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大学学术职业：信仰与理性的统一

学术职业其本真就是信仰与理性的统一，溯其根源可追踪到中世纪。中世纪是一个唯信仰的时代，面对这样的身不由己，中世纪大学学术职业对信仰充满着热情，用其独特的方式守护信仰。然而这种热情并不是盲目的尊崇，而是带着希望激情，那就是用理性去捍卫信仰，保持信仰与理性的平衡。这正是学术职业的真正价值所在。正因为这样，使得中世纪的大学成为了后世一颗璀璨的启明星。     

韦伯论学术志业危机及其出路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随着学术志业面临的处境日益恶化，随着学术志业自身意义的丧失，对大学教师来说，以学术为志业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学术志业之所以出现危机，主要原因在于学术失去志业的价值预设。为此，要走出学术志业的危机，必须坚持学术的价值中立原则和强化学术的责任伦理。韦伯的上述观点对审视当前的学术志业危机及其出路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论消灭时效期间的起算

消灭时效期间是体现权利让位于事实、应然状态让步并妥协于实然状态之合理限度的重要范畴.消灭时效期间起算点的确定直接影响到时效期间的届满,并关涉权利人、义务人、第三人等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确定消灭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应重点考量消灭时效的立法目的、各方利益关系的综合平衡以及诉讼上的可操作性等因素.我国消灭时效期间应该以＂请求权（于实然面）能够行使之时＂作为起算点.     

伯顿·克拉克“学术权力”涵义辨析

以伯顿·克拉克在其专著《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所提三个核心问题——“谁统治高等教育？众学术群体如何清晰表达他们的利益？工作和信念的分裂力量是否为（学术）权威的整合形式所平衡？”为脉络,介绍并剖析克拉克的“学术权力”概念及其内容,指出其“学术权力”是包含“为了学术的权力”和“学术本身的权力”的宽泛概念,强调应从三个主要方面理解克拉克所讲述的“学术权力”：回归大学的中心信仰,学术组织中的“消极权力”和“权威”的重要意义。     

学术竞争力：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

大学的本质在于其学术性。学术竞争力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其中学术资本竞争力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学术组织竞争力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支柱,学术文化竞争力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灵魂,学术成果竞争力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表征,学术（系统）外部关系竞争力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一种财富。     

划定高深知识的边界：高等教育哲学的使命——读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

高等教育哲学的使命是对高深知识的规定。在高深知识的性质上,布鲁贝克认为,政治论高深知识与认识论高深知识既有其内在合理性又存在不足之处。在高深知识的传播对象上,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各有利弊。关于高深知识传播的方式,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都不能被相互取代。学者作为高深知识探究的主体,只遵守外在规范或只坚持内心信仰,只崇尚学术自由或只强调学术责任都有失偏颇。在划定高深知识边界的基础上,布鲁贝克重构高等教育哲学的大厦。布鲁贝克认为,高深知识是认识论高深知识与政治论高深知识的统一,精英和大众二者同是高深知识的传播对象。在传播方式上,布鲁贝克主张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二者融合。学者要既遵守外在规范又坚守内心信仰,在探究的方式上,学者要平衡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二者的关系。     

“教学学术”运动面临的困境

1990年博耶（Boyer）提出“教学学术”概念，经过近20多年的发展，“教学学术”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却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其面临着各种困境：“教学学术”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对四类学术类型之间关系架构阐述的含混性；在实践活动中欠缺可操作性；过多依赖于同行评议；新自由主义赋予其应用框架的狭隘功能主义特性等。其诸多因素阻碍着“教学学术”的进一步推广与发展，这对研究型大学的影响尤其显著。     

美国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公民自由辨析

在美国,公民自由中的言论自由往往被认为是学术自由的法源。美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确立过程,始终存在着围绕公民自由的争论,进而也必然引起对两者适用范围的争议。同时,由于经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也加剧了美国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公民自由在边界上的漂移不定。     

信仰与道德的新视角——2006年四川省伦理学会“信仰与道德”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四川省社科联主办、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四川省伦理学会“道德与信仰”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1月17日～19日在西华师范大学举行。来自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西南石油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理工学院、川北医学院等1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近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20余篇。与会学者围绕“信仰与道德”这一主题，以大会发言和自由讨论的形式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主要内容综述如下：[第一段]     

高等教育学术组织特征的全景式透析

学术组织是以知识的继承与创新为目标而进行合理的管理与协调的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社会实体，作对高等教育学术组织作了全景式透析，认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学术组织具有自己的特征，从教授的权力和学生的权力探讨了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中的表现；从学的品质、自由的精神和专业化三个视角考察了学术组织的规范；论述了学术交流在学术活动中的重要性。     

