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住空间错位对城市居民通勤时间影响研究

城市职住空间错位的研究通常以测度就业可达性为基础,但传统测度方法在应 用到国内城市时具有明显的缺陷.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就业可达性测度方法,通过引入就 业机会权重系数,量化了城市就业机会分布不均的特征,并以此为指标分析了职住空间 错位对于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南京市主城区就业可达性差异性明显,呈 现从中心向外围逐步递减的趋势,且递减程度愈发明显.同时就业可达性对于低收入者的 通勤时间影响显著,可达性的提高有利于降低通勤时间,但是由于低收入群体在出行方 式选择上的局限性,可达性的提高无法拓展他们的就业范围,必须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的角度来消减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     

基于出行者认知的理想通勤时间研究

理想通勤时间对住址选择及职住关系、通勤出行方式选择和城市土地利用与空间布局等相关研究有重要意义.以昆明市为案例,研究了理想通勤时间的分布及其与实际通勤时间的差异,并基于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理想通勤时间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理想通勤时间在[10,20)min区间所占比例最大,并不总趋于0,这印证了通勤出行具有一定的正效用.71.3%的通勤者对实际通勤时间不满意,期望缩短通勤时间,仍有8.4%的通勤者的理想通勤时间大于实际通勤时间.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居住区位对理想通勤时间有显著的影响.     

时间地理学视角下职住空间对通勤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昆明市双职工家庭为例

家庭职住空间是城市通勤格局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通勤效率是居民日常出行行为决策的评价标准之一,剖析二者间互动机理是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及提高交通可达性的关键。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建立职住空间与通勤效率研究框架,提出家庭职住空间和通勤效率度量方法,利用2016年昆明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职住空间对通勤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职住空间分散的家庭倾向于将非工作活动嵌入通勤链或采用小汽车出行以提高通勤效率,但更高的小汽车拥有水平会增加接送类时空固定性较强的活动,最终导致家庭通勤效率降低;高收入和长住学距离均使家庭的职住空间更加分散,然而高收入促进通勤效率提高,而长住学距离使通勤效率下降;通勤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近市中心居住家庭的非工作活动以时空灵活性较强的购物与休闲为主,故而通勤效率较高,郊区居住家庭周边的商业设施较少且非工作活动较为固定,故而通勤效率较低。因此,城市用地布局和住房供给应综合考虑如何降低通勤交通的机动化依赖程度、如何缩短非工作活动的出行时耗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的需求,以逐步提高城市居民的通勤效率。     

大城市职住空间演变评估方法研究

中国大城市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空间形态以及对应的就业-居住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嬗变。职住分离正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本研究基于过剩通勤框架提出一种动态的Brotchie三角形模型研究方法,为快速城镇化发展中的中国城市通勤效率评估提供理论基础。借助南昌市城市居民出行调查中获得的大样本的通勤、就业等数据,为城市的职住平衡、通勤效率评价提供有效数据支撑,并对动态Brotchie三角形模型进行验证。研究证明,以过剩通勤框架下的动态Brotchie三角形模型和通勤节省、标准通勤节省指标评价快速城镇化大城市的通勤效率,相较职住比、过剩通勤率等指标更加有效并且有利于跨时间、跨城市的横向比较。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域职住空间分析

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的空间关系是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提出分区域的居民通勤距离和就业岗位通勤距离计算方法.通过对比验证了手机信令数据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的职住空间和距离分布特征较为吻合.重点分析上海市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的职住空间关系及通勤距离.提出职住通道平衡概念,并分析职住通道不平衡地区与轨道交通拥挤程度的关系,指出土地利用布局优化对职住通道平衡的重要性.通过分析不同新城的职住空间特征,探讨新城范围划定对统计分析的影响,总结了新城职住空间较为独立、居民内部就业率较高的特征.     

