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观音信仰研究

观音信仰作为外来宗教信仰在宋代咸淳年间传入琉球,因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而一度衰落。一个世纪后,观音信仰从日本再次传入琉球,在历代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扶植下,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17世纪以后,观音信仰从琉球的都市逐渐扩展到乡村、甚至离岛,许多观音堂被陆续建造起来。反观妈祖信仰在琉球的局部地区和特定群体中流传及近代的急遽衰落,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外来宗教信仰要在异国他乡求得生存和发展,关键在于要积极地融入当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中,建构深厚的信仰基础。     

使琉球录中的琉球组舞

自明洪武五年(1372),琉球通中国,建立正式的友好关系以来,中国共派遣琉球册封使团达二十二次之多.由于中、琉间往来"去必孟夏,而来必季秋;乘风便也."[1]因此,册封使在琉球的停留时间短则三月,长则半年不等.[2]     

《中山传信录》中有关钓鱼岛史料考述

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派苏州府长洲县人徐葆光以册封副使的身份出使琉球,令其陪同翰林院检讨、册封正使海宝册封琉球尚敬王。归国后徐葆光著有《中山传信录》一书,该书主要记述了册封琉球国王以及对琉球国进行测量的经过;此外书中还详细介绍了琉球的山川地理、制度文化等内容。该书中有关中琉航海及琉球地理等方面的内容涉及到钓鱼岛海域的归属问题。本文旨在对书中的三幅地图及该书所引《指南广义》中的相关记录进行剖析,从文献的角度对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归属问题进行论证。     

洪圣文化与妈祖文化的现代诠释

洪圣文化与妈祖文化是我国海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洪圣文化源于官方祭祀,妈祖文化来自民间崇拜;两股文化交相辉映,构成了我国独特的海神文化．对两者进行系统诠释,有助我们准确弄清它们的过往与今生,更好地继承和发展这两股文化,为充实与丰富我国文化事业,增添些许异彩．     

略论清代中国人使琉球的航海生活

在中琉建交五百多年间，中国派出册封琉球的使团共计25次，这些册封使团的人数众多，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七百余人。而航海日期少则数日，多则近一个月。本文力图从历代册封使录中，对明清时期册封琉球的使团在航海过程中的敬神活动、饮食、医疗卫生条件、娱乐活动四个方面，以具体事例，加以考察，来了解当时中国人的航海生活。     

论郭汝霖“使琉”及其《重编使琉球录》

嘉靖三十四年(1555)郭汝霖受命往封琉球中山王尚元,由于史料的缺乏,册封正使郭汝霖的生平事功、郭汝霖代替吴时来使琉、中国拒绝琉球领封请求等问题多语焉不详,无法得到深入讨论。但通过一些鲜为学界注意的地方志、学界新发现的"朋僚赠送诗文",以及郭汝霖本人的《石泉山房文集》等材料,可以丰富郭汝霖的身世事功,展示时人对原册封使吴时来的多元看法,揭示在"倭寇祸华"背景下中国拒绝琉球领封请求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不当示怯"于日人。同时对比郭汝霖的《重编使琉球录》和陈侃的《使琉球录》,可知郭录在"重编"中有"删文"、"增文"和"改文"三种情形。     

福州有关册封琉球人员的摩崖石刻述辨

明、清时期,中国政府的册封琉球使团皆以福州为出洋、返国的惟一口岸.在福州进行渡海前准备的间隙,册封使们往往会在地方官员的陪同下游玩福州的著名风景地.这种游玩除了一般的游览、宴饮之外,一项较有品味的内容就是宾主们吟诵唱和、赋诗抒怀,或铺纸研墨、挥笔作记题名.他们的即兴之作有一部分后来就成为该游览地的摩崖石刻,为风景区增添了新的人文景观.     

论南海神洪圣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

南海神是国家祭祀的重要海神之一,自唐代以来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具有广泛的信仰基础,是广州乃至岭南独具海洋文化特色的知名品牌．南海神洪圣文化凸显了岭南深厚的历史文化与蓝色海洋文明,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彰显了中国航海文明,是岭南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清代朝鲜漂流民与琉球知识情报的收集——以朝鲜漂流民的琉球之旅与相关见闻记录为中心

清代，漂流是维系朝鲜和琉球交往的主要通道，漂流民的琉球见闻成了朝鲜获取琉球情报的主要来源。由漂流民带回朝鲜的琉球资讯，是基于漂流民在琉球较长时间的体验和观察，其准确度较高，具有研究的价值。通过对8种18—19世纪朝鲜学者撰写的漂流民琉球见闻记录进行分析后，可以得知朝鲜社会获取的琉球资讯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关于琉球风俗和社会体制的资讯；二是琉球和周边国家关系的资讯；三是关于琉球地理的资讯。这些琉球资讯在增加朝鲜的海外知识的同时，为朝鲜客观准确的认识东亚世界做出了贡献。     

16至19世纪琉球地区梅毒流行初步研究

梅毒是一种起源于美洲大陆的性传播疾病,它于1505年前后传播至中国大陆,1512年传播至日本。这种疾病很可能是于1505年至1512年之间由东亚海域的海商、海盗传播至琉球的。由于性产业发达、性风俗开放,梅毒在琉球传播迅速,它的流行不仅严重损害了当地人的健康,而且通过商人海盗等传至亚洲其他地域。可以说,琉球在梅毒于东亚世界的传播中发挥了中继点的作用。     

略论明清时期福建生产技术在琉球的传播

福建与琉球(今日本冲绳)由于其特殊的地缘关系,在明清时期曾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交往.明初,凡外商入贡者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1]清袭明制,福建仍是中琉交往的唯一口岸.在明清中琉友好交往的五百余年间,福建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输入琉球,对琉球的宗教思想、文学艺术、生产科技、教育医学、园林建筑、饮食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拟对明清时期福建生产技术在琉球的传播作一粗浅的考察.     

