤模式及其空间结构置于Brotchie三角形模型中,讨论就业-居住空间分散形态嬗变带来的通勤模式的多种演变方向,厘清过剩通勤框架在评估城市职住平衡程度与通勤效率时所具有的潜力。过剩通勤框架为研究城市空间形态嬗变和评估空间结构优化程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工具。     

迁居对家庭日常活动—出行行为交互机理的影响

居住地是家庭成员日常活动的主要起讫点,迁居会导致家庭日常生活空间重组,进而成为影响成员活动安排和出行模式的关键因素.本文以迁居家庭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个体和家庭两个层面分析迁居前后日常活动—出行行为的调整变化,以揭示家庭成员间的交互模式及其内在机理.研究表明:迁居对成员活动—出行行为的影响首先体现在通勤模式调整上,其次是在家务分担上.具体来说,当两个成员均受到职住错位影响时,双方在家务活动安排上交互强烈,家庭内部会通过替代或互助等互动模式来平衡通勤活动所受到的时空制约;当只有一方受到职住错位制约时,双方交互程度进一步降低,家务活动安排上表现出显著性别差异,男方较容易受通勤活动的影响而放弃承担家务活动;当双方均处于职住邻近状态时,双方交互程度最弱,家务活动常采用陪伴或联合等协作方式来完成.     

基于出行者认知的理想通勤时间研究

理想通勤时间对住址选择及职住关系、通勤出行方式选择和城市土地利用与空间布局等相关研究有重要意义.以昆明市为案例,研究了理想通勤时间的分布及其与实际通勤时间的差异,并基于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理想通勤时间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理想通勤时间在[10,20)min区间所占比例最大,并不总趋于0,这印证了通勤出行具有一定的正效用.71.3%的通勤者对实际通勤时间不满意,期望缩短通勤时间,仍有8.4%的通勤者的理想通勤时间大于实际通勤时间.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居住区位对理想通勤时间有显著的影响.     

上海市主城区公共交通分担率与土地利用相关性

上海市主城区近30年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公共交通分担率与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紧密关系。利用上海市综合交通调查数据和交通模型,定量分析主城区土地利用效率与公共交通分担率的相关程度,指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越大、公共交通分担率越低,且公共交通分担率存在阈值。同时探讨城市功能空间布局对公共交通分担率的影响,上海市主城区不同区域、不同出行方向的公共交通分担率有明显差异。最后指出,公共交通分担率的目标设定需要结合城市用地开发同步考虑和深入研究,不能一概而论。     

基于可达性的城市群交通网络公平性分析

研究交通网络的可达性和公平性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城市群范围内不同城市的发展水平和差异,更具针对性地制定规划和功能提升策略。利用实时路径规划数据,获取公路及公路衔接高铁两出行场景下的出行成本,运用Arcgis工具分析城市群内交通网络可达性;提出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双指标公平性测度思路,对比分析其可达性差异特征;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城市群范围内高铁网络的可达性水平整体高于公路网络,但存在部分地区(无高铁站点)高铁出行可达性低于公路网络出行;公路网络可达性呈现出由核心城市逐级递减的格局,高铁网络呈现出沿线路廊道向两侧递减的格局;出行时间可达性数量分布具有一定的正态特征,而空间可达性分布则显示出指数分布特征;两出行场景下的可达性分布均表现为不公平,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可达性分布不公平性更强;高铁网络加剧了城市间的时间可达性差异,但缩小了城市间的经济潜力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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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密度是衡量一个地区交通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仅能够很好的反映交通需求的强度，而且提供了一条定量分析城市交通需求影响因素途径。本文以具有不同地貌形态特征的城市：大连和沈阳为例，采用GIS的空间分析技术，计算获得能够反映密度差异的城市密度，并且根据城市交通需求的特点，把城市密度分为单密度和符合密度两种，通过空间统计分析，分析各种城市密度对交通发生、出行距离、出行时间和出行方式的影响。研究表明：不同的城市密度有效作用于不同的交通需求特性；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城市密度与交通需求之间的存在明显的单调关系。     

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与多尺度空间协同优化——以上海都市圈为例

大城市空间与交通网络互动、优化的关键在于把握出行活动的时空约束关系及基本规律。针对不同空间尺度界定骨干交通模式的服务目标,即构建适应圈层、轴带、珠链等不同空间形态的轨道交通系统结构及模式。首先,分析上海市轨道交通网络与城镇空间的发展历程及问题,以轨道交通对都市圈不同区位和不同增长模式的适配程度为切入点,提炼空间—交通互动作用在出行时间与活动空间、时间尺度与空间形态、新城发展与区域城镇格局、交通设施与增长形态四个方面的规律。根据上海市2040年总体规划的目标,针对都市圈核心功能区、通勤圈等不同空间尺度范围的布局特征,确定多模式轨道交通层次结构、功能定位、网络形式等系统设计准则和策略导向。最后,提出一小时时间约束的上海都市圈交通廊道识别、节点选择和枢纽体系设计方法和方案。     

重庆市主城区客运结构研究

居民出行方式是影响城市客运结构的关键因素,在分析重庆市主城区居民出行方式的现状结构与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重庆市2007年、2010年、2020年主城区居民出行结构比率进行调查和预测,能为研究重庆主城区客运结构乃至城市交通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     

高铁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影响的研究综述

高铁是区域快速综合交通网的主骨架，作为城市间高效快捷的出行方式，为提升通道客运能力和缓解既有铁路货运压力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从高铁对城市可达性、要素市场及空间结构的影响等3方面，综述了国内外高铁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影响研究的主要成果，归纳总结了共性结论和存在的分歧。通过分析高铁对城市可达性变化的程度和可达性变化在不同区域之间是否平衡，揭示高铁(网络)对城市间出行需求的直接影响。城市可达性的改善进一步重塑生产要素的区域空间分布，加速资本和人口流动，促进产业发展和就业改善，并对土地和住房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市场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给城市宏观经济发展，特别是高铁站区空间重构带来重大机遇。系统评估高铁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能够为管理部门高铁投资决策、规划建设及影响评估等提供参考。最后，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并基于新时代背景展望了有待开展的若干重点研究方向：一是将城市群视作新的利益集合体，研究高铁投资的经济效益、收益分配和高铁开通后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和要素空间分布的影响；二是探究高铁通勤行为对城市资本、人口和土地等要素市场的影响，剖析车站选址和票价变化等影响高铁通勤的关键性因素；三是考虑城市间高铁竞争与合作博弈行为和客货混跑模式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影响的新变化；四是运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分析高铁对城市经济微观层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