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王国妈祖祭祀活动之研究

14世纪下半叶,在中国海洋贸易兴盛、东亚华夷秩序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妈祖信仰传入琉球并得到广泛传播。琉球的地理位置以及越海册封的独特方式为妈祖信仰在琉球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官方支持,并于14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下半叶形成了由册封使团祭祀、朝(接)贡使团祭祀、其他官方祭祀组成的琉球王国妈祖祭祀活动,体现了妈祖信仰在官方支持下对琉球传播的两个重要特点,即系统性和本土化,其对琉球妈祖信仰的保存和恢复产生重要影响,为中国文化输出战略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思考。     

多元的认识:韩国古舆图中的琉球形象

现存的韩国古舆图多数是朝鲜时代(1391-1910)的作品,其中所绘制的琉球,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出现在世界总图中;二是单幅的琉球国图。前一类所谓的世界总图包括"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华东舆地图""王泮舆地图朝鲜增补摹绘本""混一历代国都疆理之图""天下舆地图""舆地全图"以及各类"天下图"等,这类地图通常以中国为中心,中国的内容也最为丰富。后一类除了1471年《海东诸国纪》中的"琉球国图",主要存于18世纪中叶在朝鲜开始流行的"地图帖"内,这种"地图帖"通常还包括圆形的"天下图"、中国全图、日本国图和朝鲜八道图。梳理这些古舆图所绘制的琉球,并将之与中国明清舆图中的琉球进行对比,可以看到,朝鲜古舆图的琉球形象是多元而丰富的,一方面沿用中国古舆图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也基于其自身对琉球的认识,17世纪之后还部分受到传入的西方传教士汉文世界地图的影响。这个时期朝鲜作为中国周边地区,其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并强调与自己相对应的中国周边其他地区的存在。明清东亚海上交往活泼的态势由此也可见一斑。     

清代朝鲜漂流民与琉球知识情报的收集——以朝鲜漂流民的琉球之旅与相关见闻记录为中心

清代，漂流是维系朝鲜和琉球交往的主要通道，漂流民的琉球见闻成了朝鲜获取琉球情报的主要来源。由漂流民带回朝鲜的琉球资讯，是基于漂流民在琉球较长时间的体验和观察，其准确度较高，具有研究的价值。通过对8种18—19世纪朝鲜学者撰写的漂流民琉球见闻记录进行分析后，可以得知朝鲜社会获取的琉球资讯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关于琉球风俗和社会体制的资讯；二是琉球和周边国家关系的资讯；三是关于琉球地理的资讯。这些琉球资讯在增加朝鲜的海外知识的同时，为朝鲜客观准确的认识东亚世界做出了贡献。     

明代朝贡国琉球的地位及其演变

前言 14世纪末以后,琉球王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而繁荣,已广为所知.明朝洪武五年(1372),琉球初次入贡明朝,当时在琉球的三个势力--中山、山南、山北--分别和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不久山北、山南两个势力被中山合并,琉球作为统一贸易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     

雍正九年西洋新马兰国番民救助事件研究

雍正九年十二月，向克济为首的琉球使团到达福州，跟随琉球国贡船到来的有新马兰国四名难番。福建方面在核验这四名难番的身份之后，派人将他们送到了广东澳门，让他们搭船回国。在救助这四名难番的过程中，福建巡抚赵国麟先后两次向礼部尚书三泰以题本报告，礼部在收到汉文题本后，对译成满文，将汉满文合璧文书呈递给了雍正皇帝。这两件满汉文合璧的文书在已出版的两套琉球档案都有收录。我们要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新马兰国是指哪里?福建方面为何要将新马兰番民送去“粤省香山澳地”?在研读两件汉满文合璧公文书后，笔者对此次海难救助事件开始有了一些认知。笔者认为，新马兰就是印度尼西亚爪哇的海港城市三宝垄(Semarang)。结合前人研究，笔者认为雍正九年(1731)新马兰难番为三宝垄地的荷兰商人的可能性更大，他们在琉球海域遭遇海难而被救助，进而搭乘琉球贡船来到福州。福建官员则将他们护送至澳门。琉球和清朝接力救助新马兰难番的史料证明，欧洲人开始出现在东亚海域的朝贡关系的网络中。这些档案为我们更深入全面了解18世纪东亚和东南亚海域的人群面貌和难民救助关系提供了珍贵史料。     

新时期民间信仰研究的宗教学价值

本文据笔者在上海、江西的田野调查资料,考察民间信仰与儒、道、佛互动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从妈祖与中国海洋和平开拓、黄道婆与上海海派文化的形成等典型个案的分析中,探究民间信仰的形态、特征、功能与文化基质,论证新时期民间信仰应当成为中国宗教学重要领域的必要性.提出:只有将有悠久历史、信众众多的民间信仰纳入宗教学研究领域,才有可能从中考察出中国宗教信仰形态的特征与运动规律,构建出符合本土文化特色的中国宗教学.     

论郭汝霖“使琉”及其《重编使琉球录》

嘉靖三十四年(1555)郭汝霖受命往封琉球中山王尚元,由于史料的缺乏,册封正使郭汝霖的生平事功、郭汝霖代替吴时来使琉、中国拒绝琉球领封请求等问题多语焉不详,无法得到深入讨论。但通过一些鲜为学界注意的地方志、学界新发现的"朋僚赠送诗文",以及郭汝霖本人的《石泉山房文集》等材料,可以丰富郭汝霖的身世事功,展示时人对原册封使吴时来的多元看法,揭示在"倭寇祸华"背景下中国拒绝琉球领封请求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不当示怯"于日人。同时对比郭汝霖的《重编使琉球录》和陈侃的《使琉球录》,可知郭录在"重编"中有"删文"、"增文"和"改文"三种情形。     

《中山传信录》中有关钓鱼岛史料考述

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派苏州府长洲县人徐葆光以册封副使的身份出使琉球,令其陪同翰林院检讨、册封正使海宝册封琉球尚敬王。归国后徐葆光著有《中山传信录》一书,该书主要记述了册封琉球国王以及对琉球国进行测量的经过;此外书中还详细介绍了琉球的山川地理、制度文化等内容。该书中有关中琉航海及琉球地理等方面的内容涉及到钓鱼岛海域的归属问题。本文旨在对书中的三幅地图及该书所引《指南广义》中的相关记录进行剖析,从文献的角度对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归属问题进行论证。     

论古代琉球人对钓鱼岛认知的来源

关于钓鱼岛的认知,古代琉球人有几种主要的文献涉及,但分析琉球古文献上的记载,以及琉球人编纂的航海史籍,都可以清楚地知道,琉球人对钓鱼岛的一切认知都源于福建人的航海实践,我们从中国与琉球的航海水平也可以证明,航海技术远远超越琉球的中国人,才是钓鱼岛最早的发现者、命名者。     

统计学在近代中国的演变——从社会统计到数理统计

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统计学在中国完成了从传入到发展的第一个进程.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统计学的发展浓缩了西方统计学近两百年的发展历程,较之其他的西学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统计学的历史则表现出了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发展受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甚大.这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以及统计学这门学科知识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