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职住空间演变评估方法研究

中国大城市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空间形态以及对应的就业-居住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嬗变。职住分离正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本研究基于过剩通勤框架提出一种动态的Brotchie三角形模型研究方法,为快速城镇化发展中的中国城市通勤效率评估提供理论基础。借助南昌市城市居民出行调查中获得的大样本的通勤、就业等数据,为城市的职住平衡、通勤效率评价提供有效数据支撑,并对动态Brotchie三角形模型进行验证。研究证明,以过剩通勤框架下的动态Brotchie三角形模型和通勤节省、标准通勤节省指标评价快速城镇化大城市的通勤效率,相较职住比、过剩通勤率等指标更加有效并且有利于跨时间、跨城市的横向比较。     

北京市职住分布与通勤交通特征

通勤交通问题是困扰大城市发展的普遍难题,城市通勤交通服务水平的提升是建设高质量交通体系、人民满意交通的关键点。通过手机信令数据进行职住地识别,获取通勤OD数据,分析北京市总体职住分布和通勤交通特征,深入挖掘45 min通勤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聚焦重点地区,对北京市大型居住组团、重点就业功能区以及新城地区职住分布和通勤交通特征进行分析,剖析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发展对策与建议：1)提高区域内用地混合度,提升区域职住平衡水平;2)提高新城与中心城区轨道交通运行组织水平;3)持续推动新城产城融合发展,推动新城基础设施完善优化和公共服务品质提升。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域职住空间分析

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的空间关系是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提出分区域的居民通勤距离和就业岗位通勤距离计算方法.通过对比验证了手机信令数据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的职住空间和距离分布特征较为吻合.重点分析上海市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的职住空间关系及通勤距离.提出职住通道平衡概念,并分析职住通道不平衡地区与轨道交通拥挤程度的关系,指出土地利用布局优化对职住通道平衡的重要性.通过分析不同新城的职住空间特征,探讨新城范围划定对统计分析的影响,总结了新城职住空间较为独立、居民内部就业率较高的特征.     

一种基于手机信令的通勤OD 训练方法

针对基站定位精度低、信令采样间隔长、轨迹不连续的手机信令,提出一种职 住及通勤OD(origin-destination)计算框架.对用户单日手机轨迹按时间排序,标识每个轨 迹点的进出时间及停留时间,剔除长距离漂移轨迹点,对邻近轨迹点进行空间聚合.将全 天划分为多个时窗,叠加用户多日轨迹,计算稳定指数并识别用户在各时窗内的多日稳 定点.综合工作日与节假日稳定点判断用户居住地、工作地.采用基于常住人口的扩样方 法,对街道通勤OD矩阵进行扩样.模型结果与重庆主城常住人口分布、2014 年居民出行 调查结果吻合.     

时间地理学视角下职住空间对通勤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昆明市双职工家庭为例

家庭职住空间是城市通勤格局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通勤效率是居民日常出行行为决策的评价标准之一,剖析二者间互动机理是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及提高交通可达性的关键。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建立职住空间与通勤效率研究框架,提出家庭职住空间和通勤效率度量方法,利用2016年昆明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职住空间对通勤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职住空间分散的家庭倾向于将非工作活动嵌入通勤链或采用小汽车出行以提高通勤效率,但更高的小汽车拥有水平会增加接送类时空固定性较强的活动,最终导致家庭通勤效率降低;高收入和长住学距离均使家庭的职住空间更加分散,然而高收入促进通勤效率提高,而长住学距离使通勤效率下降;通勤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近市中心居住家庭的非工作活动以时空灵活性较强的购物与休闲为主,故而通勤效率较高,郊区居住家庭周边的商业设施较少且非工作活动较为固定,故而通勤效率较低。因此,城市用地布局和住房供给应综合考虑如何降低通勤交通的机动化依赖程度、如何缩短非工作活动的出行时耗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的需求,以逐步提高城市居民的通勤效率。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城市通勤出行特征研究

通勤交通出行特征是研究城市交通规划的重要数据基础,如何有效提取通勤出行特征成为研究城市居民通勤出行的关键。文章通过分析手机信令数据特性和通勤出行特征,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挖掘的相关技术,建立通勤出行特征提取模型并进行实例研究,与传统的居民出行调查分析进行对比,验证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进行通勤出行特征研究的可行性。     

