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中的非自然情感:基本类型与阐释选择

进入21世纪后,西方叙事学界迎来一轮显著的"情感转向"。就情感研究而言,叙事学家们普遍聚焦于模仿性情感而忽略了反模仿性情感。事实上,当代先锋实验作品中存在大量的物理上、逻辑上、人类属性上不可能的、反模仿的非自然情感。通过植入非自然情感,当代先锋实验作品进一步凸现了文学叙事的虚构性本质,达到产生陌生化效果之目的。在非自然情感的阐释选择上,文章以伊恩·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既仙即死》为例,通过运用"自然化解读"与"非自然化解读"两种相互对立的阐释策略,试图揭示二者之间的交叉性和互补性,提倡在提高非自然叙事文本可读性的同时保留其内在的非自然性。在此基础上,文章对非自然情感的未来研究提出了若干任务与方向,以供学界在这一话题上的深入研究提供建设性参考。     

《少年维特的烦恼》叙事艺术探析

本文旨在通过对于《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叙事模式、叙事视角、文本中不同叙述话语之间的对话、感知的叙事功能、与传统文本的互文关系等几个方面探析《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叙事艺术，以期揭示该作品文本内部的基本建构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开创了德国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种倾向，那就是抒写人物的心灵和情感，表现内心的真实。     

殊途同归的民族精魂——对鲁迅与赵树理创作的一种比较考察

鲁迅和赵树理都关注农民的命运,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不愧为语言艺术大师,这与其人格修养关系密切.他们对农民的共同态度是理解与爱.但鲁迅对农民的情感是复杂而深沉的,既批判劣根性,又寄希望于民众;赵树理对农民有发自本能的爱,他继承启蒙文学的主题,并力求实现互动启蒙.鲁迅表现农民的视角是立体的、多方位的,更具现代意识和世界眼光;赵树理立足本土语境的创作也已走向世界.他们在现代文学艺术探索上殊途同归,皆为民族精魂.     

乔伊斯《尤利西斯》的互文性叙事艺术

《尤利西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小说,代表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最高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几乎是乔伊斯尝试小说新潮艺术和尖端技巧的实验场.本文试结合"互文性"文本理论,对《尤利西斯》的叙事艺术进行阐释,认为乔伊斯在创作《尤利西斯》时所采取的主要叙事策略是互文性策略,即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创造性吸收和改编,这也是《尤利西斯》产生广泛的象征意义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所在.     

周作人“人与文学”观念的特殊接受——以20世纪80年代两部文学史的叙述为例

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对周作人文学观的介绍看,人们对周作人文学观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1.人的文学概念主要是强调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却被人们当成是悲天悯人式的同情;2.平民文学并不是专门做给平民看的,批评家却要梳理它与工农兵文学的一致;3.言志与载道都是为了强调独创与个性,人们却认为二者存在根本对立,并狭隘地把言志当成是抒情。     

《文学改良刍议》与乾嘉学术传统

<文学改良刍议>是一篇对现代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献.此前对<文学改良刍议>的研究往往过于强调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而忽略了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其实这篇文章体现的思想认识和学术方法与古典文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和清代学术传统的传承变迁密切相关,是中国文学传统在现代思潮影响下的新发展.     

论东方主体的东方主义建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叙事分析

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提供了东方主体展开西方本质化想象的特例。按照东方学思考东方社会的要求,东方主体应还原东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发展性,避免在事物丰富的表面只注重那些程式化的刻板或负面印象,并将之本质化,同时也要避免将之倒置性地施用于对西方的本质化想象中。《又见棕榈》在东方主体的西方本质化想象展开中,西方(美国)社会中的负面内容被无限放大,天堂与地狱的两极被刻意强调。在有关东方社会的建构中,台湾社会本来的丰富性、多样性、发展性亦被严重地遮蔽了,作为西方参照下的台湾被过度放大。因此,於梨华的书写提供了在东方主体立场上的西方本质化想象和西方话语资源参照下展开东方叙事的反面教材,这归因于叙述者持守的标准不一和相应的错位立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叙述者刻意将台湾本土想象成流浪者的精神"后花园",有效地呈现了台湾社会的丰富性、人物生存形式及价值观的多元化、青年一代的差别化发展等。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创造性转换——以朱光潜《诗论》为中心的研究

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向现代批评的转型过程中,朱光潜先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初朱光潜先生完成的《诗论》是他一生中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诗论》以其谨严的逻辑体系和自觉的理论思维、现代批评方法的借鉴运用以及一些颇有创见的理论主张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既沟通了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的联系,也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赋予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鲜活的生命,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实绩.     