新时期民间信仰研究的宗教学价值

本文据笔者在上海、江西的田野调查资料,考察民间信仰与儒、道、佛互动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从妈祖与中国海洋和平开拓、黄道婆与上海海派文化的形成等典型个案的分析中,探究民间信仰的形态、特征、功能与文化基质,论证新时期民间信仰应当成为中国宗教学重要领域的必要性.提出:只有将有悠久历史、信众众多的民间信仰纳入宗教学研究领域,才有可能从中考察出中国宗教信仰形态的特征与运动规律,构建出符合本土文化特色的中国宗教学.     

妈祖与明朝中期的倭寇危机:理论层面的探讨

妈祖因支持善行和正义而享有盛名,人们谈论妈祖时,经常将她和官府联系在一起。但有史料记载表明,在明朝中期,海盗头领与走私商人也拜祭妈祖。显然,这些海盗头领即便是在从事朝廷禁止的违法活动时,也曾期待着获得妈祖的帮助。文中试图解释这种现象,并画了几张简单的图表,希望有助于理解国家与海盗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明代朝贡国琉球的地位及其演变

前言 14世纪末以后,琉球王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而繁荣,已广为所知.明朝洪武五年(1372),琉球初次入贡明朝,当时在琉球的三个势力--中山、山南、山北--分别和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不久山北、山南两个势力被中山合并,琉球作为统一贸易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     

多元的认识:韩国古舆图中的琉球形象

现存的韩国古舆图多数是朝鲜时代(1391-1910)的作品,其中所绘制的琉球,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出现在世界总图中;二是单幅的琉球国图。前一类所谓的世界总图包括"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华东舆地图""王泮舆地图朝鲜增补摹绘本""混一历代国都疆理之图""天下舆地图""舆地全图"以及各类"天下图"等,这类地图通常以中国为中心,中国的内容也最为丰富。后一类除了1471年《海东诸国纪》中的"琉球国图",主要存于18世纪中叶在朝鲜开始流行的"地图帖"内,这种"地图帖"通常还包括圆形的"天下图"、中国全图、日本国图和朝鲜八道图。梳理这些古舆图所绘制的琉球,并将之与中国明清舆图中的琉球进行对比,可以看到,朝鲜古舆图的琉球形象是多元而丰富的,一方面沿用中国古舆图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也基于其自身对琉球的认识,17世纪之后还部分受到传入的西方传教士汉文世界地图的影响。这个时期朝鲜作为中国周边地区,其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并强调与自己相对应的中国周边其他地区的存在。明清东亚海上交往活泼的态势由此也可见一斑。     

全球安全治理视域下的战略传播:历史、理论与实践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时代背景下，战略传播已经成为开展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手段，因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文章通过梳理战略传播的理论框架、历史脉络及实践路径，对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功能与意义进行梳理和考察。文章将战略传播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的决策部署视角下，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提供方向性的建议。     

南海神庙国家祭祀的缘起与肇始

中国历代王朝非常重视民众的信仰问题,将王朝权力秩序构建贯穿于民众精神、灵魂的控制．海神祭祀,正是中国封建王朝经由干预涉海民众精神信仰,经略海洋边疆,确立王朝政权合法性信仰,建构王权统治合法性基础,彰显皇家权威,进而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统治秩序的整肃政治仪式．     

雍正九年西洋新马兰国番民救助事件研究

雍正九年十二月，向克济为首的琉球使团到达福州，跟随琉球国贡船到来的有新马兰国四名难番。福建方面在核验这四名难番的身份之后，派人将他们送到了广东澳门，让他们搭船回国。在救助这四名难番的过程中，福建巡抚赵国麟先后两次向礼部尚书三泰以题本报告，礼部在收到汉文题本后，对译成满文，将汉满文合璧文书呈递给了雍正皇帝。这两件满汉文合璧的文书在已出版的两套琉球档案都有收录。我们要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新马兰国是指哪里?福建方面为何要将新马兰番民送去“粤省香山澳地”?在研读两件汉满文合璧公文书后，笔者对此次海难救助事件开始有了一些认知。笔者认为，新马兰就是印度尼西亚爪哇的海港城市三宝垄(Semarang)。结合前人研究，笔者认为雍正九年(1731)新马兰难番为三宝垄地的荷兰商人的可能性更大，他们在琉球海域遭遇海难而被救助，进而搭乘琉球贡船来到福州。福建官员则将他们护送至澳门。琉球和清朝接力救助新马兰难番的史料证明，欧洲人开始出现在东亚海域的朝贡关系的网络中。这些档案为我们更深入全面了解18世纪东亚和东南亚海域的人群面貌和难民救助关系提供了珍贵史料。     

教育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作为国家正式制度的一部分，教育具有国家属性；教育本质上所具有的传递人类文明的功能，又使其具有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义的人类共同价值。教育的双重属性是进行跨国家/地区、民族、文化等合作交流的基础。二十世纪前半叶留学生是参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重塑的重要力量，当前规模庞大的出国留学生和来华留学生则共同成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资源。广泛存在于我国教育领域中的各种国际合作，在传播中国教育形象的同时，也承担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职能。鉴于当前部分西方公共媒体对中国教育的报道尚有失客观公正、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目标成效还有提升余地，教育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方面的效能还有进一步增强的空间。     

细看台湾的“交通观”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台湾经济迅速腾飞。我们若将镜头固定在台湾交通上，你会惊叹台湾岛上的交通工具是如何快速地把所运载的“财富”堆砌在这个宝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