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地理学视角下职住空间对通勤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昆明市双职工家庭为例

家庭职住空间是城市通勤格局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通勤效率是居民日常出行行为决策的评价标准之一,剖析二者间互动机理是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及提高交通可达性的关键。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建立职住空间与通勤效率研究框架,提出家庭职住空间和通勤效率度量方法,利用2016年昆明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职住空间对通勤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职住空间分散的家庭倾向于将非工作活动嵌入通勤链或采用小汽车出行以提高通勤效率,但更高的小汽车拥有水平会增加接送类时空固定性较强的活动,最终导致家庭通勤效率降低;高收入和长住学距离均使家庭的职住空间更加分散,然而高收入促进通勤效率提高,而长住学距离使通勤效率下降;通勤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近市中心居住家庭的非工作活动以时空灵活性较强的购物与休闲为主,故而通勤效率较高,郊区居住家庭周边的商业设施较少且非工作活动较为固定,故而通勤效率较低。因此,城市用地布局和住房供给应综合考虑如何降低通勤交通的机动化依赖程度、如何缩短非工作活动的出行时耗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的需求,以逐步提高城市居民的通勤效率。     

北京城市职住空间演变、通勤需求与就业可达性特征

为准确把握北京城市职住空间演变特征、理清轨道交通发展对就业可达性的影响,结合国际城市的发展路径,基于北京城市人口经济普查数据和交通调查数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空间分析手段和潜力模型,对北京城市空间发展特征和就业可达性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城市人口在中心城区聚集和向近郊区扩散发展的双动力态势正在形成,职住分离的程度继续加深,远距离通勤出行比例逐步提高;城市就业增长呈现出规模扩大与空间结构调整的双驱动模式,就业多中心格局已经确立,通勤交通流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就业中心对其相邻街道及居住组团具有明显的吸引力;轨道交通的网络化运行有效提升了城市整体的就业可达性,也促进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进程。     

基于贝叶斯网的城市迁居者通勤方式变迁模型

随着中国城市空间布局的扩展与郊区化现象的加剧,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导致居民出行交通结构发生演变.国内关于迁居—出行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迁居人群机动化通勤趋势及变化成因的宏观描述上,从微观角度分析城市内部迁居人群通勤方式转变的研究尚为少见.本文以南京为例,构建基于贝叶斯网络的迁居人群通勤方式转移模型,模拟并分析个人家庭信息、迁居属性,以及小区建成环境感知变化对原非机动(步行、自行车或电动车)通勤人群出行方式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汽车、个人收入、新车的购置、住房类型、购房方式、迁居类型、地铁通勤便捷度和地铁步站距离是影响原非机动通勤人群转向小汽车出行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可为城市规划者制定迁居通勤机动化的建成环境调控政策提供一定科学依据.     

居民低碳通勤出行的主观态度识别及影响分析

基于已有的居民低碳通勤出行SP数据,应用直觉模糊C均值聚类算法对样本进行聚类,识别居民对低碳通勤出行所持有的主观态度类型.构建不同类型居民低碳通勤出行意愿的MIMIC模型,研究持有不同主观态度的群体其行为意愿形成机理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居民低碳通勤出行的主观态度可划分为积极、中立、消极三类;主观态度与个体出行方式选择和低碳通勤出行意愿之间均存在相关性;持有不同主观态度的群体,作用于其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的构成,影响因素对行为意愿作用的路径,作用强度存在差异性.     

