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长乐高丽王祖墓考

在福建长乐有一个从很早流传下来的高丽王祖墓的故事.高丽王祖墓位于长乐资寿寺后面的利充山上,即今天鹤上镇北山村的闽山公园.元朝王宜星成了高丽国王忠宣王的养子.后来,忠宣王去世后,因他没有儿子,王宜星就继承了高丽王位.但是高丽王祖墓的故事是和历史事实不符的历史虚构物.这样的故事,可能是因为长乐王氏和高丽国之间的交流关系而产生的.     

洪武十六年明朝往琉球"市马"的目的探析

梁民市马是明朝借助琉球联动影响高丽、日本,构建东北亚地缘政治秩序的首次尝试。其着眼点主要有三:其一,借市马巩固与中山的关系,并暗自削弱中山的军事实力,维持三山均势,进而以贸易之利吸引山南、山北入明朝贡;其二,反向利用琉丽间的情报传递渠道,与索要岁贡马匹、军事威胁等政策相互配合,拆解高丽与北元及纳哈出的关系,逼高丽彻底地倒向明朝;其三,联动影响日本国内的马匹流通,加剧日本政府的紧张感。并以大规模海军舰队出使,在往返途中就便剿捕倭寇。通过舰队长时间驻泊琉球,营造伺机"征日"假象,震慑日本,使之不敢介入明朝的国内战争。从本质上说,梁民市马是对北元战略的一环。     

金富轼浮海使宋与宋丽交往研究

《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1075-1151)是高丽著名史家,见于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在《三国史记》中他自述曾三次使宋。本文根据宋与高丽双方史料,确认其入宋均循高丽——宁波航线。前两次金富轼经海路入境后,曾乘船经大运河往返开封与宁波。最后一次高丽使团抵宁波后,因中原宋金战乱,开封失陷而被迫返回。此后,宋曾遣使高丽,试图说服高丽允许宋利用海路借道高丽攻金,以解救被金俘获的徽、钦二帝,但遭高丽拒绝而无果。     

高丽移植唐代法制之变形及其历史背景

高丽王朝也曾对唐代法律制度进行大规模移植.从总体上看,高丽王朝不像古代日本那样以全盘吸收的模式移植唐代法制,而是对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使之产生了全方位的变形.之所以进行这些变形,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社会、政治、传统、风习等各种因素都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高丽伊斯兰教徒剌马丹

位于东亚的韩国与西亚的伊斯兰国家的交往由来已久,古代已有韩国人踏访伊斯兰国家.本文所要介绍的,正是古代韩国人和伊斯兰国家接触的物证之一——剌马丹墓碑.高丽人剌马丹在元朝为官,死后被葬在广东的伊斯兰教徒墓园.他是现存资料中以伊斯兰教礼入葬的高丽第一人.剌马丹墓碑是最近广州都市扩大规划工程中被偶然发现的.笔者通过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李穗梅得知此事后,亲访广州,经由广州博物馆和广州伊斯兰教协会始得观剌马丹元朝墓碑及求得相关资料.本论文将围绕剌马丹墓碑,着重介绍墓碑及其收藏现状、具体事项以及笔者的寻访过程及墓碑发掘的意义等内容.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还将顺带介绍与剌马丹墓碑有关的广州伊斯兰教遗址.     

日本的美与禅文化

日本文化表现出了独特的神秘主义.独特,是因为它借助禅的形式表现出生活于现实中的日本人的自我的内心世界.日本人纤细而哀愁的精神气质是属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宗的思想和审美风格.日本的美在清冷与寂寞,美丽与幻灭,性感与纯情,快乐与死亡,永恒与无常中体现无遗.     

泉州与新罗、高丽关系文物史迹探源

本文是近年来通过搜集有关历史资料及田野调查与访谈所撰写的.其中如古代泉州南安县二十二都的新罗村和新罗寺,泉州中心老城区的高丽巷,南安县十三都的高丽厝,永春县七都的高丽村以及肇基者之一林佛生的"高丽墓"等等.就其名称而言,似乎都与古代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和高丽国存在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而有关新罗参、新罗松、新罗葛、高丽菜等,都是通过相互交往所引进的植物.至于与雪峰义存禅师及其法嗣相关的福清寺和招庆寺,则无疑是唐五代时期泉州与新罗国佛教界人士友好交往的最佳见证.     