中国人的公德与私德

当前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包含着承接晚清——“五四”对中国缺乏公德传统反省批判的工作。中国传统血亲伦理的私人关系性、差序等级与权宜相对主义，至今制约着中国公共生活与私人品质的现代性转变。现代公德与私德的分化性、个体人格对公德的自觉承担、以及公德远超出遵纪守法的政治高度的公共关怀精神，是公德建设的三个方面。公私德建设不仅是从伦理观念信仰到行为习惯的教化修养，同时要求相应的公私领域社会体制改革，即实现“公民”必需的权利保障，否则会流于唯心论的道德说教。     

知识现代性策略批判——论当代中国学术批评的缺失

现代性的主导使得知识失去了独立的品格,对资本和权力的依附构成了知识的主要生产方式.知识的现代性策略毁坏了学术的生命和尊严,对知识的现代性批判是解码当代中国学术幻象的机要.古今中外的学术昌明无不是在学者之间彼此对话和争辩中激发与映射.重建学术独立品格和采取理性批判之道是激发当代中国学术批评再度兴盛的基本原则.     

21世纪大学通识教育的新方向：生命教育的融人

本文论证21世纪大学通识教育的新方向在于生命教育的融入。检讨当前海峡两岸之大学通识教育的主要挑战，厘清大学通识教育的内容、本质及其目的，论述大学通识教育与生命教育融合之方法在于教师自我之转化与教学方法之改变，重申教育是一种志业，大学教师应参与学生知识的成长与生命的成长。     

对我国大学学术生产力的思考

大学归根结底是进行学术生产的机构。因此，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提出大学学术生产力决定大学办学水平的观点。本文针对我国当前大学学术生产存在的问题，探讨制约大学学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学术生产产权制度、学术资源配置方式、学术评价制度、学术管理制度、学术竞争和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升大学学术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明晰学术生产产权制度，改善学术资源配置方式，构建合乎学术逻辑的学术评价机制，构建具有学术道德伦理约束的学术管理制度、构建科学的学术竞争和激励机制等。     

学术权力:诉求与发展

学术权力作为保障大学教师群体享有学术自由的保障,对学术权利的认识和呼吁代表了学者消解正在膨胀的行政权力的努力,也代表了学术文化和行政文化两种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大学中的冲突,但从根本上来说,无论大学的学术权力或者是行政权力,最终均应指向个体的幸福生活,大学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应从对抗走向对话,从相互理解和尊重出发共同促进知识传播和学术发展。     

学术资本主义视域之下的大学筹资

学术资本主义是近十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推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现象。从学术资本主义的视角对高等教育筹资问题进行研究,回顾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发展沿革,探讨高等教育中的＂学术人＂如何逐步成为大学筹资的重要主体,在此基础上思考大学筹资的价值取向、筹资规律等问题。     

基于现代契约理论的学术诚信与道德风险问题初探

以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两个环节共同建构的学术活动,涉及科研工作和科研管理双方的互信与制衡.在现代契约理论框架下,防范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重建失范的学术诚信,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和完善.     

法制化视角下的高校管理——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探讨

伴随着我国的法治进程,高校管理的法治化已成为发展趋势。高校教育管理行为中体现的学术管理与学术权利、高校与学生的特别权力关系受到质疑和挑战。历史发展决定了变革,但任何的发展和飞越需要充分尊重现实的环境和沉淀的内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变革的历史轨迹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审视高校管理行为的模式,探讨高校管理行为的发展态势。     

美国高校学术职业分层的历史变迁与制度安排

美国高校学术职业分层的基础是高深知识，只有在一个社会组织体系中，分层才有可能。分层意味着不同层级的职位的社会角色、功能和地位的定位。在一个社会组织体系中，不同层级职位形成了学术职业阶梯。美国学术职业分层是一个不断制度化的过程，分层作为分工的一种类型在促进职业分裂的同时也促进了职业的团结，形成了学术职业的自我保护机制。美国学术职业的分层既有其共同的学术标准，也因学校层次类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大学组织目标、政策制度和个人专业发展需要密切相关。     

学术自治与科层制的动态平衡

学术自治源于中世纪大学,并成为现代大学自治的核心内容。现代大学结构和职能的复杂化,为科层制逐渐在大学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合理性。学术自治与科层制在基本价值、资源的控制与依附,以及组织目标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和冲突。超越二元对立,实现学术自治和科层制的动态平衡应重点解决三个关键问题：深刻认识现代大学的本质;进一步改善官僚体系,重构现代大学制度;提升学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