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未立市舶机构港口之海外贸易

受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熙丰之前宋朝仅为掌控海外贸易资源以补充财用,粗放管理海外贸易,允许未立市舶机构港口实行直航贸易。熙丰之时,宋朝为了最大限度地垄断海外贸易资源,强化市舶司职能,将发舶和住舶港口限定在三个设立市舶司的港口集中管理,未立市舶机构港口只能进行转口贸易。熙丰之后,朝廷采取务实态度经营海外贸易,但是只允许位于南海贸易中转站的海南岛享有住舶权可进行直航贸易以补贴地方财政,其余未立市舶机构港口依然只能实行转口贸易。为了节约行政成本和人力成本,未立市舶机构港口海外贸易由地方政府兼管,仅保留稽查、征税、经营、救护四个基本职能以维持海外贸易的基本运行。未立市舶机构港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逐步边缘化,但不失为市舶贸易的延伸和补充。     

宋朝限定沿海发舶港口问题新探

为便于对商船集中管理,有效获取市舶之利并加强海上禁防,宋朝从太宗时一度将发舶权限定在两浙市舶司,但行之未久.元丰三年八月起,始规定赴南蕃诸国贸易须从广州市舶司发舶,入日本高丽等国,则须从明州市舶司发舶,而回航住舶必须在原发舶州.这一制度,造成泉州等贸易港口发舶甚为不便.为适应海外贸易之形势,元祐编敕,亦将回航住舶港口须为原发舶港口之限,改为至合发舶州住舶.从此,发舶港口则以杭、明、泉、广诸州为主.南宋时,因两浙发舶渐集中于明州,发舶港口则为明、泉、广三州,后期则以泉、广二州为主.至于住舶港口,则因三市舶司争利,或为原发舶州,或为合发舶州,曾有变动,但最终当以原发舶州为制度,只是具体执行情况未尽如人意.对发舶和住舶港口之限定,表面上看似可集中管控市舶之利和海上禁防,但由此产生的对海上贸易之垄断,则又导致发舶港口萧条、舶利亏损,而商贾纷纷冲破政府对港口之限定,改入其它港口贸易.利弊交错,时好时坏,在矛盾中挣扎、维持,应是宋朝市舶之政的真实写照.     

再论宋广州南海神庙相关史实——答赵立人先生

学术争鸣有助于澄清历史事实.赵立人<南海神庙史实辨正>一文提出拙文<宋南海神东西庙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四点商榷意见,本人认为其观点有争论和商榷的必要.一、赵文忽视<市舶条>等外贸制度,混淆国内贸易管理机构"都税务"、"市务"与国外贸易市舶司的区别,其结论扶胥镇"在宋代为外贸港口"所用史料和解读有误;二、广州南海神西庙始建时间与北宋南海神不断显灵的背景有关,洪圣王庙既与"东祠"同文对比出现,自然为南海神西庙无疑,赵文判断西庙方位参照物互换,存在偏差;三、从宁宗开禧至南宋亡,广东海上丝路日趋式微的观点正确,赵文运用和解读史料不当.     

明代嘉靖年间的宁波港

宁波之名,始自明代,源自海上.明太祖朱元璋取"海定则波宁"之义,赐名宁波,[1]一直沿用至今.故宁波与海洋的渊源可谓深矣.宁波这一中国东南的海上门户,在唐代称明州.唐宋以来,成为长江下游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1<分野>中记载:"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作为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宁波在海上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明初业已显示出来,由于东望日本的地理位置,宁波成为明初设立掌管海外贸易事务的三个市舶提举司所在地之一,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明中叶以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内部涌动变革的潜流,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继之西方葡萄牙人扩张东来,在世界格局急遽变动之中,嘉靖年间海上风云变幻,在新的贸易体系酝酿中,宁波港也出现了新的特点,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联结点,凸显出作为国际贸易港的重要作用.     

再论明清之际的十三行与澳门贸易

明代文献中,迄今未发现"十三行"之专称.据<明清史料乙编>和屈大均<广东新语>的记载,明清之际经营外贸之"官商"为"揽头",然<广东新语>亦记为"十三行".揽头不但直接与外商交易,而且跟随政府官员参与对外交涉,并对外商的行为负责.当外商违法时,揽头即使没有过错,仍要负上连带责任而被治罪.可见这一时期揽头在中外贸易和交涉中的作用,与清代设立海关后的十三行商人完全相同.唯一的不同,是贸易口岸的改变.开放海禁前,揽头与外商的交易地点是澳门,开放海禁后,"揽头"之称不复见于文献,而十三行商人与外商的交易地点转移到了广州.     

《海道经》源流考

《海道经》的作者及成书至今没有定论,本文比较了《江南经略》、《崇祯太仓州志》和《海道经》针路同源的文献,并比较了《广舆图》、二种版本《海道经》、《嘉靖靖江县志》、《东西洋考》的同源占验歌诀.本文指出《海道指南图》、针路、歌诀是明代前期船民所作,明代中后期才经人补缀汇编而成为《海道经》.     

