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可达性与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借助开源大数据平台,提出交通可达性及城市经济活动数据采集策略,利用全局常参数和局部变参数回归模型研究北京市六环区域内两者的空间特征.相比于全局模型,局部模型能够较好地刻画交通可达性与城市经济活动间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私人交通可达性呈现以天安门为中心径向递减的多圈层结构,公共交通呈现轨道交通沿线区域高的特点.交通可达性与经济活动匹配度具有空间非平稳性,空间分离和匹配现象并存.西北部、中部区域空间匹配特征显著,东北部、东部区域次之,西南区域空间分离现象最为严重.丰台及良乡等分离区域,宜重视道路及轨道线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未来科学城等私人交通匹配,公共交通分离的区域,可考虑修建轨道线路,并增加公交运营服务水平;中关村科学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匹配区域,以调整交通运营管理政策为主.     

时间阈值对公交不平等评价结果的影响

时间阈值对公交可达性计算结果的影响,是否进一步影响到公交不平等评价结果,尚不明 确。以浙江省海宁市为例,用一种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E2SFCA)计算公交可达性,得到 10~90 min共9个时间阈值下研究区域的总体、市区和农村公交服务的基尼系数,比较了不同时间 阈值下的基尼系数差异;按市区和农村两个群组对总体基尼系数进行分解,分析在时间阈值下群 组内和群组间不平等对总体公交不平等的影响。结果发现：随时间阈值增大而基尼系数逐渐减 小,公交不平等评价由“差距悬殊”变为“相对合理”;总体公交不平等的主要来源为群组内不平等 且贡献率在10~40 min时逐渐下降,在50~90 min时逐渐上升。研究表明,不同时间阈值会使公交 不平等评价结果出现偏差甚至得到相反的结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消除时间阈值影响的方法。     

运行计划约束下的动态可达性分析与计算

在城市轨道交通中,随着各条线路的末班车按运行计划逐站完成载客任务,路网上OD两点间的可达路径逐渐变少,直至两点间不可达,这样的路网服务能力随时间的动态变化,称为动态可达性.本文研究运行计划约束下的路网动态可达性计算方法,以支持末班车开行的优化,实现搭乘末班车出行乘客目的地可达的最大化.本文首先分析了末班车开行带来的动态可达性,给出了最晚可达时间、路径可达性、OD可达性定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末班车开行下路网可达性的计算方法与最晚可达时间求解的递归算法.最后,以路网可达性最大为目标,将可达性计算方法应用于末班车换乘衔接优化.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可达性计算方法的有效性.     

基于区位因素的建筑物停车配建指标分析

引用区位势概念,选择区位集聚和交通可达性两个区位因素作为影响建筑物配建指标的关键因素,重点分析距离阻抗、道路服务水平和道路等级对交通可达性的影响,并建立内部因子和区位因素的关系模型。以上海市某发展项目为例,计算考虑区位因素后建筑物停车配建指标的调整状况,并取得相应成果。     

考虑行程时间不确定性的服务设施时空可达性度量

在我国拥挤的多模式交通网络中,出行者的行程时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行程时间不确定性是影响人们出行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对于某些重要活动(如就医等),人们对行程时间的可靠度有较高要求.本文以南京市玄武区综合医院的时空可达性为例,采用引力模型和行程时间预算模型深入探索多模式交通网络中服务设施的时空可达性,提出了考虑行程时间不确定性的时空可达性度量方法,针对不同交通模式分析了出行者的风险规避行为,为城市多模式交通规划和土地利用布局提供了有效依据及评价指标.研究表明,对于不同的交通模式,在不同可靠性下服务设施的时空可达性具有显著差异.     

