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提问方式":何以需要及如何可能

真正面向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有明确的"提问方式"。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首先确立"中国提问方式",以此来逐步形成明确的研究范式和科学合理的问题意识,防范学院化、贵族化、西化的倾向,直接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向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确立"中国提问方式"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终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一个重要机制和环节,也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实践最直接的理论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提问方式"的基本原则应该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的内在统一,大胆吸收中国哲学的实践智慧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坚持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的原则,等等。     

艾思奇逻辑思想述评

20世纪20年代末在我国发生了一场所谓辩证法对形式逻辑的“批判”，全盘否定形式逻辑，把它等同于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艾思奇就是持这种观点的。应当弄清这种错误观点的认识根源，克服长期在我国存在的一个思想误区。     

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

科学已经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这些胜利也催生了唯科学主义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威，对这种权威的怀疑也逐渐产生了。科学与人这“两种化”的冲突，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从记数法到复数域:数系理论的历史发展

数系理论的历史发展表明，数的概念的每一次扩张都标志着数学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并不是按照数学教科书的逻辑步骤展开的。希腊人关于无理数的发现暴露出有理数系的缺陷，而实数系的完备性一直要到19世纪才得以完成。“四元数”的发明，打开了通向抽象代数的大门，同时也宣告在保持传统运算定律的意义下，复数是数系扩张的终点。人类发明的记数法并没有束缚自己的想象力，中国古代“数穷则变”的思想对于当代数学哲学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汽车企业协同研发体系构建的工程哲学思考

本文揭示了工程哲学与汽车企业协同研发体系的关联性,分别从工程伦理学、工程系统论、熵论等角度诠释了汽车企业协同研发体系构建的工程哲学思想,提出了工程伦理学对于汽车企业协同研发体系构建的启示在于尊重研发人员需求、创造汽车、人类与社会的和谐环境;工程系统论对于汽车企业协同研发体系构建的启示在于理解汽车产品整体内涵、合理划分研发体系功能模块、注重研发环节关联;熵论对于汽车企业协同研发体系构建的启示在于合理引入刺激因素,构建动态研发网络。     

文化中的翻译与翻译中的文化

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篇章语言学的发展，使 我们对有着跨文化和跨学科特征的翻译活动本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即翻译不仅是把源语转换成目的语的过程，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转移，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媒介，是一种跨文化行为，本文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分析翻译和文化的关系，提出了“文化中的翻译”，“翻译中的文化”，“文化翻译”，“翻译文化”等不同概念，对其意义进行了界定，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和诠释。认为翻译活动受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双重制约，只有将语篇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下，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解决翻译中的难题。     

论董仲舒的"天本体"哲学

董仲舒的哲学以天为最高本体。董仲舒从贵“元”、祥“始”、崇“本”观念展开本体论证，强调“人唯有始终也而生”。天、地、人“三本”归于一，只是一个天字，只有天，才是人心本体之所指。天既是包容万物的、规律性的宇宙整体结构，又是人心信仰的源出，是人不得不尊崇与敬畏的对象。直到今天，天本体仍然活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通过信念、思维、语言、行为等方式反映出来。     

到底有没有科学革命——兼评科恩《牛顿革命》与《科学中的革命》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将历史上科学进步视为一系列“革命”的结果,成为西方科学哲学界非常时髦的潮流。其实这只不过是观察角度或表达方式的转换。这种转换当然不无益处,但将每一个科学进展都描述成一场革命,最终只能消解“科学革命”本身。     

康德时间哲学论纲

具体阐述了康德时间哲学的内容，分析了康德时间哲学对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影响，指出康德时间哲学在时间哲学史上的地位。     

简论黑格尔真理观的特点

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主要来源之一的黑格尔真理观，具有强调真理的实体性，全体性，过程性诸特点，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以辩证法的真理观，深入挖掘其特点，剔除其唯心本质，汲取其辩证法精华，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