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我国第一贸易大港地位的转换

唐代的广州是我国第一贸易大港,唐末五代时期,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事业迅速发展,地位日趋重要,至宋元时期则发展到全盛,终于取代了广州成为我国第一贸易大港.对于唐宋时期我国第一贸易港地位转换这个问题,曾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     

评柯胡《社会、贸易及组织:3世纪至13世纪的闽南》

泉州位于福建沿海,是中国宋元时期著名的港口城市之一,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贸易、文化及外交往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有关泉州的各种语言的文献记载和研究,数量还是相当多的,然而,将其置于一个较大的区域性框架下进行考察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在本人尚未出版的完成于1982年的博士论文中,就曾作过这方面的尝试.我在自己的论文中,不仅把泉州视作一个繁荣的海港,更把它看作是泉州、漳州、兴化三府区域的中心.[2]柯胡的大著无疑是第一部从此视角来研究泉州的英语学术著作.书中涉及的区域包括福建的南部沿海地区,明清时期多称之为闽南,但作者称之为泉南.     

唐宋时期泉州与东北亚的陶瓷贸易

唐宋时期,泉州地区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商业重镇和陶瓷的重要产区,海外贸易发达,与东北亚各国的海上交往频繁.在文字记载阙如的情况下,大量的古陶瓷是再现它们之间贸易关系以及文化交往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尤其在宋代,泉州的外销瓷销售范围广、数量多,在日本有许多重要的发现.虽然在朝鲜半岛上已知的泉州古陶瓷发现的数量不多,但笔者认为,这个时期以朝鲜半岛在中国及东北亚贸易圈中的重要地位而言,在贸易交往频繁的年代以及许多泉商常驻高丽的情形下,泉州陶瓷在半岛上应存在某种程度的贸易和遗存,对此有待进一步考古发现和探究.     

新安船装载的紫檀木和国际贸易

在新安船上装载的与新安船的交易活动范围有关的商品中,最突出的是陶瓷器、铜钱和紫檀木,紫檀木是从属于热带以及亚热带的东南亚购入的,而当时前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地区的中国商船主要从泉州港出发.由于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出土,新安船被认为是在福建地区制造的泉州船舶.新安船是以东南亚和中国以及东北亚作为活动舞台的贸易船,在向最终目的地日本博多航行过程中,经过高丽沿岸时遇难,最终没能返回.新安船装载的1017根紫檀木,是把新安船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和日本以外的东南亚和西域的重要资料.     

“海上丝绸之路”的外销瓷——磁灶童子山窑的产品及其工艺

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丝瓷之路”、“陶瓷之路”，所以泉州的外销瓷历来就是海外交通贸易史等方面研究的重点对象，而泉州磁灶童子山窑就是泉州外销瓷最重要的窑口之一。该窑产品具有唐宋早期的时代特点，结合磁灶窑的烧制时间及各地方出土的器物等各方面情况来判断，可知该窑延烧时间长，从唐五代始烧，而盛行于宋元时期。童子山窑主要生产的就是釉下彩绘器，它的釉下彩绘图案丰富多样，笔法线条流畅，内容富有生活气息，技法已非常成熟，为后世青花瓷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蒲寿庚事迹考

蒲寿庚家族于南宋末年由广州迁至泉州。此后，在蒲寿庚的悉心经营下，迅速发展出强大的势力而掌控全城。泉州港在宋元鼎革之际得以平稳过渡，在元代达到空前繁盛，与蒲寿庚密不可分。本文通过对文献记载的分析对比，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蒲寿庚事迹作一详细梳理，针对学术界分歧较多的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并对其事迹作一总体评价。     

上海博物馆贺信

<正>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欣闻贵馆即将喜迎建馆五十周年,谨此致以诚挚热烈的祝贺!泉州的海外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繁盛于宋元。作为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曾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被马可·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     

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制瓷业的兴盛与技术来源试探

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制瓷业迅速发展,在本地制瓷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当时畅销海内外的名窑瓷器风格,主要有越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龙泉窑划花青瓷等.经考察,这种仿烧的瓷器风格具有时间性和地域性的不同,最终形成了宋元时期比较发达的沿海瓷器生产体系.     

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泉州商人的北艚蔗糖贸易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于康熙年间设立海关开海贸易,沿海贸易迅速兴起,海道成为新的南北商品贸易大通道。福建商人特别是泉州郊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大力展开闽台地区和江南、山东、天津和关东的远距离北艚商品贸易,将闽台地区盛产的大宗商品蔗糖、果品、木材、杂货等源源不断地输向江南、华北和关东大地,同时又将江南的大宗商品棉花、布匹、丝绸,华北的杂粮,关东的大豆、豆饼等商品运回,促进了南北间商品的交流。在泉州商人北艚贸易的货品中,蔗糖是其中最重要的商品。     

月港研究回顾与《漳州港》评介

一 漳州月港是明代著名的民间海外贸易港.20世纪40年代,胡寄馨先生在<明代福建对外贸易港研究>(载<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厦门大学国学研究会出版)第四章,以丰富的史料展现月港的历史风貌,指出月港"是近代中国国际贸易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厦门兴起之先声,其兴起仍是值得我们重视".胡先生的这篇大作堪称月港研究之先声.研究明代中外关系史的外国学者也注意到月港.美国学者菲律乔治<西班牙与漳州的早期通商>(薛澄清译,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论述了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后漳州海商赴吕宋与西班牙商人展开贸易的情况.他指出:"西洋人通商,先在波斯湾,次移施拉尔,后迁至霍微拿斯.三四百年前,中国对外通商的地区,也曾三变,先泉州,次月港(在海澄),最后厦门."     

