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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锋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将非制度化的伦理道德渗透到制度化的公共政策中去,是当前世界各国道德治理的一种路径选择。坚持公共政策合理的价值导向是实现社会道德治理的重要手段。新加坡社会公共政策以共同价值观为导引,通过住房政策、中央公积金制度和赡养父母法令等,激励或约束社会成员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有利于公民践行社会道德,并能够使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在代际之间传递,形成较好的社会道德治理环境。新加坡社会公共政策的道德治理经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具有积极的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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