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青花瓷西传的历程:以澳门贸易为中心

从历史上看,将青花瓷最早传入欧洲的,是16世纪率先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前后,以明代青花瓷为主的瓷器贸易已经开端。本文通过对上川岛、澳门和马来西亚附近海域沉船瓷器遗存的分析,指出在中欧海上瓷器贸易开始不久,有利可图的青花瓷为主的中国瓷器外销,就引发了欧洲的中国风,改变了葡萄牙乃至欧洲的社会生活时尚。     

澳门开埠之初(1564-1580)葡萄牙人对三次中国海盗活动的应对与处理

葡萄牙人居留澳门伊始,正值广东地区海盗匪情风起云涌之时。葡萄牙人出于诸多因素的考虑,往往主动协助明廷剿灭沿海剧盗。本文就澳门开埠以来葡萄牙人分别在嘉、隆、万三朝剿灭三股海盗势力(1564年柘林叛兵、1568-1569年曾一本、1580年林道乾)的几次事件开展研究,通过论述葡萄牙人对以上三次中国海盗活动的应对与处理,可以看出葡萄牙人的剿匪行动除了保障自身安全之外,还应当遵循了葡人一以贯之的通过讨好明廷以获得长期居留权的政策导向。     

汪鋐《奏陈愚见以弥边患事》疏蜈蚣船辨

在蜈蚣船原型问题上,虽然学界形成了彼此对立的两种观点——"东南亚船说"和"葡萄牙船说",但两说都采信嘉靖八年(1529)汪鋐《奏陈愚见以弥边患事》疏关于蜈蚣船的记载,认可奏疏记载蜈蚣船尺度,认为正德十六年(1521)的中葡屯门海战,葡萄牙人装备佛郎机铳的蜈蚣船,威力巨大,刺激了明朝仿制活动。蜈蚣船的传入和仿制,被视为中葡文化交流事件。而经过中葡文献对读、船舶技术分析,可以确认:蜈蚣船并未来粤贸易或参与1521年中葡屯门海战,其尺度记载亦不准。汪鋐奏疏对蜈蚣船记载含糊其辞,后世转录亦未加辨正,影响了今天学者对蜈蚣船的认识。相对而言,《南船纪》对蜈蚣船的记载,形式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准确,以之为参照,通过形态比较,确认蜈蚣船原型为东南亚兰卡(lancaran)桨帆船,其经由马六甲华人引入中国。蜈蚣船的传入与仿制,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文化交流事件。     

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

闽南人,在英语文献中常被拼写为“Hokkiens”.这个族群拥有悠久的航海历史传统.早在公元10世纪初,这批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偏远地区且与外界隔绝的居民,就已经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根据古代典籍的零星记载,闽南商人在海外积极经商,其足迹遍布北起高丽、南至苏门答腊岛的东西洋各商埠.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商贾开始旅居国外,其中有些人甚至长期在海外侨居.闽南商贾的适应力极强,能很快地适应海外不同的生存环境.不过,他们仍然经常地依靠各种制度化安排的机制来保护或促进其商业利益的发展.闽南商人总是极有创意地建立起各种不同的商业机制,并建构起不同的族群关系网络.除了在日常的商业活动中建立、扩展并涵盖不同方面和层次的关系网络,闽南商人还形成了与其它中国商人群体不同的文化习俗特色.作为近代亚洲早期最具企业开拓精神的商贸群体,闽南商贾在古代亚洲航海贸易史上的表现可圈可点.作为一个边缘化的商业群体,尽管他们在商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他们在当时海外社会中的地位仍然低人一等.本文拟探讨闽南商人在古代亚洲主要港埠的商业活动,并将讨论的重点放在高丽、九州岛、台湾和马尼拉等地的侨居闽商社区,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独特的经贸网络和文化习俗.     

马达加斯加武海马尔墓地的发掘与研究

马达加斯加武海马尔墓群有近六百座墓,其墓葬形制与同时期东非地区阿拉伯穆斯林的墓葬形制有着明显的不同,有些墓葬与中国穆斯林的墓葬形制有较多相似之处。部分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元、明时期的瓷器和其他随葬品,反映出武海马尔墓群主人可能是元、明时期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或东南亚的色目、回回商人,以及附属于他们的汉人、马来人或武海马尔当地土著,如他们的妻妾、子女、随从、伙计等,其中有些是受雇于穆斯林商人的汉人或者受穆斯林影响的汉人,因此,其葬俗保留了一些中国传统丧葬礼仪的痕迹。     

