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日朝贡贸易与漆器交流

漆器是明代中日贸易的大宗商品,不仅种类丰富,数额亦不容忽视.在朝贡贸易中,漆器贸易是少有的相互输出的物品之一,漆器的相互输出,丰富了两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漆艺交流.这种在器物上相互输出、技法上相互影响的局面,反映了东亚文化大背景下中国和日本文化的同质异流.本文从朝贡贸易中的漆器贸易、贸易品的种类和漆艺交流三个方面来考察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     

广州市舶史研究的新成果--评王川《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

中山大学历史系王川博士著<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明代广东市舶太监研究>,今年3月初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这部著作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在这部22万字的著作中,作者首先理清了市舶太监制度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市舶太监起源于岭南地区的原因,并对明代以前南海贸易过程中市舶太监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概括;接着作者在明代广东海外交通大势的背景下,着重阐述了明代市舶太监逐渐夺取多种特权的过程,并叙述了明代广东市舶司的基本情况;接下来,作者重点选择明代中期市舶太监韦眷和明代后期市舶太监李凤两个个案,利用中外文献和考古文物,分别论述了他们与南洋、西洋商人的交往,指出了其巧取豪夺、残害海商等卑劣行径在广东、澳门等地及南海贸易中造成的不良影响,并对两个个案进行了比较;在本书的最后,作者比较了十五-十七世纪中欧基本态势的巨变,叙述了明代广东市舶太监制度衰亡的过程,指出市舶太监是中央帝王和封建王朝的聚敛工具,又是市舶制度的破坏者,并分析该制度在南海贸易史上所起的作用.全书材料丰富,结构严谨,论证有力,结论稳妥,是广州市舶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中国瓷器外销与“海上瓷器之路”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国瓷器在唐代中期开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运销海外,在宋、元时代,随着中国瓷器生产和贸易的飞跃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步拓展为航程更远、船舶更先进、影响更大的"海上瓷器之路",直到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达到鼎盛状态。瓷器大量外销是中国航海和造船技术进步的原动力,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内在规律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月港研究回顾与《漳州港》评介

一 漳州月港是明代著名的民间海外贸易港.20世纪40年代,胡寄馨先生在<明代福建对外贸易港研究>(载<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厦门大学国学研究会出版)第四章,以丰富的史料展现月港的历史风貌,指出月港"是近代中国国际贸易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厦门兴起之先声,其兴起仍是值得我们重视".胡先生的这篇大作堪称月港研究之先声.研究明代中外关系史的外国学者也注意到月港.美国学者菲律乔治<西班牙与漳州的早期通商>(薛澄清译,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论述了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后漳州海商赴吕宋与西班牙商人展开贸易的情况.他指出:"西洋人通商,先在波斯湾,次移施拉尔,后迁至霍微拿斯.三四百年前,中国对外通商的地区,也曾三变,先泉州,次月港(在海澄),最后厦门."     

明代嘉靖年间的宁波港

宁波之名,始自明代,源自海上.明太祖朱元璋取"海定则波宁"之义,赐名宁波,[1]一直沿用至今.故宁波与海洋的渊源可谓深矣.宁波这一中国东南的海上门户,在唐代称明州.唐宋以来,成为长江下游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1<分野>中记载:"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作为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宁波在海上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明初业已显示出来,由于东望日本的地理位置,宁波成为明初设立掌管海外贸易事务的三个市舶提举司所在地之一,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明中叶以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内部涌动变革的潜流,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继之西方葡萄牙人扩张东来,在世界格局急遽变动之中,嘉靖年间海上风云变幻,在新的贸易体系酝酿中,宁波港也出现了新的特点,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联结点,凸显出作为国际贸易港的重要作用.     

再论明清之际的十三行与澳门贸易

明代文献中,迄今未发现"十三行"之专称.据<明清史料乙编>和屈大均<广东新语>的记载,明清之际经营外贸之"官商"为"揽头",然<广东新语>亦记为"十三行".揽头不但直接与外商交易,而且跟随政府官员参与对外交涉,并对外商的行为负责.当外商违法时,揽头即使没有过错,仍要负上连带责任而被治罪.可见这一时期揽头在中外贸易和交涉中的作用,与清代设立海关后的十三行商人完全相同.唯一的不同,是贸易口岸的改变.开放海禁前,揽头与外商的交易地点是澳门,开放海禁后,"揽头"之称不复见于文献,而十三行商人与外商的交易地点转移到了广州.     