“日本国王良怀”的名号与伪使问题

《明太祖实录》记载了六次"日本国王良怀"遣使。以往研究注意到这一名号与实际的遣使主体不一致,并从明初僵化的对日外交政策角度解释名号频频出现的原因。实际上"日本国王良怀"名号广泛出现是实录修纂者不了解日本国情,又欲弥合原始资料和"明太祖旨意"(其实是一种误读)之间分歧造成的结果。诏谕和咨文等原始资料透露洪武十三年、十四年入贡的庆有、如瑶可能是假扮成官方使节的民间商人。本文认为他们是九州肥后地区寿胜寺的禅僧,作为独立民间海上贸易的主体,在明初全面海禁背景下,转型成伪使,以图维系贸易。这种转型反映出元末明初东亚海域秩序发生的变革。     

古代福建与新罗、高丽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福建与朝鲜半岛新罗、高丽两朝的交往关系由来已久.早在唐五代乃至宋元时期,福建人就在中国与新罗、高丽的互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最主要的表现在于通过海路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物产、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作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及历史遗迹的综合考察,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作为具体的研究素材,充分印证了这一历史事实.     

略论禅宗对废名小说的影响

禅宗的影响是形成废名小说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禅宗特别是禅的直觉顿悟对废名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方式产生很大影响,表现于小说就是其中透出的“禅趣”。废名小说侧重描写的不是鲜明的人物个性,而是一种人生形式,追求人与自然高级合一的境界,甚至直接表现自己长期“顿悟”出来的佛性,显得空灵淡远,超脱飘逸     

新安船装载的紫檀木和国际贸易

在新安船上装载的与新安船的交易活动范围有关的商品中,最突出的是陶瓷器、铜钱和紫檀木,紫檀木是从属于热带以及亚热带的东南亚购入的,而当时前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地区的中国商船主要从泉州港出发.由于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出土,新安船被认为是在福建地区制造的泉州船舶.新安船是以东南亚和中国以及东北亚作为活动舞台的贸易船,在向最终目的地日本博多航行过程中,经过高丽沿岸时遇难,最终没能返回.新安船装载的1017根紫檀木,是把新安船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和日本以外的东南亚和西域的重要资料.     

中韩海上交通技术交流的见证——谈蓬莱出土的两艘高丽古船

本文通过对蓬莱出土的3号古船进行实测和复原研究,根据3、4号古船的构造和施工技术特征,参考韩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判断3、4号古船应是高丽末期至朝鲜初期的高丽古船.这是古代中韩造船技术交流的有力证据.     

偰玉立在泉州的史迹与偰氏家族在高丽、朝鲜

高昌回鹘人偰玉立,元至正九年(1349)任泉州路达鲁花赤,后升任总管,在泉期间筑城浚河,复兴学校,修桥梁,赈贫乏,主持修纂《清源续志》,处理清净寺财物等,政绩甚多.他工于汉诗,在泉州开元寺、清源山、九日山等名胜留下多处题刻.偰玉立之侄偰百僚(逊)东迁高丽,其子孙长寿、眉寿、耐、振等多次代表高丽、朝鲜出使明朝,为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屡受明朝及高丽、朝鲜国王的嘉赏.     

15世纪后期的福建海商和日本堺市的贸易商人

15世纪后期日本的应仁之乱,改变了日明贸易体系,1469年遣明船在堺市的首次入港,标志着堺市和福建海商之间在太平洋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掌握了日明贸易新体系的主导权的堺市商人,不仅从福建海商那里进口陶瓷、丝绸、砂糖、茶叶等物产,还传递着各种政治信息,对日中两国历史事件的连动关系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而在二者海商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是福建和堺市的一些禅宗寺院的僧侣.     