通勤出行公交候车时间的服务等级划分和度量

候车时间是决定通勤出行中公交系统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合理的划分通勤出行公交候车时间服务等级有助于提高公交服务质量.通过乘客访谈,掌握乘客候车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历程,按照乘客心理变化特征将其分为Ⅰ、Ⅱ、Ⅲ、Ⅳ等四个服务等级,构建隶属度函数,并基于隶属度最大原则划分每一等级的候车时间区间;通过SP 调查,应用非集计理论建立不同候车服务等级下候车时间价值模型,基于乘客的支付意愿,利用候车时间价值度量乘客感知候车时间,研究在不同服务等级下乘客感知候车时间的差异及随收入和候车服务等级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Ⅱ、Ⅲ和Ⅳ级服务水平乘客感知候车时间比Ⅰ级服务水平分别增加50%、近300%和540%;且在Ⅰ级和Ⅳ级服务水平下不同收入群体感知候车时间差异不明显;但Ⅱ级和Ⅲ级正好相反.从而为制定面向乘客的候车时间服务质量标准和优化运营调度方案、提高公交系统的吸引力提供科学依据.     

通勤出行简单链和复杂链的选择行为研究

理解通勤出行简单链和复杂链的选择行为,对于推动出行行为研究和实施交通需求管理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文中用交叉列联表方法分析了家庭属性、个体属性、土地利用属性、出行属性和工作活动安排对个体简单链和复杂链选择行为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个体选择简单链和复杂链的二项Log istic模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工作人数、职业、年龄、居住小区、上班出行方式、上、下班时间是影响个体选择简单链还是复杂链的显著变量.     

对城市交通规划中职住平衡理念的再思考

职住平衡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提高城市空间组织效率、降低交通拥堵的重要理念和手段。从分析职住平衡的内涵出发,指出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从现代城市发展历程和国内外城市实例的比较中,总结城市通勤出行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利用当斯定律对其进行解释,推演通勤空间布局与城市功能布局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后,为了提高职住平衡理论的实践效果,提出在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中应注重的几个要点。     

先进出行信息下事故对行程时间可靠性的影响

定义路径行程时间可靠性为在交通事故期间内平均路径行驶时间小于事故前路径出行时间乘以可接受拥堵水平的概率,由此导出路网行程时间可靠性.假定事故持续时间服从正态分布并将研究时域划分成相同的时段,在先进出行信息下,利用元胞传输模型进行路段流量加载,给出了每一个时段内路径行程时间的递推式,并在每一个时段内更新1次路径出行时间,出行者根据更新的出行时间运用Logit模型进行路径决策,最后基于Monte-Carlo法模拟求解路网行程时间可靠性.算例结果表明,行程时间可靠性随事故持续时间和方差及需求的增加而减小;可靠性随可接受拥堵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在拥堵网络中,包含事故路段的OD间需求越高,可靠性越低.     

北京市小汽车通勤可达性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与交通发展之间存在动态互馈关系,可达性是连接二者的 关键纽带.基于潜能模型,在1 km × 1 km网格尺度上,计算了2000 年和2010 年北京市小 汽车的通勤可达性,并利用敏感性分析的思路研究通勤可达性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 明,小汽车通勤可达性的时间变化体现为10 年间大幅提高,增长54%;空间上由中心区向 外围可达性递减的分布格局保持不变,但2010 年的可达性沿环路及高速公路蔓延的现 象更加明显,而且不同区域可达性变化的绝对值及变化率具有显著差异. 城市空间结构 变化对小汽车通勤可达性具有主要提升作用,但部分提升作用被路网运行速度的降低效 果所抵消.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空间布局的协调,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上海市居民通勤方式链特征分析与效率评价

