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福建海外交通贸易史述论

中世纪的福建是我国海外交通贸易的发达地区。其最主要贸易港——泉州，崛起于唐代，至宋元时期则发展全盛，在海交史上大放异彩，曾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辉煌灿烂载入史册。海内外学者对此曾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对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研究更取得     

16世纪漳泉贸易港与日本的走私贸易

16世纪的中日关系,由于倭寇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人们通常把在漳泉沿海一带贸易的日本商人与倭寇混为一谈,其实他们与倭寇是有差别的.他们不烧杀,不掠夺,只是在漳泉沿海小岛或港口从事走私贸易.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虽然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但对日本贸易仍属严禁.而此时的贸易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象月港开禁前那样,有大量的日本商人来到漳泉沿海从事走私贸易,而是由漳泉商人主动将中国货物载运到日本贸易.     

15世纪后期的福建海商和日本堺市的贸易商人

15世纪后期日本的应仁之乱,改变了日明贸易体系,1469年遣明船在堺市的首次入港,标志着堺市和福建海商之间在太平洋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掌握了日明贸易新体系的主导权的堺市商人,不仅从福建海商那里进口陶瓷、丝绸、砂糖、茶叶等物产,还传递着各种政治信息,对日中两国历史事件的连动关系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而在二者海商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是福建和堺市的一些禅宗寺院的僧侣.     

明代泉州区域海防及其与海外贸易政策的关系

为抵御海上的侵扰,明朝采取禁止私人贸易、墟屿迁民等政策,展开一系列的海防建设,同时通过籍民为兵的方法充实海防兵力,为此构成一个较为完备的海防体系。从泉州区域海防的确立及其逐渐废弛缘由探讨中兼论了海外贸易政策与海防之间的关系:初期,实施禁止私人贸易的海外贸易政策配合了整体海防战略,海防与海外贸易政策之间相辅相成,确保了沿海地区的安全;但随着卫所制度的日渐崩溃、吏治的腐败等弊端渐次凸显,禁止私人贸易的海外贸易政策长期无法有效地执行,中央逐渐失去对沿海地方的控制能力,此时禁止私人贸易的政策加剧了海防的危机。"隆庆开海"是明政权在权衡海防与海外贸易政策之间的利弊中进行的一个实验。     

明永乐至隆庆南澳的海上活动 附：早期葡文资料中的南澳岛

坐落于广东和福建沿海之交的南澳岛是中国东南海上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站点。它在不同的境况中，比如海防、行政争端和贸易，都显示出自己的魅力。尤其是在明中叶时期，走私的中国商人带着从大陆腹地运来的产品经常会在此岛跟带外国商品的四邦客商进行交易。这种商务贸易促使南澳有机会与国内各港口及海外不同地区来往交流。显然，南澳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它的名字在早期葡文文献和地图中也开始出现。本文尝试探讨导致明代南澳短期繁荣昌盛的一些主要因素。重要的是，它在非法贸易与海寇这一背景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在附文中特别介绍有关南澳岛的一些葡文资料。     

宋代未立市舶机构港口之海外贸易

受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熙丰之前宋朝仅为掌控海外贸易资源以补充财用,粗放管理海外贸易,允许未立市舶机构港口实行直航贸易。熙丰之时,宋朝为了最大限度地垄断海外贸易资源,强化市舶司职能,将发舶和住舶港口限定在三个设立市舶司的港口集中管理,未立市舶机构港口只能进行转口贸易。熙丰之后,朝廷采取务实态度经营海外贸易,但是只允许位于南海贸易中转站的海南岛享有住舶权可进行直航贸易以补贴地方财政,其余未立市舶机构港口依然只能实行转口贸易。为了节约行政成本和人力成本,未立市舶机构港口海外贸易由地方政府兼管,仅保留稽查、征税、经营、救护四个基本职能以维持海外贸易的基本运行。未立市舶机构港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逐步边缘化,但不失为市舶贸易的延伸和补充。     

广州古代海外贸易历史研究40年回顾(1979-2019)

广州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连接海外世界的重要枢纽,海外贸易的历史两千多年没有中断。早在20世纪初,便有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古代广州海外贸易历史。改革开放40年来,考古材料、传世文物愈加丰富,中外学术交流和跨学科合作日益频繁,文献共享率不断提高,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均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本文回顾、总结了近40年广州古代海外贸易历史研究的发展脉络、特点、关注点、主要成果及趋势。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模式研究

澳大利亚作为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后起之秀，凭借其教育的比较优势和政府的大力支持，积极开发海外教育市场，推动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逐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模式。     

明末清初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

中国和日本是近邻,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科学技术、贸易交流的历史。本文仅就明末清初中国与日本之间海上贸易的情况作一介绍。     

唐宋时期泉州与东北亚的陶瓷贸易

唐宋时期,泉州地区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商业重镇和陶瓷的重要产区,海外贸易发达,与东北亚各国的海上交往频繁.在文字记载阙如的情况下,大量的古陶瓷是再现它们之间贸易关系以及文化交往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尤其在宋代,泉州的外销瓷销售范围广、数量多,在日本有许多重要的发现.虽然在朝鲜半岛上已知的泉州古陶瓷发现的数量不多,但笔者认为,这个时期以朝鲜半岛在中国及东北亚贸易圈中的重要地位而言,在贸易交往频繁的年代以及许多泉商常驻高丽的情形下,泉州陶瓷在半岛上应存在某种程度的贸易和遗存,对此有待进一步考古发现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