个体对通勤时间的态度和偏好视角下的职住空间失调

研究职住空间失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体对职住分离的态度和偏好,并有助于在制定政策时考虑通勤者更真实的需求和期望.本次研究采用理想通勤时间和实际通勤时间的匹配程度来度量职住空间失调,并以昆明市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大多数通勤者认为他们的职住空间是失调的,有41.04%的通勤者遭受重度空间失调.进一步,基于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职住空间失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出行方式、居住区位、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有无小孩对职住空间失调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个体对通勤时间的态度和偏好的异质性,更长的通勤时间并不总是意味着职住空间更加失调.     

职住空间错位对城市居民通勤时间影响研究

城市职住空间错位的研究通常以测度就业可达性为基础,但传统测度方法在应 用到国内城市时具有明显的缺陷.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就业可达性测度方法,通过引入就 业机会权重系数,量化了城市就业机会分布不均的特征,并以此为指标分析了职住空间 错位对于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南京市主城区就业可达性差异性明显,呈 现从中心向外围逐步递减的趋势,且递减程度愈发明显.同时就业可达性对于低收入者的 通勤时间影响显著,可达性的提高有利于降低通勤时间,但是由于低收入群体在出行方 式选择上的局限性,可达性的提高无法拓展他们的就业范围,必须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的角度来消减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     

广州城市居民通勤空间特征研究

通勤行为作为居民日常出行最主要的类型之一,其空间组织的合理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交通的组织起决定性作用。同样,与通勤密切相关的居住与就业两类用地,其空间组织对城市空间格局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城市居住一就业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的是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出行行为的转变。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例,分别从广州市居住与就业空间组织对通勤行为的影响、居民通勤的基本特征出发,来探讨通勤的空间特征。     

中国主要城市轨道交通覆盖通勤空间特征研究

在编制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研究轨道交通对城市形态的影响、分析轨道交通对居民的服务能力时,常常缺少量化指标,面临数据不足或精度低、城市间横向比较能力弱等问题.从通勤视角出发,基于互联网通勤数据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选择轨道交通覆盖人口比例作为指标,通勤椭圆作为城市形态可视化方法,研究轨道交通与职住关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并对轨道交通覆盖通勤人口比例的含义和实际应用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与轨道交通客运强度的关系,总结了所反映的轨道交通车站周边职住特征、轨道交通建设边际效应以及对通勤空间范围和公共交通通勤效率的影响.     

中国大城市交通问题的空间解读与对策

城市交通大多从城市人口平均特征出发进行研究。然而在市场的作用下,受收入、职业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社会阶层在城市空间中的居住和就业选址(城市的社会空间)存在差异。这是改善公共交通服务、缓解交通拥堵等很多大城市交通问题的根源之一。从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大城市新增人口和中低收入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入手,分析大城市通勤出行距离快速增长导致的交通拥堵、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提高困难等大城市交通问题的成因。提出大城市空间应基于分区模式构建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并提出对应的交通系统,实现大城市交通低碳和公平的目标。     

世界级CBD合理通勤交通模式研究

借鉴国际著名CBD的交通发展经验,有助于科学规划我国城市CBD交通的良性发展。首先通过对53个CBD的岗位密度和通勤交通模式的统计分析,指出CBD非公共交通通勤模式存在容量约束现象,其岗位密度与公共交通通勤比例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总结纽约曼哈顿和伦敦金融城两个著名世界级CBD的交通需求和通勤模式特征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支撑其通勤模式的交通设施供应模式、未来面临的岗位增长压力和选择的交通发展战略。最后指出上海市陆家嘴金融城的土地利用规划和交通系统规划存在的不适应性,并对其未来合理的通勤交通模式和交通设施供应策略提出了初步建议。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通勤与交通运行关系模型

通勤是导致城市早晚高峰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为探究通勤与交通运行的关系及其机理,分析了北京市通勤、非通勤出行距离、出行结构等基本特征,识别了通勤出行与路网速度分时间段的特征关系,基于此构建了通勤出行对交通运行贡献度六段模型,并通过逐段拟合标定模型参数.由模型分析可知:路网速度与通勤出行高度线性相关,且在早高峰形成及晚高峰消散阶段随通勤出行变化最为显著;晚高峰阶段路网速度是通勤、非通勤出行的混合熵函数;晚高峰较早高峰更拥堵、周五晚高峰拥堵水平加剧,均是由于晚高峰较早高峰、周五晚高峰较其他工作日晚高峰出行混合熵增加,进而导致整个交通系统熵增所致.因此,除了错峰通勤等措施外,减少非通勤弹性出行也是缓解早晚高峰拥堵的重要手段.     