越南古代以及中世纪的海外贸易史——越南学者黄英俊博士的一些观点介绍

海洋贸易在古代以及中世纪的越南一直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中世纪越南历代统治者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远非消极。在10至15世纪以前,越南与中国以及其他南方国家的贸易从华南一直延伸到越南中部的占婆,这片海域称为"交趾洋"。穆斯林也将他们的贸易活动从华南沿海一直延伸到越南;在1371年到1567年中国海禁时期,越南瓷器进入了远至东非和欧洲的国际市场。越南王朝还在北方的云屯和南方的乂静建立了贸易口岸。到16世纪以后,由于欧洲人来到东亚、越南的内战以及中国商人贸易路线的改变等因素,越南的贸易中心相应地从北方的云屯向南转移到阳京(海防)—太平河口—铺宪—河内一带。     

明永乐至隆庆南澳的海上活动 附：早期葡文资料中的南澳岛

坐落于广东和福建沿海之交的南澳岛是中国东南海上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站点。它在不同的境况中，比如海防、行政争端和贸易，都显示出自己的魅力。尤其是在明中叶时期，走私的中国商人带着从大陆腹地运来的产品经常会在此岛跟带外国商品的四邦客商进行交易。这种商务贸易促使南澳有机会与国内各港口及海外不同地区来往交流。显然，南澳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它的名字在早期葡文文献和地图中也开始出现。本文尝试探讨导致明代南澳短期繁荣昌盛的一些主要因素。重要的是，它在非法贸易与海寇这一背景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在附文中特别介绍有关南澳岛的一些葡文资料。     

16世纪漳泉贸易港与日本的走私贸易

16世纪的中日关系,由于倭寇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人们通常把在漳泉沿海一带贸易的日本商人与倭寇混为一谈,其实他们与倭寇是有差别的.他们不烧杀,不掠夺,只是在漳泉沿海小岛或港口从事走私贸易.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虽然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但对日本贸易仍属严禁.而此时的贸易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象月港开禁前那样,有大量的日本商人来到漳泉沿海从事走私贸易,而是由漳泉商人主动将中国货物载运到日本贸易.     

河南的孤立群落还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贸易网络?——宋元时期来华犹太人再考

公元10-14世纪亦即中国的宋元时期,东西贸易交流愈加繁盛。该时期大多数的贸易活动都是在商业市镇之间进行的。犹太人在当时也利用了他们分布于欧亚大陆上的流散社团从事商业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些犹太人从波斯海岸辗转印度最终将他们的贸易网点扩展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沿海和内地建立了数个商站,形成了一个扎根于中国的犹太人贸易网络。     

马六甲早期华人聚落的形成和涵化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通过使节、佛教朝圣和商人的贸易活动,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相互接触早已存在.早期中国旅行家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南海“的资料,然而,我们是从14世纪的资料中获得更多的相关信息.不过,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叙述早期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我感兴趣的是早期华人在马来亚的定居.……     

澳门港的由来和发展

澳门原名濠镜，是广东香山县的小渔港，目其港口功能而得名澳门。明朝中期，由于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葡萄牙人开辟东西方贸易航线，澳门成为中国外贸及太平洋贸易网的重要港口。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公然全面霸占澳门，澳门在中国外贸和海运业中的特殊重要性逐渐丧失。新中国成立后，澳门的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繁荣更为澳门交通事业和港口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马尔代夫群岛与印度洋的海贝贸易

从史前时期开始,马尔代夫群岛出产的海贝就是印度洋地区不少沿岸国家的传统货币,甚至经由缅甸、暹罗和孟加拉等地辗转输入中国,成为我国云南、四川等西南边疆地区的流通货币。本文根据中外相关文献的记载,对马尔代夫群岛海贝的名称、产地、捕捞、加工、运输、互市、贸易航线、马尔代夫帆船和水手、土著王室的垄断、穆斯林商人等问题逐一进行考察。本文认为,历史上马尔代夫群岛的海贝贸易曾经相当繁盛,孟加拉湾与波斯湾分别是印度洋东部航线与西部航线的海贝集散中心,印度的穆斯林商贾则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海贝在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贸易与流动,就像是一张无形的网络,将古代中国的西南腹地整合进了以孟加拉湾为中心的印度洋货币体系,进而说明古代云南和四川等地曾一度是印度洋海洋文明圈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7世纪初荷兰在福建沿海的骚扰与通商

17世纪初,摆脱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荷兰也踏上了远征东方的旅途.他们早已听说葡、西两国通过对华贸易赚取了巨额利润,因此憧憬着到中国谋求同样有利的通商条件.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刚建立即着眼于对华贸易“[1],然而,当时的明朝政府只许中国海商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后出海贸易,而不许外国商人到东南沿海一带从事贸易.……     

浅析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氏海商集团之商业关系

17世纪上半叶,占据台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与当时垄断了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贸易的郑氏海商集团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既互相利用,又互相竞争,构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商业关系.然而,在郑氏集团强有力的竞争下,荷兰东印度公司最终被迫于1662年撤出台湾,失去了在远东贸易的一个宝贵的转运基地.     

