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住空间错位对城市居民通勤时间影响研究

城市职住空间错位的研究通常以测度就业可达性为基础,但传统测度方法在应 用到国内城市时具有明显的缺陷.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就业可达性测度方法,通过引入就 业机会权重系数,量化了城市就业机会分布不均的特征,并以此为指标分析了职住空间 错位对于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南京市主城区就业可达性差异性明显,呈 现从中心向外围逐步递减的趋势,且递减程度愈发明显.同时就业可达性对于低收入者的 通勤时间影响显著,可达性的提高有利于降低通勤时间,但是由于低收入群体在出行方 式选择上的局限性,可达性的提高无法拓展他们的就业范围,必须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的角度来消减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     

基于出行者认知的理想通勤时间研究

理想通勤时间对住址选择及职住关系、通勤出行方式选择和城市土地利用与空间布局等相关研究有重要意义.以昆明市为案例,研究了理想通勤时间的分布及其与实际通勤时间的差异,并基于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理想通勤时间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理想通勤时间在[10,20)min区间所占比例最大,并不总趋于0,这印证了通勤出行具有一定的正效用.71.3%的通勤者对实际通勤时间不满意,期望缩短通勤时间,仍有8.4%的通勤者的理想通勤时间大于实际通勤时间.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居住区位对理想通勤时间有显著的影响.     

时间地理学视角下职住空间对通勤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昆明市双职工家庭为例

家庭职住空间是城市通勤格局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通勤效率是居民日常出行行为决策的评价标准之一,剖析二者间互动机理是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及提高交通可达性的关键。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建立职住空间与通勤效率研究框架,提出家庭职住空间和通勤效率度量方法,利用2016年昆明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职住空间对通勤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职住空间分散的家庭倾向于将非工作活动嵌入通勤链或采用小汽车出行以提高通勤效率,但更高的小汽车拥有水平会增加接送类时空固定性较强的活动,最终导致家庭通勤效率降低;高收入和长住学距离均使家庭的职住空间更加分散,然而高收入促进通勤效率提高,而长住学距离使通勤效率下降;通勤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近市中心居住家庭的非工作活动以时空灵活性较强的购物与休闲为主,故而通勤效率较高,郊区居住家庭周边的商业设施较少且非工作活动较为固定,故而通勤效率较低。因此,城市用地布局和住房供给应综合考虑如何降低通勤交通的机动化依赖程度、如何缩短非工作活动的出行时耗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的需求,以逐步提高城市居民的通勤效率。     

大城市职住空间演变评估方法研究

中国大城市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空间形态以及对应的就业-居住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嬗变。职住分离正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本研究基于过剩通勤框架提出一种动态的Brotchie三角形模型研究方法,为快速城镇化发展中的中国城市通勤效率评估提供理论基础。借助南昌市城市居民出行调查中获得的大样本的通勤、就业等数据,为城市的职住平衡、通勤效率评价提供有效数据支撑,并对动态Brotchie三角形模型进行验证。研究证明,以过剩通勤框架下的动态Brotchie三角形模型和通勤节省、标准通勤节省指标评价快速城镇化大城市的通勤效率,相较职住比、过剩通勤率等指标更加有效并且有利于跨时间、跨城市的横向比较。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域职住空间分析

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的空间关系是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提出分区域的居民通勤距离和就业岗位通勤距离计算方法.通过对比验证了手机信令数据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的职住空间和距离分布特征较为吻合.重点分析上海市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的职住空间关系及通勤距离.提出职住通道平衡概念,并分析职住通道不平衡地区与轨道交通拥挤程度的关系,指出土地利用布局优化对职住通道平衡的重要性.通过分析不同新城的职住空间特征,探讨新城范围划定对统计分析的影响,总结了新城职住空间较为独立、居民内部就业率较高的特征.     

大城市通勤空间特征下的城市交通组织模式研究

居住和就业的通勤空间匹配是反映一个城市空间结构良性发展的重要依据.城市交通的组织模式需要从客流通勤流动的角度考虑与职住空间匹配的组织协调关系.以南昌为例,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多尺度的职住空间静态分布与动态职住特征,识别城市通勤圈与轨道、快速路等城市交通系统的耦合规律.探讨城市通勤圈空间结构与城市交通系统的内生互动关系,...     

基于手机数据的职住空间关系研究——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

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低密度、蔓延式发展导致职住分离并诱发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对通勤特征和通勤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首先,通过手机信令数据提取职住信息,分析就业人员的职住空间分布和通勤距离分布特征.其次,基于通勤流量矩阵构建出行网络,探究节点的度和强度分布,以及中心节点的空间分布模式...     

通勤出行公交候车时间的服务等级划分和度量

候车时间是决定通勤出行中公交系统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合理的划分通勤出行公交候车时间服务等级有助于提高公交服务质量.通过乘客访谈,掌握乘客候车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历程,按照乘客心理变化特征将其分为Ⅰ、Ⅱ、Ⅲ、Ⅳ等四个服务等级,构建隶属度函数,并基于隶属度最大原则划分每一等级的候车时间区间;通过SP 调查,应用非集计理论建立不同候车服务等级下候车时间价值模型,基于乘客的支付意愿,利用候车时间价值度量乘客感知候车时间,研究在不同服务等级下乘客感知候车时间的差异及随收入和候车服务等级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Ⅱ、Ⅲ和Ⅳ级服务水平乘客感知候车时间比Ⅰ级服务水平分别增加50%、近300%和540%;且在Ⅰ级和Ⅳ级服务水平下不同收入群体感知候车时间差异不明显;但Ⅱ级和Ⅲ级正好相反.从而为制定面向乘客的候车时间服务质量标准和优化运营调度方案、提高公交系统的吸引力提供科学依据.     

