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职住空间演变评估方法研究

中国大城市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空间形态以及对应的就业-居住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嬗变。职住分离正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本研究基于过剩通勤框架提出一种动态的Brotchie三角形模型研究方法,为快速城镇化发展中的中国城市通勤效率评估提供理论基础。借助南昌市城市居民出行调查中获得的大样本的通勤、就业等数据,为城市的职住平衡、通勤效率评价提供有效数据支撑,并对动态Brotchie三角形模型进行验证。研究证明,以过剩通勤框架下的动态Brotchie三角形模型和通勤节省、标准通勤节省指标评价快速城镇化大城市的通勤效率,相较职住比、过剩通勤率等指标更加有效并且有利于跨时间、跨城市的横向比较。     

广州城市居民通勤空间特征研究

通勤行为作为居民日常出行最主要的类型之一,其空间组织的合理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交通的组织起决定性作用。同样,与通勤密切相关的居住与就业两类用地,其空间组织对城市空间格局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城市居住一就业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的是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出行行为的转变。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例,分别从广州市居住与就业空间组织对通勤行为的影响、居民通勤的基本特征出发,来探讨通勤的空间特征。     

职住空间错位对城市居民通勤时间影响研究

城市职住空间错位的研究通常以测度就业可达性为基础,但传统测度方法在应 用到国内城市时具有明显的缺陷.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就业可达性测度方法,通过引入就 业机会权重系数,量化了城市就业机会分布不均的特征,并以此为指标分析了职住空间 错位对于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南京市主城区就业可达性差异性明显,呈 现从中心向外围逐步递减的趋势,且递减程度愈发明显.同时就业可达性对于低收入者的 通勤时间影响显著,可达性的提高有利于降低通勤时间,但是由于低收入群体在出行方 式选择上的局限性,可达性的提高无法拓展他们的就业范围,必须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的角度来消减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     

北京城市职住空间演变、通勤需求与就业可达性特征

为准确把握北京城市职住空间演变特征、理清轨道交通发展对就业可达性的影响,结合国际城市的发展路径,基于北京城市人口经济普查数据和交通调查数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空间分析手段和潜力模型,对北京城市空间发展特征和就业可达性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城市人口在中心城区聚集和向近郊区扩散发展的双动力态势正在形成,职住分离的程度继续加深,远距离通勤出行比例逐步提高;城市就业增长呈现出规模扩大与空间结构调整的双驱动模式,就业多中心格局已经确立,通勤交通流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就业中心对其相邻街道及居住组团具有明显的吸引力;轨道交通的网络化运行有效提升了城市整体的就业可达性,也促进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进程。     

中国主要城市轨道交通覆盖通勤空间特征研究

在编制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研究轨道交通对城市形态的影响、分析轨道交通对居民的服务能力时,常常缺少量化指标,面临数据不足或精度低、城市间横向比较能力弱等问题.从通勤视角出发,基于互联网通勤数据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选择轨道交通覆盖人口比例作为指标,通勤椭圆作为城市形态可视化方法,研究轨道交通与职住关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并对轨道交通覆盖通勤人口比例的含义和实际应用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与轨道交通客运强度的关系,总结了所反映的轨道交通车站周边职住特征、轨道交通建设边际效应以及对通勤空间范围和公共交通通勤效率的影响.     

基于通勤模式的都市圈中心结构判别研究

面对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问题，城市管理者尝试从城市空间规划层面引导交通出行模式的转型，调节供需关系，缓解交通问题，而中心结构识别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重要步骤，在分析方法与数据应用等方面仍然受限。本文利用百度位置数据挖掘出的都市圈通勤数据，采用基于网格的DBSCAN(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s with Noise)密度聚类算法，识别出我国35个主要都市圈的中心布局，并根据5种通勤模式的理论模型和相应的量化指标对都市圈中心结构进行判别，最后对主要中心结构下影响通勤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虽然不同都市圈的中心布局差异明显，但大部分都市圈表现为非均衡多中心结构。不同中心结构的 分布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单中心结构都市圈主要位于中西部城市，而约束扩散结构和均衡多中心结构都市圈大多是由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发展形成。城市规模与通勤时耗的相关性最为显著，职住平衡度对通勤时耗也有较大影响。上述研究结果为针对性地制定不同都市圈的资源配 置策略和通勤效率优化策略提供了有效支撑，对都市圈空间规划和交通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出行者认知的理想通勤时间研究