就业-居住空间关系及通勤效率——过剩通勤的评估潜力

过剩通勤已是一个专门用于研究城市就业-居住空间对应关系及评估通勤效率的研究范式。回顾该范式30多年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指出相关概念及其指标在评价城市通勤效率时存在的优缺点。将Bertaud的城市通勤模式及其空间结构置于Brotchie三角形模型中,讨论就业-居住空间分散形态嬗变带来的通勤模式的多种演变方向,厘清过剩通勤框架在评估城市职住平衡程度与通勤效率时所具有的潜力。过剩通勤框架为研究城市空间形态嬗变和评估空间结构优化程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工具。     

职住空间错位对城市居民通勤时间影响研究

城市职住空间错位的研究通常以测度就业可达性为基础,但传统测度方法在应 用到国内城市时具有明显的缺陷.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就业可达性测度方法,通过引入就 业机会权重系数,量化了城市就业机会分布不均的特征,并以此为指标分析了职住空间 错位对于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南京市主城区就业可达性差异性明显,呈 现从中心向外围逐步递减的趋势,且递减程度愈发明显.同时就业可达性对于低收入者的 通勤时间影响显著,可达性的提高有利于降低通勤时间,但是由于低收入群体在出行方 式选择上的局限性,可达性的提高无法拓展他们的就业范围,必须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的角度来消减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域职住空间分析

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的空间关系是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提出分区域的居民通勤距离和就业岗位通勤距离计算方法.通过对比验证了手机信令数据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的职住空间和距离分布特征较为吻合.重点分析上海市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的职住空间关系及通勤距离.提出职住通道平衡概念,并分析职住通道不平衡地区与轨道交通拥挤程度的关系,指出土地利用布局优化对职住通道平衡的重要性.通过分析不同新城的职住空间特征,探讨新城范围划定对统计分析的影响,总结了新城职住空间较为独立、居民内部就业率较高的特征.     

迁居居民活动—出行行为选择机理研究

迁居居民日常活动—出行模式不仅是短期决策下的行为响应,更是长期生活中习惯、态度等因素的作用结果.本文基于时间地理学和计划行为理论,应用迁居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从外部时空制约和行为习惯两个方面考虑迁居居民出行行为的动态调整过程,构建了迁居居民活动—出行行为选择机理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在迁居事件作用下,居民活动—出行行为发生了巨大调整.具体而言,居民活动—出行调整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层级决策序列,通勤活动的调整优于非通勤活动,且会制约着非通勤的安排,进而影响到不同类型的非通勤活动间的交互关系.其次,居民行为选择还受过去态度及偏好的正向引导作用,习惯影响次之,且迁居前各行为间存在的交互模式会进一步传递到现活动安排中,主要凸显在非通勤上.与此同时,外部时空制约和主观因素同时作用于现出行行为上时,外部制约会通过态度或习惯的影响来调整活动和出行模式,以维持或重构日常生活支持网.     

城市不同空间通勤行为可转移性研究

通勤者因地域及个体特征差异造成选择行为显著不同,本文旨在识别这一差异并揭示城市不同空间通勤行为的可转移性.在分析上海市通勤出行行为影响因素基础上,建立融入OD(Origin and Destination)变量的全空间及分OD空间的通勤方式选择模型,依据转移度量指标研究通勤出行模型空间可转移性.结果表明:全空间模型不能准确揭示不同出行空间通勤行为差异,除全空间模型可转移至内环外—内环内出行空间外,其他空间模型均不可转移;此外,各空间通勤者更偏好常规公交、地铁,且不同出行空间通勤者偏好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通勤大数据的出行空间分布模型测评与改进

通勤出行是城市交通早晚高峰的主要构成部分,理解和预测通勤出行空间分布一直是城市交通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基于互联网位置服务所识别的城市通勤大数据,以工程领域广泛应用的重力模型为例,研究和评价出行空间分布模型对通勤出行样本量的敏感性以及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实际通勤出行空间分布的重现能力,并剖析了传统出行空间分布模型所引起的“碎片化”结果及其成因。克服传统方法仅考虑群体统计特征的缺陷,引入反映个体通勤出行延续性的因子,提出了新的通勤空间分布模型及求解算法。新的模型和算法能够更好地适应通勤大数据背景下巨量分析单元的情形,基于实际数据验证了其对通勤出行空间分布的重现能力优于传统出行空间分布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