�������������ν�ͨ�ɴ��Ը�ֵ�Ӱ�����

旅游交通可达性分析能够为区域旅游交通规划提供理论依据,而高速铁路的开通将直接改变区域旅游交通可达性格局.本文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作为节点城市旅游交通可达性的评价指标,利用Arc GIS可视化平台分析旅游交通可达性空间格局,获取高铁开通前后云南省旅游交通可达性的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公路、铁路、航空和高铁的权重进行灵敏度分析,辨识出旅游交通可达性对各种交通方式权重的敏感度.结果表明:高铁途经的各城市客源地到达云南的旅游交通可达性水平均有大幅提升,旅游交通可达性的时空收敛效应显著,省外城市到达昆明的旅游交通可达性对铁路权重的敏感度较大;高铁开通之后,云南省旅游交通可达性格局总体呈现以昆明为中心向外围区域递减的"核心—外围"模式;高铁开通前后,云南省内旅游交通可达性的变化幅度较小,地区间的总体差异也不断缩小,省内高铁途经城市的旅游交通可达性对高铁权重的敏感度较大.     

腹地-口岸可达性格局演化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为探索一带一路影响下腹地-口岸可达性演化特征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构建腹地-口岸可达性测算模型,运用泰尔指数和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其空间差异特征及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腹地-口岸可达性高值区沿主要运输通道延伸并呈以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和城市群为中心的群状集聚现象。腹地-口岸可达性逐年优化,高值区向一带一路沿线扩散趋势明显;腹地-口岸可达性空间差异呈现以2013年为界先减少后增加的V型变化特征,东部和西部可达性空间非均衡程度大于中部和东北部;高可达性城市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低可达性城市与高可达性城市相邻时其类型向上转移的概率大于与中、低可达性城市相邻概率,且一带一路之后,类型向上转移概率高于一带一路之前;腹地-口岸可达性形成以最短旅行时间为主导、路网密度为支撑的时空演化格局。     

高铁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影响的研究综述

高铁是区域快速综合交通网的主骨架,作为城市间高效快捷的出行方式,为提升通道客运能力和缓解既有铁路货运压力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从高铁对城市可达性、要素市场及空间结构的影响等3方面,综述了国内外高铁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影响研究的主要成果,归纳总结了共性结论和存在的分歧。通过分析高铁对城市可达性变化的程度和可达性变化在不同区域之间是否平衡,揭示高铁(网络)对城市间出行需求的直接影响。城市可达性的改善进一步重塑生产要素的区域空间分布,加速资本和人口流动,促进产业发展和就业改善,并对土地和住房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市场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给城市宏观经济发展,特别是高铁站区空间重构带来重大机遇。系统评估高铁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能够为管理部门高铁投资决策、规划建设及影响评估等提供参考。最后,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并基于新时代背景展望了有待开展的若干重点研究方向：一是将城市群视作新的利益集合体,研究高铁投资的经济效益、收益分配和高铁开通后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和要素空间分布的影响;二是探究高铁通勤行为对城市资本、人口和土地等要素市场的影响,剖析车站选址和票价变化等影响高铁通勤的关键性因素;三是考虑城市间高铁竞争与合作博弈行为和客货混跑模式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影响的新变化;四是运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分析高铁对城市经济微观层面的影响。     

湛茂阳城市带县域综合交通可达性研究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湛茂阳城市带18个县域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利用综合交通可达性指数及交通区位优势度、县域内交通连通度和对外通达性三个分指数,全面分析湛江国际机场搬迁前后湛茂阳城市带各县级行政区的交通可达性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湛江国际机场搬迁后,湛茂阳城市带综合交通可达性得到明显提升,较高可达性市县区由7个增加至10个;表现出更强的空间集聚性和空间自相关,并且形成以湛江各区、茂南区和江城区为中心,沿海连续形成可达性高值带状片区。对湛茂阳城市带县域尺度综合交通可达性进行研究能够为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空间阻隔视角下居住型地铁站步行可达性

居住型地铁站的步行可达性是影响地铁站使用率高低的主要因素。首先,调查研究此类站点附近居民的出行方式,分析影响天津市地铁2号线翠阜新村站可达性的空间阻隔因子。其次,从附近居民到达地铁站的时间、距离两方面对路网阻隔、土地利用阻隔、围墙阻隔、流线阻隔和天气阻隔等进行步行可达性分析。最后,运用空间阻隔模型,基于现状和改善措施后得到的量化对比结果,提出优化步行通道、增加站点出入口与周边居住区的连接度、加大站点周边街巷密度、拆除影响步行路线通行的障碍物等优化策略。以期对今后居住型地铁站步行可达性的改善提供具体措施和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