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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淼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6(5)
吴承洛在促成中国传统度量衡根本转型的民国度量衡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通过探讨他在中国最早提出现代的“计量”范畴,以及他在度量衡标准制的近代化、权度制单位名称的社会化和中国传统度量衡机制的现代转型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系统梳理中国传统度量衡体制现代化的基本脉络,剖析吴承洛对中国度量衡体制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展示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新视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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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永亮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4(4):45-50
在唐代,度量衡制作机构有太府寺、太常寺及中尚署;度量衡的行政管理部门主要有太府寺及金部,在地方则为诸州县官府;唐代相当重视度量衡行政管理制度以及技术管理措施的制定和执行;此外,还制订、颁布了与度量衡管理相关的多条法律条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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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增建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5):32-35
郭正忠教授的《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出版已经十年。该书对一千多年间中国度量衡的纷繁实况和变迁历史做了详尽的阐述 ,填补了前人论述的空白 ,并对许多早有定论的成说提出了大胆质疑 ,予以匡正。该书以新颖的视野看待传统的度量衡问题 ,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书中对宋代度量衡管理体制的阐释 ,尤为详尽。该书资料翔实 ,考据精审 ,虽已出版十年 ,其学术价值迄今不减 ,是一部不应被束之高阁的好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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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增建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2(5):27-32
中国计量可分为传统计量和近现代计量。传统计量随着国家形态的发展而发展,至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基本形成。王莽时刘歆对度量衡标准的考订和对度量衡理论的阐发,标志着传统计量理论的成型。之后,传统计量进入了漫长的调整和发展时期。明末清初,传教士进入我国,带来了西方科学,促成了一些新的计量分支的诞生,为传统计量向近代计量的转化准备了条件。南京国民政府对新度量衡标准的制订和推行,标志着传统度量衡制度和理论的寿终正寝。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方面进行统一计量制度的工作,一方面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新的计量种类,实现了计量事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计量在法制化的道路上,进入了标准化和国际化的新阶段,进入了它的现代时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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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民国奉天各县地方志中的度量衡资料,厘清了各县地方度量衡与公制的折算。尽管地方度量衡极其混乱,但以尺度为基础的亩制,各县保持一致,这与清末以后,国家增加财政收入,在东北强制推行的清丈有密切关系。利用度量衡的混乱,政府向牙行经纪征收的斗秤捐税,成为清末和民国一项重要财政来源。当国家无法影响地方度量衡制度时,商业贸易却在度量衡的转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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