海洋战略演进的日本经验

近代以来,建立在地缘环境与内生禀赋基础上,作为后发崛起国的日本,其海洋战略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对其国运兴衰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勾勒塑造日本海洋战略的关键要素,分阶段梳理日本海洋战略重心从海外扩张到海上贸易再到海洋开发的变动,揭示战略转折背后的动因,关注海洋战略与日本整体国家战略的互动.在此基础上,文章讨论了日本海洋战略演进对中国构建海洋强国的镜鉴,强调加强基础性能力建设以及推进包容性海洋战略的重要性.     

上海轨交9号线郊区站点非机动车停车场规模估算

调研了日本东京TX线站点非机动车停车场规模,分析了站点客流量、站间距、站点周边土地开发强度、站点离市中心距离等影响因素对停车场规模的影响;利用模糊逻辑算法建立非机动车停车场规模和影响因素之间的模糊逻辑关系;借鉴日本东京TX线所建立的模糊逻辑关系,根据上海市轨道交通9号线郊区段站点的影响因素现状,估算得出9号线郊区段站点...     

濑户美浓窑对福建陶瓷的模仿和中日禅僧

12世纪以后的濑户美浓窑是对福建陶瓷的模仿,是福建陶瓷的日本化生产.濑户美浓窑的模仿生产,时间上正值东亚社会的国际局势发生动乱的时期,技术工艺上受福建陶工的直接指导,濑户美浓窑所模仿生产的产品,均为日本饮食文化和茶文化中所需要的器皿.为福建陶瓷工来到濑沪美浓提供方便的是福建和濑户美浓的禅僧以及福建和堺市的海商,而12世纪末期构建起来的福建与堺市的贸易体系基础--东海太平洋禅宗网络的存在使陶工的移动成为可能.     

唐宋时期泉州与东北亚的陶瓷贸易

唐宋时期,泉州地区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商业重镇和陶瓷的重要产区,海外贸易发达,与东北亚各国的海上交往频繁.在文字记载阙如的情况下,大量的古陶瓷是再现它们之间贸易关系以及文化交往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尤其在宋代,泉州的外销瓷销售范围广、数量多,在日本有许多重要的发现.虽然在朝鲜半岛上已知的泉州古陶瓷发现的数量不多,但笔者认为,这个时期以朝鲜半岛在中国及东北亚贸易圈中的重要地位而言,在贸易交往频繁的年代以及许多泉商常驻高丽的情形下,泉州陶瓷在半岛上应存在某种程度的贸易和遗存,对此有待进一步考古发现和探究.     

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

闽南人,在英语文献中常被拼写为“Hokkiens”.这个族群拥有悠久的航海历史传统.早在公元10世纪初,这批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偏远地区且与外界隔绝的居民,就已经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根据古代典籍的零星记载,闽南商人在海外积极经商,其足迹遍布北起高丽、南至苏门答腊岛的东西洋各商埠.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商贾开始旅居国外,其中有些人甚至长期在海外侨居.闽南商贾的适应力极强,能很快地适应海外不同的生存环境.不过,他们仍然经常地依靠各种制度化安排的机制来保护或促进其商业利益的发展.闽南商人总是极有创意地建立起各种不同的商业机制,并建构起不同的族群关系网络.除了在日常的商业活动中建立、扩展并涵盖不同方面和层次的关系网络,闽南商人还形成了与其它中国商人群体不同的文化习俗特色.作为近代亚洲早期最具企业开拓精神的商贸群体,闽南商贾在古代亚洲航海贸易史上的表现可圈可点.作为一个边缘化的商业群体,尽管他们在商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他们在当时海外社会中的地位仍然低人一等.本文拟探讨闽南商人在古代亚洲主要港埠的商业活动,并将讨论的重点放在高丽、九州岛、台湾和马尼拉等地的侨居闽商社区,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独特的经贸网络和文化习俗.     

日本经济政策评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战后，日本一直实施追赶型发展战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经济强国，但是它未能及时实施结构转型，致使长期累积的银行坏账等矛盾日益突出，导致了持续十余年的经济低迷和通货紧缩。虽然近年来日本历届政府采取了赤字财政和结构改革等一系列政策，但收效甚微。日本的教训给我国以深刻的启示：必须在发展中解决累积的矛盾，必须在改革中处理银行不良债权，必须以扩大内需为主治理通货紧缩，必须加强政策的协调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注重政策实施效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