通勤出行简单链和复杂链的选择行为研究

理解通勤出行简单链和复杂链的选择行为,对于推动出行行为研究和实施交通需求管理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文中用交叉列联表方法分析了家庭属性、个体属性、土地利用属性、出行属性和工作活动安排对个体简单链和复杂链选择行为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个体选择简单链和复杂链的二项Log istic模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工作人数、职业、年龄、居住小区、上班出行方式、上、下班时间是影响个体选择简单链还是复杂链的显著变量.     

对城市交通规划中职住平衡理念的再思考

职住平衡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提高城市空间组织效率、降低交通拥堵的重要理念和手段。从分析职住平衡的内涵出发,指出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从现代城市发展历程和国内外城市实例的比较中,总结城市通勤出行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利用当斯定律对其进行解释,推演通勤空间布局与城市功能布局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后,为了提高职住平衡理论的实践效果,提出在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中应注重的几个要点。     

北京市小汽车通勤可达性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与交通发展之间存在动态互馈关系,可达性是连接二者的 关键纽带.基于潜能模型,在1 km × 1 km网格尺度上,计算了2000 年和2010 年北京市小 汽车的通勤可达性,并利用敏感性分析的思路研究通勤可达性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 明,小汽车通勤可达性的时间变化体现为10 年间大幅提高,增长54%;空间上由中心区向 外围可达性递减的分布格局保持不变,但2010 年的可达性沿环路及高速公路蔓延的现 象更加明显,而且不同区域可达性变化的绝对值及变化率具有显著差异. 城市空间结构 变化对小汽车通勤可达性具有主要提升作用,但部分提升作用被路网运行速度的降低效 果所抵消.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空间布局的协调,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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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结构作为城市交通系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城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中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首先对比研究了国内外大城市的交通结构发展与现状,并从城市空间布局与交通发展模式、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结构关系、交通结构优化模型以及公共与私人交通方式竞争转化四个方面论述了国内外交通结构的研究重点,根据我国现阶段发展特点探讨了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国内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     

基于多层模型的城市建成环境对通勤行为的影响

为研究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考虑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和交通小区建成环境属性的跨层次结构,建立多层模型,分别分析了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层面和交通小区建成环境层面对通勤时间及通勤距离的影响,并利用长春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标定模型参数. 结果表明：多层模型比传统的回归模型拟合效果更好;控制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后,土地利用混合度、交叉口密度及公共交通站点密度对居民通勤出行时间和距离的影响均呈现显著的负效应,而居民居住地到城市中心商务区(CBD)的距离仅对通勤距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为通过城市规划优化通勤结构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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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通勤者出行时间与出行方式选择特征的基础上,建立出行时间—出行方式与出行方式—出行时间两个方向的Nested Logit模型.利用北京市第三次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借助BIOGEME软件对两个模型进行估计.首先通过包容系数对Nested Logit模型的结构关系进行辨识,结果显示,出行时间—出行方式选择模型比出行方式—出行时间选择模型合理,表明通勤者在选择出行时间后,在其约束下考虑合适的出行方式;在此基础上,对出行时间—出行方式选择模型的参数进行标定并分析标定结果,进一步揭示通勤者出行时间与出行方式的选择特征,从而为制定高峰时期相关管理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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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需求管理和控制与时间因素密切相关,对出行时耗的研究是出行行为分析的重要内容. 本文提出了用于出行时间分析的持续时间模型,讨论了通勤者日出行时间投入随出行者及其家庭社会经济属性、活动和出行特征变化的连续分布规律. 模型用已投入出行时间约束下出行结束的条件概率更准确地描述了出行的动态过程,从对活动与出行之间派生和竞争关系的分析,部分地反映了通勤者的时间分配行为. 分析表明,出行时间最小化的行为假设对大多数通勤者成立. 本研究为出行时耗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更准确有效的分析工具,对于准确把握通勤者时间分配行为有重要意义.     

公交候车时间容忍阈值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公交候车时间容忍阈值反映的是出行者能够容忍的最长候车时间. 研究公交候车时间容忍阈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出行者对候车时间的感知和态度,从而采取针对性的对策提高公交吸引力和分担率,并可以为公交运营组织提供参考. 本文采用昆明市的调查数据,对候车时间容忍阈值进行了实证研究. 首先,对候车时间容忍阈值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采用秩和检验法对不同群体的候车时间容忍阈值的分布差异进行了检验. 进一步,基于序次Logit 模型识别了候车时间容忍阈值的影响因素,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职业、家庭年收入、公交出行频率对候车时间容忍阈值有显著影响.     

公交候车时间容忍阈值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公交候车时间容忍阈值反映的是出行者能够容忍的最长候车时间. 研究公交候车时间容忍阈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出行者对候车时间的感知和态度,从而采取针对性的对策提高公交吸引力和分担率,并可以为公交运营组织提供参考. 本文采用昆明市的调查数据,对候车时间容忍阈值进行了实证研究. 首先,对候车时间容忍阈值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采用秩和检验法对不同群体的候车时间容忍阈值的分布差异进行了检验. 进一步,基于序次Logit 模型识别了候车时间容忍阈值的影响因素,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职业、家庭年收入、公交出行频率对候车时间容忍阈值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