为了解上海市居民通勤现状并改善其薄弱环节,以通勤时间为切入点,调查并分析上海市15个小区的居民通勤出行特征。首先明确通勤方式链定义,分析通勤方式链基本结构和环节组成,将其分为9大类23小类。同时划分4类通勤时间区间以及5类交通态度人群。总结方式链的时空分布规律,考虑主要态度人群"简单安全型"的通勤意愿,以公共汽车、地铁、公共交通组合方式链为例,评价方式链各环节效率。依据感知时间设计通勤者主观评价模型,不同环节通勤时间的改善会存在感知效果的差异。结果显示,接驳和候车是必要且易于改善的重点环节:接驳时间每增加1 min,期望节省时间平均增加0.021 min;候车时间每增加1 min,期望节省时间平均增加0.619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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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铁路为主导的综合交通枢纽是国家综合运输网络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城市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铁路为主导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为研究对象,选取与北京具有较强可比性的世界城市东京作为对比,在研究两个城市空间圈层结构划分及相应交通体系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东京综合交通枢纽的发展历程,并从综合交通枢纽与城市功能布局的协调关系、综合交通枢纽与周边土地利用的关系以及综合交通枢纽的精细化设计等方面,分析了东京综合交通枢纽的特点及北京综合交通枢纽发展中存在的差距.最后,结合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及未来城市交通发展的需求,从理念、规划和建设等层面提出了北京综合交通枢纽发展的几点建议.     

社会整合视角的通勤者生活时间分配研究

基于社会整合的视角,在大规模城市更新背景下,本文选择上海市郊区顾村和中心城以内大华一村两个动迁安置房社区,利用时间分配调查数据,对不同区位、不同住房取得类型的通勤者生活时间分配进行了对比分析、差异检验和生活活动参与程度等级评价.结果表明,两个区位整体通勤者的生活时间分配特征差异不明显,但是在细分住房取得类型情况下,不同群体,以及不同区位之间的差异显著.特别地,郊区顾村的市政动迁通勤者的通勤时耗最长,但是户外休闲活动参与度仍然为高水平.分析表明,居住区附近的公共设施开发和地铁的可达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户外休闲活动的需求.     

公交候车时间容忍阈值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公交候车时间容忍阈值反映的是出行者能够容忍的最长候车时间. 研究公交候车时间容忍阈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出行者对候车时间的感知和态度，从而采取针对性的对策提高公交吸引力和分担率，并可以为公交运营组织提供参考. 本文采用昆明市的调查数据，对候车时间容忍阈值进行了实证研究. 首先，对候车时间容忍阈值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采用秩和检验法对不同群体的候车时间容忍阈值的分布差异进行了检验. 进一步，基于序次Logit 模型识别了候车时间容忍阈值的影响因素，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职业、家庭年收入、公交出行频率对候车时间容忍阈值有显著影响.     

公交候车时间容忍阈值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公交候车时间容忍阈值反映的是出行者能够容忍的最长候车时间. 研究公交候车时间容忍阈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出行者对候车时间的感知和态度,从而采取针对性的对策提高公交吸引力和分担率,并可以为公交运营组织提供参考. 本文采用昆明市的调查数据,对候车时间容忍阈值进行了实证研究. 首先,对候车时间容忍阈值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采用秩和检验法对不同群体的候车时间容忍阈值的分布差异进行了检验. 进一步,基于序次Logit 模型识别了候车时间容忍阈值的影响因素,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职业、家庭年收入、公交出行频率对候车时间容忍阈值有显著影响.     

交通可达性与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借助开源大数据平台,提出交通可达性及城市经济活动数据采集策略,利用全局常参数和局部变参数回归模型研究北京市六环区域内两者的空间特征.相比于全局模型,局部模型能够较好地刻画交通可达性与城市经济活动间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私人交通可达性呈现以天安门为中心径向递减的多圈层结构,公共交通呈现轨道交通沿线区域高的特点.交通可达性与经济活动匹配度具有空间非平稳性,空间分离和匹配现象并存.西北部、中部区域空间匹配特征显著,东北部、东部区域次之,西南区域空间分离现象最为严重.丰台及良乡等分离区域,宜重视道路及轨道线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未来科学城等私人交通匹配,公共交通分离的区域,可考虑修建轨道线路,并增加公交运营服务水平;中关村科学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匹配区域,以调整交通运营管理政策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