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航线考释

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交通已很发达.由于两国的商船来往频繁,故对由巴士拉出航,经波斯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到中国的航线;或者从广州起航,经越南海域、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印度洋、波斯湾至巴士拉的航线都了解甚多.无论在阿拉伯旅行家的游记里,或者在唐代的官方文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尽管此前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对这些航线进行过考释,但总觉得尚有改善的馀地,于是在前人考释的基础上多少做些补充.     

越南古代以及中世纪的海外贸易史——越南学者黄英俊博士的一些观点介绍

海洋贸易在古代以及中世纪的越南一直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中世纪越南历代统治者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远非消极。在10至15世纪以前,越南与中国以及其他南方国家的贸易从华南一直延伸到越南中部的占婆,这片海域称为"交趾洋"。穆斯林也将他们的贸易活动从华南沿海一直延伸到越南;在1371年到1567年中国海禁时期,越南瓷器进入了远至东非和欧洲的国际市场。越南王朝还在北方的云屯和南方的乂静建立了贸易口岸。到16世纪以后,由于欧洲人来到东亚、越南的内战以及中国商人贸易路线的改变等因素,越南的贸易中心相应地从北方的云屯向南转移到阳京(海防)—太平河口—铺宪—河内一带。     

明末清初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

中国和日本是近邻,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科学技术、贸易交流的历史。本文仅就明末清初中国与日本之间海上贸易的情况作一介绍。     

广州古代海外贸易历史研究40年回顾(1979-2019)

广州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连接海外世界的重要枢纽,海外贸易的历史两千多年没有中断。早在20世纪初,便有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古代广州海外贸易历史。改革开放40年来,考古材料、传世文物愈加丰富,中外学术交流和跨学科合作日益频繁,文献共享率不断提高,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均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本文回顾、总结了近40年广州古代海外贸易历史研究的发展脉络、特点、关注点、主要成果及趋势。     

葡萄牙人东来初期的海上交通与瓷器贸易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并以此为据点,渗透入东南亚的传统贸易网络,同时积极寻求与中国商人的贸易机会。由于早期中葡官方往来的交恶,活跃于中国东南沿海的葡萄牙商人逐渐参与到本地贸易网络的走私活动中,航行于广东及浙江的诸多离岛,与往来此地的中国私商进行贸易。关于这一时期葡萄牙商人在东南沿海的航行及贸易细节,文献档案的记载较为有限,而在作为出口商品的外销瓷器上却有迹可寻。因此,本文将主要考察收藏于东南亚、中东及欧洲等地的早期中葡贸易瓷器,结合文献记载,探讨此时期中葡瓷器贸易的规模、路线及交易模式等问题,以推进我们对葡萄牙人东来早期海上活动的认识。     

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

闽南人,在英语文献中常被拼写为“Hokkiens”.这个族群拥有悠久的航海历史传统.早在公元10世纪初,这批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偏远地区且与外界隔绝的居民,就已经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根据古代典籍的零星记载,闽南商人在海外积极经商,其足迹遍布北起高丽、南至苏门答腊岛的东西洋各商埠.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商贾开始旅居国外,其中有些人甚至长期在海外侨居.闽南商贾的适应力极强,能很快地适应海外不同的生存环境.不过,他们仍然经常地依靠各种制度化安排的机制来保护或促进其商业利益的发展.闽南商人总是极有创意地建立起各种不同的商业机制,并建构起不同的族群关系网络.除了在日常的商业活动中建立、扩展并涵盖不同方面和层次的关系网络,闽南商人还形成了与其它中国商人群体不同的文化习俗特色.作为近代亚洲早期最具企业开拓精神的商贸群体,闽南商贾在古代亚洲航海贸易史上的表现可圈可点.作为一个边缘化的商业群体,尽管他们在商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他们在当时海外社会中的地位仍然低人一等.本文拟探讨闽南商人在古代亚洲主要港埠的商业活动,并将讨论的重点放在高丽、九州岛、台湾和马尼拉等地的侨居闽商社区,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独特的经贸网络和文化习俗.     