场所叙事:城市文化内涵与特色建构的新模式

如何建构城市的文化内涵与特色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本文将"场所叙事"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创造性地引入这一命题的研究之中,探索相应的场所叙事策略、路径与规律,阐述了"物体-空间-事件"的场所叙事模式及其历史记忆信息的呈现、关联与活化策略。同时,论文结合上海徐家汇地区更新案例,对地域文化整合再现的场所叙事策略进行了相应的验证与探讨,指出了应用场所叙事的注意要点。本论文的价值在于为全球语境中建构地域特色文化提供可操作的空间路径,同时为都市更新中城市文化的永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伤逝》叙事艺术初探

运用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对小说《伤逝》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从叙事语法看，文本采用停叙、外倒叙的手法，叙述了子君与涓生的性爱故事。运用第一人称内省的限知视角，表现了涓生失去子君后的懊悔心理；还运用了隐喻的手法，表达了子君之死这一必然的社会悲剧。     

应用话语标记语提高大学英语听力理解效果——基于关联理论的研究

话语标记语在交际中起着语用标记作用,有助于听话人寻找话语间的关联和认知语境,促进理解.本文借助关联理论的研究探讨了话语标记语对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的借鉴作用.     

20世纪90年代传媒建构的"新意识形态"文学语境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政治意识形态史.由于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经受的特殊语境,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不断遭遇强调和放大,而文学的审美艺术性却持续遭受遮蔽和贬抑.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参与市场经济的文化建构,制造了消费主义"现代神话",孕生了多元共生、异质呈现的"新意识形态"."新意识形态"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通过传媒无所不能的神话演绎,解构了旧意识形态历史存在的合法性."新意识形态"文学语境导致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发生重大转移,文学生态表现为多元流向的生长性.     

希腊神话的叙事方式

讲述与显示是希腊神话的两种基本叙事方式。讲述是介绍人物身份、概括故事情节并对之进行判断或评论，主要功能是判断、评价，有明显的倾向性；显示是对人物行动、语言的摹仿，力求达到真实的效果，具有更多的客观性。两者的关系是讲述决定显示，显示阐释讲述，泾渭分明同时又紧密结合。希腊神话的这两种叙事方式及其特点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私人话语与公共审美

“私人话语”作为一种新的、流行的文学写作话语,在坚持文学的个性化、排斥宏大的叙事方面,体现了重大的审美转向。然而,“私人话语”又不同于“个人话语”,“私人写作”又不同于“个人写作”,前者由于过分诉求于一种偶在的、琐俗的、完全私有的生活表现,过分“隐私化”,导致文学缺乏普遍性的人类体验,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也就难以进入大众的公共审美。这个问题在诗歌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剑桥中国文学史》与新文学史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学史学界提出了“新文学史”的概念,《剑桥中国文学史》是迄今为止西方世界出版的最新的中国文学史.本文从文学史学角度回顾了书写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梳理中国文学史一百余年的历程及四个发展阶段,分析《剑桥中国文学史》与新文学史学的关系,以及给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启示.     

西部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价值观的重建

该文藉由对西部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缘起入手,对中国生态文学特别是西部生态文学的创作及批评现状,西部文化语境中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研究价值,西部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价值体系的重建,西部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存在的问题和批评家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从多元系统论看文学转型期的归化异化

多元系统论指出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翻译文学处于文学系统中心位置时,往往采用异化策略,反之则采用归化策略.本文拟以多元系统论的归化异化观为理论依据,以中国文学现当代转型前后的翻译文学为主线,探讨文学转型期与翻译文学的交互关系,展现归化异化动态的历时更迭.     

新时期城市小说文体略论

如果我们更多的侧重于话语一词在文体上的意义的话,把小说的进步看成是小说话语不断嬗变发展的结果,也许并不为过。文学话语的每一次革命,都代表文学的某个阶段性的提升,比如我国文学史上五言诗对四言诗的替代,宋词对唐诗的更换,白话对文言的消融等,都是文学发展的标志。这里,我有意回避了对“文体”的直接使用,这是因为文体一词过于复杂,很容易让人产生理解上的歧义。英国批评家罗杰·福勒在《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里对文体(即Style)的解释近乎风格,汉译者干脆把风格和文体并列在Style的下面,作为Style的中国注解,实际上风格和文体…     

生态批评与文学的生态环境伦理学建构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探讨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不少人文知识分子和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在这方面,文学的生态批评自本世纪初从西方引进以来已经逐步被"本土化",并演化成了一种文学的生态环境批评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在西方文学中古已有之,在中国文学中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这些均为本文作者建构一种后现代生态环境伦理学提供了基本的保证.这里应当注意的是,人们在消解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后有可能滋生出一种新的"生态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这也正是本文作者所要消解的.因此提倡一种亦此亦彼的后现代生态环境伦理学倒可以确保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进而确保科学的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当今中国的实施.     

论"全球化文明语境"的建构

本文着重分析了全球化语境与全球化文明发展的关系，认为从语境入手是研究和建构全球化新文明形态的重要手段和线索。在建构“全球化文明语境”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其中所蕴涵着的各种话语方式、内容和机制的争论，反对“无语境化”和“泛语境化”两种倾向。只有明确建构全球化文明语境与全球化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从话语语境的自由、平等、差异和共同参与入手，营造出一个众生皆有说话权利的全球化文明生成机制。“全球化文明语境”是建构新的全球文明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