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航线考释

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交通已很发达.由于两国的商船来往频繁,故对由巴士拉出航,经波斯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到中国的航线;或者从广州起航,经越南海域、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印度洋、波斯湾至巴士拉的航线都了解甚多.无论在阿拉伯旅行家的游记里,或者在唐代的官方文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尽管此前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对这些航线进行过考释,但总觉得尚有改善的馀地,于是在前人考释的基础上多少做些补充.     

古代波斯湾的航海活动与贸易港埠

欲深入研究唐宋时期中国与波斯湾的海上贸易,不可不了解古代波斯湾的航海史。然而,近三十年来,这一课题几乎为学术界所忽略。本文拟根据笔者近年来阅读西方文献时所做的笔记,对公元13世纪前波斯湾的航海民族、航海活动、以及贸易港埠等情况做一番勾勒和梳理。本文指出,古代波斯湾的航海文明是由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其中以腓尼基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印度人、埃塞俄比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著。不仅如此,各航海民族在航海文明方面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公元10世纪后,波斯湾地区的海外贸易出现了两个方面重心的转移。随着中国与波斯湾海上贸易的衰落,波斯湾地区的贸易重心再一次地迁往红海,与此同时,波斯湾与东非海岸之间的贸易开始兴盛。     

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

陆上丝绸之路大约出现于公元前13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是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开始出现的.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标志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结束.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连接外部世界的两大动脉,但两者在分布方式、运输方式、对科学技术的依赖程度、外来民族移居方式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内涵上有很大的不同,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不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精神层面及内在性质上有着共同的特点.     

哪哒、采珠人与海底采珠:波斯湾珠史札记之一

波斯湾地区采集珍珠的历史十分悠久,至少可回溯至公元前4000年至3500年。历史上,不同的族群、部落和帝国,如苏美尔人、腓尼基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等,均曾不同程度地先后在波斯湾采珠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考古发掘成果和古代希腊、罗马、波斯、阿拉伯、中国及近代英国殖民政府官员的大量文献记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公元7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在波斯湾地区崛起之后,由于海底的珠母贝主要集中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一侧的海湾,波斯湾海域的珍珠采集业在其后的1300多年内可以说是完全为阿拉伯人所控制。阿拉伯采珠船上的人员构成相当完整,不仅有船长、潜水员(采珠人)、协助潜水员下海及浮出水面的水手、在船上负责捕鱼、做饭及煮咖啡的打杂助手,甚至还有为大伙儿加油鼓劲的专职歌手,人数不算多但各司其职,合作密切。不仅如此,古代波斯湾的采珠业还逐步地形成了一整套颇为完整、严密的运作体系和制度化的安排。处于社会底层的普罗大众和黑奴在波斯湾采珠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哪哒、采珠人(黑奴)、水手和商人才是波斯湾采珠史的创造者。     

评苏基朗《刺桐梦华录》

在中华帝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千年里,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陆路,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华帝国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唐以后,情况有所改变,来自波斯、阿拉伯、印度、南亚、日本、朝鲜半岛的商船开始频繁地出入中国沿海的主要港埠.中国对新兴的海上贸易形势迅速作出反应,并在12至15世纪之间,逐步地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海上强国,拥有一支由中国帆船装备而成的富有战斗力的海军,控制着从印度东南沿海到南中国海及中国东海的航路.     

鹏霄榭:清代闽南一个回族文人社团

福建省的回族绝大多数是宋元时期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古阿拉伯、波斯人的后裔,晋江市陈埭镇丁氏回族便是其中的主要现存者之一.一般学术界认为,丁氏回族一世祖丁节斋于宋咸淳年间自姑苏货贾于闽泉,并卜居于泉州文山里,至三世祖硕德率子于元末迁居陈埭.[1]由于长期处于汉族社会之中,在风俗习惯上受到汉人的熏染,特别是在明清科举时代,陈埭丁氏不断有人进入仕途.……     

中国德化白瓷与欧洲早期制瓷业

引言 　　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陶瓷之路“.德化窑是中世纪中国南方名窑.唐宋以来,海上交通蓬勃兴起,德化窑瓷器源源从泉州港输往海外,销往东南亚、中亚、西亚和非洲东岸,并转口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地区.……     

近年来从中国海域出水的17-19世纪德化陶瓷

随着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突飞猛进,中国海域多处古代沉船遗址或遗物堆积点,发现有不少明清时期德化窑的陶瓷,说明德化陶瓷在17-19世纪的对外输出物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将出水的德化陶瓷与德化窑采集的标本进行对比、分析,以探讨其种类与具体出处。     

明代青花瓷西传的历程:以澳门贸易为中心

从历史上看,将青花瓷最早传入欧洲的,是16世纪率先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前后,以明代青花瓷为主的瓷器贸易已经开端。本文通过对上川岛、澳门和马来西亚附近海域沉船瓷器遗存的分析,指出在中欧海上瓷器贸易开始不久,有利可图的青花瓷为主的中国瓷器外销,就引发了欧洲的中国风,改变了葡萄牙乃至欧洲的社会生活时尚。     

试论伊斯兰哲学对宋明儒学的影响

田中逸平(1882-1934)于1924年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市皈依伊斯兰教,为日本伊斯兰教开创者之一、也是日本第二位哈只.尽管如此,他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仍没放弃对日本神道与儒教的信仰,及至主张五教(儒、道、佛、基督、回)合一.明末清初,中国出现几位精通儒教的穆斯林学者,深信回儒两教相融无间、甚或同源,从事伊斯兰经典汉译工作.他们深受以天人合一为主旨,集古代希腊、波斯、印度哲学为大成的苏非主义哲学(即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影响.<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为其代表性人物刘智所著.田中逸平曾将<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翻译成日文.他也深信回儒相通,认为刘智之学类似王阳明致良知之说.该书原著为已失传的波斯文<穆罕默德传>的汉译.尽管刘智全篇使用宋儒概念,但其哲学体系仍为苏非主义.1933年,中国考古学家陈子怡著<宋人理学由回教蜕化而出>剖析宋儒理学,指出伊斯兰哲学类似宋儒理学而其义理的深度和精度远胜过宋儒.儒教在宋代,以周濂溪、张载、二程子等为先驱,及至朱熹出现革命性变化,与以往儒教大为改观.儒教在明代,又出现阳明学,因批评朱子学而标新立异.它们是否为儒学内在发展,却大有可疑之处.本文探讨中国伊斯兰思想渊源及朱熹、王阳明思想背景,试论伊斯兰哲学影响宋明理学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