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根据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与东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就主权、互利性存在的差异、摩擦和矛盾等进行分析。并就贸易增长、贸易结构进一步合理化等加以阐述。     

大航海时代华洋贸易与交流中的广州航运文化

广州很早就是中国通往欧、美以及南洋诸国最近的航线起点.广州城市由华洋贸易而兴起,也由于华洋贸易的持续发展才能历久不衰,成为非常重要的港口都会,积淀了深厚的蓝色历史文化.本文从多个侧面对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广州城市航运文化进行了分析、述评.     

古代波斯湾的航海活动与贸易港埠

欲深入研究唐宋时期中国与波斯湾的海上贸易,不可不了解古代波斯湾的航海史。然而,近三十年来,这一课题几乎为学术界所忽略。本文拟根据笔者近年来阅读西方文献时所做的笔记,对公元13世纪前波斯湾的航海民族、航海活动、以及贸易港埠等情况做一番勾勒和梳理。本文指出,古代波斯湾的航海文明是由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其中以腓尼基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印度人、埃塞俄比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著。不仅如此,各航海民族在航海文明方面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公元10世纪后,波斯湾地区的海外贸易出现了两个方面重心的转移。随着中国与波斯湾海上贸易的衰落,波斯湾地区的贸易重心再一次地迁往红海,与此同时,波斯湾与东非海岸之间的贸易开始兴盛。     

日本学界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作为海洋国家,日本向来较为关注海上航线、海洋贸易等领域的研究。对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日本学界已由早期的人物研究、航线测定等进而深入至对文化交流、文明碰撞、网络形成等问题的探讨。关注人群也由学术界扩大至整个社会,海上丝绸之路热潮至今未消。     

南海南部地区沉船与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变迁

南海地区发现和发掘的沉船,是研究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网络变迁的重要资料。目前发掘的沉船可以分成四个大的时期：第一期,9至10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晚唐和五代时期。第二期,’11至14世纪早期,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南宋和元代。第三期,14世纪后期至17世纪中期,相当于中国的明代。第四期,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相当于中国的清代早中期。这四个时期的沉船数量和船货种类是不同的,其中中国外销瓷种类的变化最为明显。这些变化趋势反映了中国古代陶瓷贸易的变化过程。     

云南律师在桥头堡战略下的机遇与挑战

云南桥头堡战略的确定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货物、服务贸易以及投资等各领域的发展都异常迅猛,这也对云南律师的法律服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云南律师在面对这一形势时,应当加强自身的学习,构建信息交流平台,更快更好地为桥头堡战略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新安船装载的紫檀木和国际贸易

在新安船上装载的与新安船的交易活动范围有关的商品中,最突出的是陶瓷器、铜钱和紫檀木,紫檀木是从属于热带以及亚热带的东南亚购入的,而当时前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地区的中国商船主要从泉州港出发.由于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出土,新安船被认为是在福建地区制造的泉州船舶.新安船是以东南亚和中国以及东北亚作为活动舞台的贸易船,在向最终目的地日本博多航行过程中,经过高丽沿岸时遇难,最终没能返回.新安船装载的1017根紫檀木,是把新安船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和日本以外的东南亚和西域的重要资料.     

近二十年来英语学术界有关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研究的新趋向

最近,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的研究,西方学术界出现了“范式转变”的潮流。以往的研究,学者们沉溺于欧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的研究模式,常将中国与西方简单地二元对立。然而,当代学者正试图跳出这种旧的研究藩篱,不再将中国古代海洋视为边缘或次要的区域,而是将欧洲人视为众多外来者中的一个群体,从而探索西方是如何遵守和适应亚洲本已建立起来的成熟模式和惯例。这种新趋势,为开辟新的课题铺平了道路。如今,亚洲海洋史研究的范围非常宽广,如海洋考古、港口城市、航线、贸易和文化网络、移民、地方宗教信仰、海洋法、外交、海防、海盗和走私等,均有涉及。     