明代郑若曾《万里海防图》中"两家滩"考析——兼论雷州半岛南海海域十七、十八世纪域外交往史

雷州半岛东濒南海,西临北部湾,属半岛地形。半岛形状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其与域外社会进行交往。雷州半岛东海岸的两家滩在明代郑若曾绘制的《万里海防图》上即有标示,并有文字说明,显示这一片区域在当时为海防据点。明代史籍所载的白鸽门水寨亦当在此区域。根据田野调研与文献的记载,雷州半岛东海岸一带,包括两家滩、梅菉、芷寮等地,在明清时期仍为一个繁盛的贸易区域。自古以来,雷州半岛除了在国家海防位置上占据一席之位外,在南海商贸圈中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续论南海神庙与扶胥港——再答王元林先生

一、扶胥港所在的黄埔深水湾具有一定抗御风浪和飓风的条件,<黄埔港计划>和<黄埔港史>都指出古代扶胥港与民国时期建的黄埔港自然条件基本相同,并以之相互参照研究.所谓"海船不易在此停泊较长时间"的论断违背事实.二、从扶胥镇的商业税收入之多,可断其为重要商业中心.从其多海舶停泊,可断其商业之发达与海外贸易密切相关.章望之<重修南海庙碑>也证明其为外贸港口.宋代官员曾噩已指出海舶完全可以在扶胥镇合法停泊."宋代海船不能在此停泊贸易"之说违背史实.三、<元大德南海志残本>证明当时南海西庙一带商业区虽在西城墙外,仍被当时人称其在西城南隅,廖颐、方信孺的记载实质上指的是同一座神庙."南海西庙迁移"之说不能成立.     

清代帆船航运与金门船员

从17世纪以迄19世纪后期,清代的中国帆船是东亚海域最具有优秀航运能力的船舶.其中,福建帆船的航运能力更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福建帆船以台湾海峡为主要的活动区域,其航线不局限于台湾本岛、北洋的黄海和渤海海域,更远至东亚海域.在明代,福建帆船的活动海域和部分航路早已为人所知.据<明史>记载,从福州的闽江口至台湾北部的鸡笼山约五更的距离;从台湾本岛往澎湖岛有4更距离;从澎湖岛出发经台湾海峡,7更可达金门岛;从鸡笼山到日本需70更,到吕宋较近为60更.到了清代,中国帆船的沿海航运和海外贸易更加繁盛.从乾隆十九年(1754)广东官员的一份奏折中可以得知.做海上贸易的,均为福建、广东、江南、浙江、山东等沿海地区的居民.尤以闽人为多,也最具有实力.而广东人则次之.本报告将列举活跃在福建帆船中的金门籍船员的事例为主,并进行一番考证.     

浙南山区明代普通民居发现的意义——以松阳县石仓为例

本文介绍了作者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和建筑结构分析方法发现石仓早期民居并判定这些民居建于明代的过程,阐述建筑史研究中多学科方法结合的重要性,以及浙江明代普通民居的建筑社会史意义.     

直升机着船海洋环境效应研究

通过对直升机着船海洋环境效应的深入研究,分析了海洋环境对直升机着船的影响机理,构建了直升机着船海洋环境效应模型,实现了直升机着船辅助决策．     

对依托铁路运输的物流企业发展的研究

依托铁路运输的物流企业是铁路运输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的产物,虽然仍属于传统的物流经营．但是其灵活性和良好的经济效益为其向现代化物流方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山区测量的一点认识

结合北黑公路第七标段工程测量实际,阐述了山区公路测量工作的特殊性,详细介绍了水准高程测设和中线测设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城镇化思想发展述评

文章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镇化思想,分析了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四代领导集体充分汲取马克思、恩格斯城镇化思想,从我国实际出发,创立、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城镇化思想,并以此来指导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伟大实践。     

水泥混凝土路面损害处治综述

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我国水泥混凝土路面修筑里程逐年增加，但同时路面经常受重交通荷载、环境条件等外部作用影响，损害是不可避免的，养护维修任务越来越重。在进行养护或维修前，必须认清各种病害的机理，进而进行针对性的修补工作。本文就水泥混凝土路面的常见病害，从分类，机理到具体的处治办法进行了阐述。     

高速公路沥青路面病害分析

车辙是在行车荷载重复作用下，路面产生积累永久性的带状沟辙。特别是在夏季多高温、水侵害、轴重、超载影响下，极易出现车辙、泛油。尤其是高速公路路面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车辙、推移病害，这种路面病害会导致平整度下降，并影响高速行车的舒适性，严重的病害甚至会大大影响行车安全。     

电子文件归档工作

电子文件的产生,不仅意味着一种新型载体档案的诞生,而且也标志着人类记录信息、传达信息、留存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革.目前,在中山市公共汽车公司,公交智能化已纳入企业的发展规划,办公自动化在财务、报税、人事工资、票务、营运调度、营运统计、库存物资、车辆档案、保养计划、汽车配件销售、稽查等方面广泛应用电脑化管理.随着办公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必须高度重视并规范电子文件归档管理,保障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的安全保管和开发利用,以便更好地为企业的生产管理服务,这也是企业档案管理一个崭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