略论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海外贸易

唐宋时期是中日海外贸易发展的重要阶段，地处东中国海西岸的福建与日本进行频繁的海外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福建与日本的海外贸易状况、规模、特点、原因及影响作一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16世纪漳泉贸易港与日本的走私贸易

16世纪的中日关系,由于倭寇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人们通常把在漳泉沿海一带贸易的日本商人与倭寇混为一谈,其实他们与倭寇是有差别的.他们不烧杀,不掠夺,只是在漳泉沿海小岛或港口从事走私贸易.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虽然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但对日本贸易仍属严禁.而此时的贸易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象月港开禁前那样,有大量的日本商人来到漳泉沿海从事走私贸易,而是由漳泉商人主动将中国货物载运到日本贸易.     

“宋元交替时期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11月26—27日,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史地与文化研究平台、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联合主办,阳江市南宋文化遗存研究会承办的"宋元交替时期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学术研讨会在广东阳江市海陵岛召开。来自国内、港澳地区及阳江本地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大会由开幕式、主旨报告会、分组学术研讨三部分组成,分别就宋元交替时期南宋朝廷在东南沿海地     

清代泉州东石港航运业考析——以族谱资料为中心

东石海港为泉州"三湾十二港"之一,早有以海为田的传统.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东石民众许多随往台地定居.随着台湾经济发展,人口增多,贸易需求亟增.东石人乘此机遇,合力疏通新港,开凿船坞,组建郊行,藉人缘地缘之亲近,发展对台贸易,置船数以百计,川走南北,冲风搏浪,世代为业.笔者据最近进行的涉台文物调查,特别是东石各族氏保存的族谱资料,记录、考析当时东石著名的"周益兴号"、"德泰记"、"源利号"、"玉记"四家船商的兴衰历程,冀以介绍清代东石航运贸易之盛况.     

河南的孤立群落还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贸易网络?——宋元时期来华犹太人再考

公元10-14世纪亦即中国的宋元时期,东西贸易交流愈加繁盛。该时期大多数的贸易活动都是在商业市镇之间进行的。犹太人在当时也利用了他们分布于欧亚大陆上的流散社团从事商业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些犹太人从波斯海岸辗转印度最终将他们的贸易网点扩展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沿海和内地建立了数个商站,形成了一个扎根于中国的犹太人贸易网络。     

明代泉州区域海防及其与海外贸易政策的关系

为抵御海上的侵扰,明朝采取禁止私人贸易、墟屿迁民等政策,展开一系列的海防建设,同时通过籍民为兵的方法充实海防兵力,为此构成一个较为完备的海防体系。从泉州区域海防的确立及其逐渐废弛缘由探讨中兼论了海外贸易政策与海防之间的关系:初期,实施禁止私人贸易的海外贸易政策配合了整体海防战略,海防与海外贸易政策之间相辅相成,确保了沿海地区的安全;但随着卫所制度的日渐崩溃、吏治的腐败等弊端渐次凸显,禁止私人贸易的海外贸易政策长期无法有效地执行,中央逐渐失去对沿海地方的控制能力,此时禁止私人贸易的政策加剧了海防的危机。"隆庆开海"是明政权在权衡海防与海外贸易政策之间的利弊中进行的一个实验。     

泉州穆斯林后裔的历史记忆和理性选择

宋元时代的福建泉州曾居住着众多来自阿拉伯、波斯地区的穆斯林.数百年后的今天,早期穆斯林的后裔是否如人们想像,已经淹没在强大的汉文化之中?他们如何认同自己的族群身份?本文将视角放在当代社会,并以陈埭丁氏家族为例,分析文化发生重大变迁后的泉州穆斯林后裔,如何保留集体的历史记忆,并在这个基础上如何运用独特的群体优势,寻找最佳的生存空间.     

《光明之城》若干译文浅析

<光明之城>汉译本出版后,在国内,尤其在泉州文史界掀起了一场尖锐的真伪之争,但无论何如,它确实"为我们重新检讨宋元海外交通和古代刺桐港的面貌,提供了很好的机会."[1]当地的许多学者和文史爱好者可以说精读数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反复研读当中,他们提出了不少涉及英文本和中文本翻译的疑问,有些恰恰是论证该手稿真实性与否的关键性问题,值得审慎.     

宋初海上贡道考索

宋朝掌控广州港之前(960-971),南海诸国就已来华朝贡。这条隐秘的海上贡道大致可推断为:南海诸国沿着五代十国时期开辟的南海航线到达泉州,再借道吴越,从福州、温州、台州、明州一路北上,抵达登州,再转陆路进入都城开封。这条海上贡道能够实现的重要前提是泉漳和吴越臣服于宋朝,允许南海国家借道通行。泉州和登州是两个重要的节点。     

出砖入史——闽南红砖中的地方记忆与空间转型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术发展、材料运用与社会文化变迁直接相关,其象征、仪式、居俗是空间策略的反映。砖是重要的建筑材料,闽南建筑的砖瓦作尤为独树一帜。闽南地区在墙面、屋顶、地板多处大量使用当地烧制的红砖,色彩强烈,与中国传统的帝王宫殿近似,因此漫长的历史中,身处"红砖文化区"的泉州民众一直试图解释自身的"僭越"之举。此外,泉州红砖运用方式的变迁也反映海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对地方建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