城市交通形态研究——城市与交通规划融合的深圳实践

基于实现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融合,提出交通形态作为融合的桥梁,并以深圳为例进行了规划实践,成为指导交通规划的总纲.重点探讨了交通形态的定义和研究框架,主要从土地利用出发,通过量化手段识别城市职住分布、职住平衡范围、空间形态,并结合交通出行特征研究通勤圈范围,最后抽象概括出交通形态.     

基于通勤模式的都市圈中心结构判别研究

面对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问题,城市管理者尝试从城市空间规划层面引导交通出行模式的转型,调节供需关系,缓解交通问题,而中心结构识别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重要步骤,在分析方法与数据应用等方面仍然受限。本文利用百度位置数据挖掘出的都市圈通勤数据,采用基于网格的DBSCAN(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s with Noise)密度聚类算法,识别出我国35个主要都市圈的中心布局,并根据5种通勤模式的理论模型和相应的量化指标对都市圈中心结构进行判别,最后对主要中心结构下影响通勤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虽然不同都市圈的中心布局差异明显,但大部分都市圈表现为非均衡多中心结构。不同中心结构的分布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单中心结构都市圈主要位于中西部城市,而约束扩散结构和均衡多中心结构都市圈大多是由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发展形成。城市规模与通勤时耗的相关性最为显著,职住平衡度对通勤时耗也有较大影响。上述研究结果为针对性地制定不同都市圈的资源配置策略和通勤效率优化策略提供了有效支撑,对都市圈空间规划和交通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手机话单数据的通勤出行特征分析 ——以深圳市为例

通过手机话单数据提取用户的出行特征具有可行性.然而,手机话单数据的稀疏性对提取居民出行时间特征造成困难.通过对深圳市手机话单数据的挖掘分析识别居民职住地,得到居民特征通勤序列,进而基于早、晚不同情况对居民通勤特征进行描述和分析.对比分析显示,通过手机话单数据得到的居民通勤距离和时间特征与居民出行调查结果较为一致,说明该方法可用以描述居民通勤特征.研究表明,深圳市居民通勤开始时间受通勤距离影响不大,大于10 km的中长距离通勤出行对应的平均通勤时间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值(45~50 min).     

城市不同空间通勤行为可转移性研究

通勤者因地域及个体特征差异造成选择行为显著不同,本文旨在识别这一差异并揭示城市不同空间通勤行为的可转移性.在分析上海市通勤出行行为影响因素基础上,建立融入OD(Origin and Destination)变量的全空间及分OD空间的通勤方式选择模型,依据转移度量指标研究通勤出行模型空间可转移性.结果表明:全空间模型不能准确揭示不同出行空间通勤行为差异,除全空间模型可转移至内环外—内环内出行空间外,其他空间模型均不可转移;此外,各空间通勤者更偏好常规公交、地铁,且不同出行空间通勤者偏好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通勤大数据的出行空间分布模型测评与改进

通勤出行是城市交通早晚高峰的主要构成部分,理解和预测通勤出行空间分布一直是城市交通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基于互联网位置服务所识别的城市通勤大数据,以工程领域广泛应用的重力模型为例,研究和评价出行空间分布模型对通勤出行样本量的敏感性以及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实际通勤出行空间分布的重现能力,并剖析了传统出行空间分布模型所引起的“碎片化”结果及其成因。克服传统方法仅考虑群体统计特征的缺陷,引入反映个体通勤出行延续性的因子,提出了新的通勤空间分布模型及求解算法。新的模型和算法能够更好地适应通勤大数据背景下巨量分析单元的情形,基于实际数据验证了其对通勤出行空间分布的重现能力优于传统出行空间分布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