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实务丛谈》新版第三册:租约

杨良宜先生在租船业务和租船合同纠纷的处理方面,久享盛名。从理论到实际,他是租船法律事务方面当之无愧的专家。第三册《租约》是他的知识宝库中又一力作。它的新版吸收了近年来国际海商法的发展及杨先生的丰富实践经验。对我国广大海运从业人员和海商法规工作人员将提供宝贵的业务指导和妥善处理海事纠纷的重要参考。 《租约》分为期租合同、程租合同和光船     

六十年中国航运沧桑的难忘历程之五 外贸运输的发展与国际海事法规的普及

新中国的航运事业,特别是远洋与外贸运输事业一直处于持续发展状态,从未停顿。改革开放前,尽管有政治运动折腾干扰,水上运输特别是外贸运输还是取得了较快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际经贸事业发展更加迅速,到2012年全国外贸运输量达30亿吨,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38668亿美元。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外贸运输的发展,也使中国航运业在世界航运市场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完善和发展中国水上运输法规中的若干问题

中国水上运输法规初步构建了自己的体系。这一体系尽管在航海安全、防止污染、便利运输、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与国际海事组织密切合作，做到与国际接轨外，但在水上运输法规领域与发达国家尚有相当差距，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相关从业者应认真、务实审议涉及海上运输的海事国际公约，研究确定中国的方针对策和对各国际公约的相应处置安排。     

六十年中国航运沧桑的难忘历程（之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航运业务改革

1946年10月16日,美国戈登将军号（General Gorton）靠泊上海虹口第二码头时,中国的航运情况已发生了巨变。满载着几百名从万里外的美国回家的第一批海归学子、技术人员的远洋客轮戈登号徐徐自吴淞口驶入黄浦江。他们在甲板上贪婪地吮吸着祖国的清新空气,迎着深秋的浦江两岸的阳光,无不暗暗地发誓,一定要用学到的技术、知识和科学管理办法报效祖国。他们有的已阔别5年以上,有的第一次到上海,有的却是重返革命地思绪万千。     

六十年中国航运沧桑的难忘历程之四解放初期到“大跃进”之前的发展

1949年,国民党政府溃逃台湾,为中国航运事业留下来的是一个既乱又烂的摊子.当时约有100万总吨的海船被国民党军队胁迫去台湾,留下来可营运的仅有沿海轮船33艘,5.6万总吨（详见人民交通出版社彭德清主编《中华海魂》第178页）.我任职的国营招商局更是典型,除了大江轮和内河轮驳外,海运船舶先前运送国民党军队北上接管敌伪财产,占领大城市、打内战,在溃逃台湾时又以军管方式运送黄金、白银和机械设备等重要物资去台,并以招商局轮船总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将招商局海运船舶调离大陆.上海解放第二天,我在招商局总部广东路外滩看到的黄浦江没有海船航行,只见沉船的船桅在江上翻腾。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适用沿海货物运输问题

年来不断接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适用沿海货物运输的咨询，有的认为《海商法》只适用国际海上运输；有的认为《海商法》第二章第二款规定，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中国的沿海货物运输，那么在沿海货物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船舶碰撞、救助、共同海损是否也不适用《海商法》有的认为，沿海货物运输合同既然不适用《海商法》，[第一段]     

关于《全程或部分海上货物运输国际公约》草案中的若干问题

一、制定新的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的背景和目前进程1992年《汉堡规则》生效之后,国际海运界出现《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三个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并存的局面。与此同时,中国《海商法》于1993年7月1日实施,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所推行的是以《海牙—维斯比规则》为基础、包括若干《汉堡规则》规定的承运人责任混合制度。北欧四国的《海上货物运输法》     

国际商会物流运输政策新动向

据国际商会(ICC)报道,鉴于国际商会2002年工作计划,国际商会决定改组运输委员会机构以适应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提出的需求。此项改革涉及:将原有的航空、海上、陆路运输3个委员会和一个货物运输论坛改组为:物流和运输委员会(Commission on Transport and Logistics)及其下属而独立的航空运输委员会(Committee on Air Transport)和海上运输委员会(Committee on Maritime Transport)。新的ICC物流和运输委员会     

贸发会议的呼吁

贸发会议于3月2日至6日在日内瓦召开了散货专家组会议,出席的有摩洛哥、古巴、马来西亚、挪威、巴基斯坦、西德、美国、中国、墨西哥、苏联、捷克、日本等12国代表,(坦桑尼亚专家未出席)会议起草了一份调查表,将要求66国政府向其铁矿砂、磷矿石、铝矾土的进、出口商转发上述调查表,并要求在7月31日前填报,以便该专家组能按照其工作进度表在今年11月再度召开会议,起草相应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