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是科学还是历史——以天文学史及星占学为例

本文从科学技术史这一专业在国内学科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出发,以天文学史研究中与星占学的关系为个案,讨论了将科学史研究归属于科学或归属于历史学的利弊。作者认为与其将科学史归属于科学,不如将科学史归属于历史学,而最理想的则是像国际上一样将科学史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关注当代问题:新世纪以来国内科学史研究专题回顾——以五种重要刊物为主

本文选择国内最重要的五种与科学史直接有关的刊物，披阅其上自2000年第1期以来的所有文章，择其论题直接关注当代问题者，归纳为六个方面：中医问题、现代中国科学体制及政策、科学传播、科学主义、李约瑟问题、科学史理论。笔者结合此六方面近年在国内的争议及某些文化背景，缕述数十篇相关论文要旨，给出一个新世纪以来国内科学史研究之专题回顾。由此亦可看出近年国内科学技术史研究者关注方向之演变。     

科学与幻想:一种新科学史的可能性

本文意欲探讨一种新型科学史在理论上的可能性。这种探讨是从对历史上有关外星文明和星际航行的幻想作品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出发的。本文先从三个方面简要论证科学与幻想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些研究表明:科学与幻想即使被认为是处在开放边界的两边,它们也是保持密切互动的——这种互动竟是如此密切,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两者间的边界几乎可以认为是不存在的。随后讨论了应如何看待那些含有幻想成分的"不正确的"科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将幻想视为科学活动的一部分,不仅可以得到历史事实的有力支持,而且从理论上说也是可以成立的。因此,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一种新科学史,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中,也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

农业部颁布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许可证,引发各界从技术、安全、监管、伦理和政经等视角对基因工程作物,尤其是转基因主粮的激烈争论。转基因主粮技术并非单纯的抗饥、扶贫和救灾项目,在涉及种业技术本身的先进性,种植过程与终端出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稳定的安全性,以及项目立法监管、社会生存伦理和国家政治经济的治理决策诸方面,蕴含现实漏洞与讨论空间。珍惜与维护理性思辨的氛围,才能用创新型精准技术造福未来。本文旨在用学术文本厘清徘徊在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层面的误导和误解。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及其意义--兼评《西方科学的起源》

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论 ,近年国内不少著名学者都曾卷入。迄今为止 ,双方当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取得一致意见。然而这场争论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而《西方科学的起源》(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一书中译本在 2 0 0 1年的出版 ,则对于澄清争论中的某些概念大有帮助 ,值得论战双方都仔细一读     

霍金的意义:上帝、外星人和世界的真实性

本文从新的视角考察了霍金最近发表的两条引起媒体极大兴趣的言论:关于宇宙是不是上帝创造的,关于我们要不要和外星文明交往,以及他另一个不太受关注的依赖模型的实在论观点,得出结论认为霍金在这些重要问题上其实并没有提供新的立场,只是完成了站队,但由于他的科学之神的传奇身份和影响,霍金却能通过老生常谈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本文还认为,霍金的新作《大设计》可能是他最后的学术遗嘱。     

西学的移用与致用:从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

清道光六年(1826)春有彗星出现,两广总督阮元幕僚李明彻据此认为将出现旱灾,改变了阮元先前认为将会有战争的判断,并影响其决策。阮元原来的判断基于中国传统星占理论,李明彻的判断则是对西方自然哲学中四行说理论的实际运用。李明彻关于彗星的西学知识源于清初游艺的《天经或问前集》,又把相关内容辑录到其《圆天图说续编》之中,但在一些注解中加入了"五行"字样,是对四行说的移用,并淡化了原著带有的基督神学色彩。把整个事件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显示出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普遍态度:总体上排斥耶稣会士输入的、基督神学化的四行说,但接受四行说揭示事物关系的"实理"及其具体的操作运用。     

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

科学已经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这些胜利也催生了唯科学主义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威，对这种权威的怀疑也逐渐产生了。科学与人这“两种化”的冲突，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到底有没有科学革命——兼评科恩《牛顿革命》与《科学中的革命》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将历史上科学进步视为一系列“革命”的结果,成为西方科学哲学界非常时髦的潮流。其实这只不过是观察角度或表达方式的转换。这种转换当然不无益处,但将每一个科学进展都描述成一场革命,最终只能消解“科学革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