元“侨安南国“与陈益稷

关于元代存在着由安南移民构成的"侨安南国"以及"国王"陈益稷,迄今为止,学术界鲜有人著文涉及.借助较为全面搜集的资料,本文提供以下相关信息:一、元至元二十二年,蒙古军队进袭安南,于归化、清化等路掳掠和招降了数量颇众的士民.不久,入侵失败,这些士民中的部分得以突破重围北迁,旋由合罕下令安置在行省首府武昌路及附近汉阳府.     

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中的倭寇描写及明代史观析论

倭寇题材作为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题材类型,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学欣赏价值,而且对于我们认识日本人的中国观、理解古代中日关系以及东亚海交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日本著名作家陈舜臣的长篇历史小说《战国海商传》便颇具代表性,作者把明代嘉靖年间活动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倭寇,作为"海商"加以定性,从"重商主义"立场出发,解释了明代海禁与倭寇兴起的关联,对明代海禁政策以及主张海禁的皇帝官员形象做了批判性描写,并通过虚构"曾伯年"这一人物形象及以他为首的"反明"势力试图用"商战"颠覆明政府的行为,来肯定古代海上武装贸易及其价值意义的肯定;又通过对历史人物"范东明"形象的加工与改写,表达对明代历史与政治的独特看法。《战国海商传》对倭寇的"海商"定位,暴露了作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局限,但也为读者全面了解倭寇提供了另一种维度。     

“针迷舵失“试探——中国14至15世纪初航海的地磁影响

在中国的航海史上,有所谓"下西洋"的远航商贸活动.船从东南沿海出发,经过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到孟加拉湾,甚而越过印度洋而抵非洲东海岸.航海中以牵星术和罗盘导航.元代汪大渊和明代费信在远航归国后都曾著书以记录航行见闻.他们的著作中都曾言及船舶经过七洲和昆仑时出现"针迷舵失"的现象.舵是以指南针的指向来确定航行路线的,所谓"针迷舵失"意指罗盘上的磁针"迷失"了南北方向.只要磁针尚有磁性,它迷失方向是决不可能的事.对于这历史上的航海之迷迄今未见有文章讨论之.本文就此谈点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海格安全大讲堂” 行业安全的“变压器”

陈立忠理了理自己刚做过的笔记,转过身去,朝之前给自己上课的老师看了看,那个老师才下课就已被好些"学生"围在一边交换联系方式.身为北京四合汽车服务公司总经理的她想了想,也站了起来,加入了那些"学生"的行列.     

通感的“看”与“听”

通感作为感觉的挪移,主要体现为视觉旨向和听觉旨向.视觉旨向,在修辞上倾向于形象性,与比喻相同;在认识论上,是知性逻辑的实证,指向世事的操作.听觉旨向,与意象的装饰相去甚远,其幻听旨向是通感语象控制艺术的神秘经验,极致为人生之醉态,而走向知性不及的拯救.通感由“看”到“听”的挪移在于自闭性的“目睹”开放向“聆听”的交互.通感正是“交互”在身体官能上的表达.因“通感”探讨而逼问出的肉身感通学同时也关联着哲学本体论的尝试和一般主体间感应的思考.     

浅析人的因素和人为因素

文章通过对SHEL模型、GEMS模型的分析,简要地说明了人的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区别。并通过海事调查中对“人为因素”的分析,阐述了人的因素在海事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在借鉴MEDA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注重人的因素和控制海事发生几率的一些设想与建议。     

防"非典"应改造"闷罐车"!!!

对“闷罐车”实施增加强制换气系统的改造，消灭车厢环保死角，是预防“非典”的一项重要措施。     

论"安全困境"与超越"安全困境"--兼论"安全困境"与"中国威胁论"的关系

“安全困境”或称“霍布斯恐惧困境”是国际关系学和国际关系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对“安全困境”客观性的历史考察，从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研究、分析超越“安全困境”的可能性及其所需要的条件，并对“安全困境”与“中国威胁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一定的探讨。     

“卡夫丁峡谷”问题与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

列宁在探索落后的俄国怎样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时形成了"文化革命"思想,他认为文化滞后是制约落后国家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的瓶颈,因此,"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这一思想与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俄国革命时提出的"卡夫丁峡谷"理论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而且,对落后国家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当前,我国正处于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第二次现代化已经开始的关键时期,所以,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极具现实意义。     

"经权"之辩的逻辑发展

自孔孟经董仲舒到朱熹，论者对“经权”关系的讨论，经历了肯定“权”、取消“权”、再到肯定“权”的辩证过程。     

有感于"和"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活字印刷时,一个凸起的"和"字让人记忆犹新.这既是对几千年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的高度概括,又是新世纪中华民族崛起须统一思想观念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