理想通勤时间对住址选择及职住关系、通勤出行方式选择和城市土地利用与空间布局等相关研究有重要意义.以昆明市为案例,研究了理想通勤时间的分布及其与实际通勤时间的差异,并基于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理想通勤时间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理想通勤时间在[10,20)min区间所占比例最大,并不总趋于0,这印证了通勤出行具有一定的正效用.71.3%的通勤者对实际通勤时间不满意,期望缩短通勤时间,仍有8.4%的通勤者的理想通勤时间大于实际通勤时间.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居住区位对理想通勤时间有显著的影响.     

北京市小汽车通勤可达性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与交通发展之间存在动态互馈关系,可达性是连接二者的 关键纽带.基于潜能模型,在1 km × 1 km网格尺度上,计算了2000 年和2010 年北京市小 汽车的通勤可达性,并利用敏感性分析的思路研究通勤可达性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 明,小汽车通勤可达性的时间变化体现为10 年间大幅提高,增长54%;空间上由中心区向 外围可达性递减的分布格局保持不变,但2010 年的可达性沿环路及高速公路蔓延的现 象更加明显,而且不同区域可达性变化的绝对值及变化率具有显著差异. 城市空间结构 变化对小汽车通勤可达性具有主要提升作用,但部分提升作用被路网运行速度的降低效 果所抵消.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空间布局的协调,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通勤制约度对儿童陪伴出行决策过程的影响

为了考察家庭通勤活动对儿童接送行为决策过程的内在影响机理,本文基于活动理论与时间地理学方法,应用昆明市居民出行日志调查的第一手数据,以家庭为分析单元,构建基于活动的二维时空出行链,剖析家庭中儿童陪伴出行的时空间特征及其典型接送模式;提出通勤制约度概念,量化家长通勤活动的时空间制约程度和相互影响程度,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当男女家长双方通勤制约度均衡时,相互制约影响强烈,家庭内部会优先选择制约度最小的接送模式,然后再根据家长与儿童出行路线的匹配程度来确定接送人员,接送工具决策处于整个决策过程的最末位.当男女家长双方通勤制约度不均衡时,家庭内部则优先选择通勤制约度低的家长接送儿童,再确定接送工具和接送模式,接送行为上升为家庭活动模式的优先考虑因素.     

基于IC 卡数据的公交通勤熵变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建立利用公交IC 卡数据计算公交过剩通勤熵变的框架，对优化城市居民通勤出行距离的难易程度进行定量分析. 结合公交出行的特点，构建基于Wilson 熵模型和双约束重力模型的公交通勤熵变模型；以广州市居民公共交通IC 卡数据为例，对通勤筛选、单元问题及过剩通勤熵变评价等进行探讨. 结果发现，采用约1 km × 1 km的单元格划分是城市公交通勤熵变模型中适合的单元划分方式，公交过剩通勤的熵变能够有效衡量平均通勤距离减少的难易程度和检验改变通勤行为相关政策的有效性.     

服务导向型公共交通快速通勤系统发展--以北京市为例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长距离通勤矛盾日渐突出,如何用集约化的客运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是现阶段的主要挑战。首先指出北京市现状公共交通系统存在服务级配结构失衡、线路空间组织方式与需求分布适配性差等问题。结合公共交通快速通勤系统的服务对象和概念,从时间感知、出行舒适度、在途时间使用等角度分析实现快速的途径。对潜在的多样化需求进行细分,从全出行链的角度出发探讨差异化的应对策略。最后,以服务导向为基本思路,提出公共汽(电)车骨干快线网络概念方案,从完善制度建设、打造服务级配、构建无缝换乘和高水平接驳体系等方面提出公共交通快速通勤系统建设的关键策略和建议。     

