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解读

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柏·雷默发表的《北京共识》一文,使他在海内外一举成名。主要原因有四:其一,20世纪晚期,拉美经济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其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应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新课题,他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得人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其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因而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编者     

国际金融危机走向何方

金融手段、金融工具成为当前西方国家维持其自身制度、价值取向、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主要手段,从而在全球制造了种种金融风险,转嫁风险,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     

生命之安立与护持——自由主义与儒家思想对话中的一个问题

自由主义在人生权益方面有其卓越的建构功能,但在道德领域却由于缺乏对最终价值的理性审查,从而很难真正达到安生立命的目的。儒家在人生理想之安立方面有其高明之处,但是由儒家性善论建基的自由观念衡诸政治领域又有其缺憾和不足。健全人生之全副表现,则是由人生理想有以安顿和政治存在之独立性有以护持两方面结合而得以证立。本文重点是从价值立场上对自由主义与儒家思想进行比较,并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即对儒家的未来发展而言,究竟建立何种形态的自由才能既足以支持道德理想主义之建构,又足以保障个人自由权益之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