宋元交替之际的东南飘海商人——以朝鲜半岛史料为基础

在宋元交替之际,东南海域商人也因大陆战乱和朝代鼎革而出现波动现象。大量浙江、福建乃至广东一带商人为避战乱或作为宋朝遗民逃往海外,接连不断地浮海而东、而南,流入海外诸多国家和地区。另外,蒙元统治者从海外遏制宋朝势力,严令高丽等国断绝宋商往来等原因也造成了许多宋朝商人留居东南海域。中国商人在东亚海域的活动及其表现变化,反映着宋元鼎革形势下东亚国际关系和政治文化交流情态,应该是我们研究该时期中国政治史、东亚国际关系史和海上交通变化不可忽视的一个层面。     

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泉州商人的北艚蔗糖贸易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于康熙年间设立海关开海贸易,沿海贸易迅速兴起,海道成为新的南北商品贸易大通道。福建商人特别是泉州郊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大力展开闽台地区和江南、山东、天津和关东的远距离北艚商品贸易,将闽台地区盛产的大宗商品蔗糖、果品、木材、杂货等源源不断地输向江南、华北和关东大地,同时又将江南的大宗商品棉花、布匹、丝绸,华北的杂粮,关东的大豆、豆饼等商品运回,促进了南北间商品的交流。在泉州商人北艚贸易的货品中,蔗糖是其中最重要的商品。     

评柯胡《社会、贸易及组织:3世纪至13世纪的闽南》

泉州位于福建沿海,是中国宋元时期著名的港口城市之一,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贸易、文化及外交往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有关泉州的各种语言的文献记载和研究,数量还是相当多的,然而,将其置于一个较大的区域性框架下进行考察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在本人尚未出版的完成于1982年的博士论文中,就曾作过这方面的尝试.我在自己的论文中,不仅把泉州视作一个繁荣的海港,更把它看作是泉州、漳州、兴化三府区域的中心.[2]柯胡的大著无疑是第一部从此视角来研究泉州的英语学术著作.书中涉及的区域包括福建的南部沿海地区,明清时期多称之为闽南,但作者称之为泉南.     

书评:《东南亚港埠与政体之兴衰》

<正>J.Kathirithamby-Wells和John Villiers将东南亚的港埠政体作为本书的主题来加以探讨。在本书中,作者们从政治和经济的视角切入,建构起一个不断发展及调适的模式,并以此模式来描述东南亚的众多贸易中心。这些贸易中心是自东南亚出现国家之后,沿着华南沿海及爪哇海域逐渐地兴盛发展起来的。这部重要的学术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我们对东南亚区域的认识开始获得长足的进步,值得我们细细地品读。这不仅因为本书在理论上所做的新的尝试,更因为其颇具深度的论述。     

神户闽南商人的海外贸易网络及其家族性特征

在15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初,闽南人基于"出海谋生"的目的,大规模向海外进行人口移动.这段时期,闽南人的海外人口移动,不仅有规模性,而且具有持续性.其分布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及港澳台等地区.在这几百年的移民潮中,闽南华侨利用地缘、血缘、业缘等优势,在东南亚等地区建立了坚固而广阔的商业贸易网.1868年神户开港后,大批的华侨纷纷前往神户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前,神户成为日本对中国及东南亚的最主要贸易港口,而闽南华侨在开发日本的中国及东南亚市场所起作用非常的显著.闽南华侨为何能如此成功地发展中国及东南亚市场,其优势之所在,的确耐人寻味.本报告将列举活跃在日本神户的闽南华侨的事例,并藉由族谱、阄书、商号条规等资料,探讨闽南商人的经营资本与家族的关系;他们对于家族财产是如何维系与分配;最后,对华侨的海外贸易网中,是否存在着家族性特征及延续"经济家族"的传统特质作一番考证.     

唐代昆仑奴来源刍议

从15世纪起,由葡萄牙、西班牙开始的非洲奴隶贸易是众所周知.然而,这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奴隶贸易.早在唐代甚至更早的南北朝时期,就有从国外贩卖到中国的奴隶,当时的中国人都把这些从国外来的奴隶称为昆仑奴,其外貌最大的特征就是体黑发卷,“昆仑“二字甚至作为形容词用来描述脸面乌黑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