对城市交通规划中职住平衡理念的再思考

职住平衡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提高城市空间组织效率、降低交通拥堵的重要理念和手段。从分析职住平衡的内涵出发,指出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从现代城市发展历程和国内外城市实例的比较中,总结城市通勤出行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利用当斯定律对其进行解释,推演通勤空间布局与城市功能布局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后,为了提高职住平衡理论的实践效果,提出在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中应注重的几个要点。     

基于AFC数据和RF模型的城轨车站服务功能分类

城轨线网上服务不同类型客流车站的分布能反映城市结构特征,本文基于多年的城轨AFC数据,应用随机森林模型(RF),分析了全网车站服务客流类型的时空演变.对于传统RF在选择训练集时过于依靠主观经验的问题,本文首先利用传统随机森林度量车站之间的相似性,再采用Partitioning Around Medoid(PAM)方法对度量结果进行聚类,结果表明无监督随机森林方法拥有更好的准确性;最后采用无监督随机森林对北京市2014-2017年的车站服务客流属性的时空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市近4年来城市职住结构在大的空间尺度上基本保持不变,但城市内部各功能区正经历缓慢变化,而服务于居住与工作混合类客流的车站所处区域将是今后城市结构演变中热点区域.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结构互动关系的认识提供新视角.     

城市公共交通常乘客通勤出行提取方法

为挖掘公共交通通勤出行精准化特征，从追踪出行链的角度出发，利用公交与轨道多源数据研究常乘客通勤出行提取方法。通过选取潜在职住地设置高频职住地集合，提出公共交通常乘客职住地识别算法，结合出行链起讫站点与职住地空间信息匹配提取通勤出行链，并将常乘客出行分为home-work通勤、work-home通勤和非通勤出行。以北京市“回天地区”公交与轨道出行链数据为例，提取常乘客通勤出行。结果表明：常乘客职住地识别率达到85.9%，常乘客通勤出行和非通勤出行在出行时空分布和出行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通勤出行提取可为北京市面向常乘客开展“预约出行”并分析其出行需求动态特征变化提供依据。     

职住均衡对重庆市交通出行的影响

以重庆市主城九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基于2007～ 2011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定量分析了主城区职住分布的空间差异与变化情况,并探讨了职住分布对人均出行次数、交通方式分担率、出行时间等交通出行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主城区职住分布的空间差异及变化明显,总体呈现职住进一步分离;②主城区内职住越平衡人均出行次数越少;③职住进一步分离是小汽车出行增长的原因之一;④职住进一步分离是居民出行时间增多的原因之一.     

高铁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影响的研究综述

高铁是区域快速综合交通网的主骨架，作为城市间高效快捷的出行方式，为提升通道客运能力和缓解既有铁路货运压力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从高铁对城市可达性、要素市场及空间结构的影响等3方面，综述了国内外高铁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影响研究的主要成果，归纳总结了共性结论和存在的分歧。通过分析高铁对城市可达性变化的程度和可达性变化在不同区域之间是否平衡，揭示高铁(网络)对城市间出行需求的直接影响。城市可达性的改善进一步重塑生产要素的区域空间分布，加速资本和人口流动，促进产业发展和就业改善，并对土地和住房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市场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给城市宏观经济发展，特别是高铁站区空间重构带来重大机遇。系统评估高铁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能够为管理部门高铁投资决策、规划建设及影响评估等提供参考。最后，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并基于新时代背景展望了有待开展的若干重点研究方向：一是将城市群视作新的利益集合体，研究高铁投资的经济效益、收益分配和高铁开通后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和要素空间分布的影响；二是探究高铁通勤行为对城市资本、人口和土地等要素市场的影响，剖析车站选址和票价变化等影响高铁通勤的关键性因素；三是考虑城市间高铁竞争与合作博弈行为和客货混跑模式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影响的新变化；四是运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分析高铁对城市经济微观层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