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必然取决于其它历史背景和国情，在中国，由于传统伦理法文化的特殊性，由于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纯粹的法治并不完全适用，而只能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能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制度化、法制化。     

科技伦理视野中的"以德治国"

科技负载价值，实施“以德治国”，就是要对科学技术行为的适当与不适当做出合乎人类的价值判断，在追求工具理性的同时，关注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和道德考量，“以德治国”是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要从强调个体的道德自觉向注重公共制度理性的约束转变，科技共同体，政府和企业是科技领域实施“以德治国”的共同主体。     

浅析法与道德的关系

在众多社会群体的几千年的文明中,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法和道德都是相互依存着,交替出现着,以法治国或者以德治国的文明历史,纵观历史,无非是过激的法治或者德治,但是两者中的任何一者从未消失,反而总是在另一者的极端终结时,以更重要的方式出现.而在高文明的现代,很多社会群体都实现了法治的根本原则,同时紧抓道德的建设,使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使得社会群体的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和谐融洽.而本文着重通过对两者的共同点进行分析,同时对不同点进行比对,使得二者关系更加明朗,使法与道德两者更好的促进社会群体的融洽发展.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础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必须具备坚实的基础，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实施这一方略的社会基础，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法制建设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基础；思想道德建设是法治和德治的伦理道德基础。     

论以德治国与以德育人的现代价值

江泽民“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提出,对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维护国家稳定,推进国家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德育人、以德治国的优良传统。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实现以德治国与以德育人,必须提高对道德价值的认识,强化公民教育,从严治党、以德治党,发挥共产党员以德示范作用。     

不诚人未动无信民不立--诚信之于以德治国的意义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历代思想家都重视“诚信”．“诚信”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范畴,有着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广泛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强调诚信,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规范列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领》,这与我们提倡“以德治国”的理念是相适应的,并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     

法德并举方兴国

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出发，从法治和德治的起源、内涵、功能和作用等方面，论证了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承，相互促进的辩证关和实行法德并举时于实现国家安全、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实现法德并举的具体途径。     

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

中国正处于历史大变革时期，这个变革是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开始的，是伴随着体制大变动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展开的，它相应的带来了信仰危机和腐败，使改革的进程倍加艰辛。因此必须以德治国，重塑国魂。研究和弘扬红岩精神，把红岩精神变成新时期的伦理道德原则，并使其法律化、制度化、政策化，是实现以德治国的重要任务。     

道德叙事在高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应用研究

"道德叙事"作为道德教育的存在方式,古今中外皆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对"道德叙事"的研究与践行,标志着我国德育认识和研究范式的转变。但关于"道德叙事"的研究与实践过多关注了中小学道德教育,高等教育涉及过少,以高职学生为研究对象、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特定课程指向的具体研究缺位。将"道德叙事"作为一种主流教育方法引入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价值意义,文中从5个维度进行了阐释,并进一步探讨了关于"道德叙事"的课堂教学方略。     

治国方略与人性假设

中西不同的人性论预设,导致了不同的治国方略和制度路径.人性善或经验主义人性恶假设是人治和专制治理的理论基础;理性主义人性恶假设是法治的理论基础.人性善强调了道德自律的可能性,但缺乏预警机制,理性主义人性恶的不足在于过分强调人性中的阴暗,忽略了人的主动性.人性善或经验主义人性恶假设是人治和专制治理的理论基础;理性主义人性恶假设是法治的理论基础.人性善强调了道德自律的可能性,但缺乏预警机制,理性主义人性恶的不足在于过分强调人性中的阴暗,忽略了人的主动性.理想的治理结构应该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其理论基础是理性与非理性,善与恶相统一的人性论假设.理想的治理结构应该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其理论基础是理性与非理性,善与恶相统一的人性论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