国际贸易中的国家不遵约行为探析

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指出国际制度能弥补自助体系的缺陷。但当前对各国遵守国际制度的具体情况仍缺乏深入研究。世界贸易组织(WTO)被认为可以约束各国的贸易行为，其争端解决机制因此被视为保障国际贸易平稳运行的重要工具。通过考察当前争端解决机制下的案例，本文发现，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自由主义的判断不同，西方国家的贸易遵守度反而低于非西方国家。应诉国贸易依赖程度与申诉国贸易开放程度两个变量亦会在一定程度正向影响国家的贸易遵守度。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贸易遵守度不断下降，这与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密切相关。本文用美国、印度等案例进一步探究西方国家的贸易不遵约行为。认为这种现象反映出西方国家的虚伪性与双重标准，这类国家仍然信奉“丛林法则”,在国际体系中极端逐利。非西方国家需要摆脱这种双重标准的误导，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     

台湾学者对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解读——评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

在中国海洋贸易发展历史的长河中,有明一代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外史家对明朝海外贸易的历史格外重视,所研究的范围和课题几乎囊括或涉及这一领域的各个方面,从明初的郑和下西洋到明中期朝贡贸易的转型与逐渐衰微,从葡、西、荷、英等欧洲早期殖民贸易商人的东来到澳门开埠,从明隆庆年间的福建月港开港到中国私人海商集团的崛起,无所不及.诚然,在过去的这半个多世纪内,中国大陆史学界在此领域贡献良多,弥补了诸多学术研究方面的空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与此同时,海外学术界同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亦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值得国内同仁重视和借鉴.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郑永常教授的近著<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即为其中的一部难得的学术佳作.     

“历史上中国的海疆与航海”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10月27—30日,“历史上中国的海疆与航海”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联合举办,会期4天。来自比利时、香港、澳门、北京、上海、黑龙江、河南、宁夏、陕西、四川、湖北、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和代表共187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大会共收到论文80篇。与会学者就钓鱼岛、黄岩岛及南海问题,历史上中国与周边海洋国家的关系,海图及航海针路簿,中国航海贸易史,闽南人与海洋文化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学科对话与学术争鸣。     

论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华经营之道

18世纪广州特殊的商业环境促使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该港口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经营策略.此策略不仅仅表现在该公司驻广州商馆人事组织与管理上,同时也体现在公司贸易代表与贸易伙伴、中国官府、竞争对手以及当地雇员的关系上.本文资料来源主要依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驻广州商馆档案,此第一手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该公司贸易代表的在华经营之道.     

明代泉州区域海防及其与海外贸易政策的关系

为抵御海上的侵扰,明朝采取禁止私人贸易、墟屿迁民等政策,展开一系列的海防建设,同时通过籍民为兵的方法充实海防兵力,为此构成一个较为完备的海防体系。从泉州区域海防的确立及其逐渐废弛缘由探讨中兼论了海外贸易政策与海防之间的关系:初期,实施禁止私人贸易的海外贸易政策配合了整体海防战略,海防与海外贸易政策之间相辅相成,确保了沿海地区的安全;但随着卫所制度的日渐崩溃、吏治的腐败等弊端渐次凸显,禁止私人贸易的海外贸易政策长期无法有效地执行,中央逐渐失去对沿海地方的控制能力,此时禁止私人贸易的政策加剧了海防的危机。"隆庆开海"是明政权在权衡海防与海外贸易政策之间的利弊中进行的一个实验。     

透视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的“非理性行为”—以自由主义国家利益论视线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贸易迅猛增长，与此同时，贸易摩擦也不断加剧，这是当前中美贸易关系中最为突出的特点。美国掀起对华贸易摩擦既不能扭转美方贸易逆差，也不能改善其国内就业状况，而且从根本E不利于美国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提高。我们以自由主义国家利益论的视线，可以看清美崮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非理性行为”及其动因—它必须考虑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政府的政治需要及对华整体战略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