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居住空间关系及通勤效率——过剩通勤的评估潜力

过剩通勤已是一个专门用于研究城市就业-居住空间对应关系及评估通勤效率的研究范式。回顾该范式30多年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指出相关概念及其指标在评价城市通勤效率时存在的优缺点。将Bertaud的城市通勤模式及其空间结构置于Brotchie三角形模型中,讨论就业-居住空间分散形态嬗变带来的通勤模式的多种演变方向,厘清过剩通勤框架在评估城市职住平衡程度与通勤效率时所具有的潜力。过剩通勤框架为研究城市空间形态嬗变和评估空间结构优化程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工具。     

时间地理学视角下职住空间对通勤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昆明市双职工家庭为例

家庭职住空间是城市通勤格局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通勤效率是居民日常出行行为决策的评价标准之一,剖析二者间互动机理是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及提高交通可达性的关键。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建立职住空间与通勤效率研究框架,提出家庭职住空间和通勤效率度量方法,利用2016年昆明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职住空间对通勤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职住空间分散的家庭倾向于将非工作活动嵌入通勤链或采用小汽车出行以提高通勤效率,但更高的小汽车拥有水平会增加接送类时空固定性较强的活动,最终导致家庭通勤效率降低;高收入和长住学距离均使家庭的职住空间更加分散,然而高收入促进通勤效率提高,而长住学距离使通勤效率下降;通勤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近市中心居住家庭的非工作活动以时空灵活性较强的购物与休闲为主,故而通勤效率较高,郊区居住家庭周边的商业设施较少且非工作活动较为固定,故而通勤效率较低。因此,城市用地布局和住房供给应综合考虑如何降低通勤交通的机动化依赖程度、如何缩短非工作活动的出行时耗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的需求,以逐步提高城市居民的通勤效率。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上海市域职住空间分析

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的空间关系是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提出分区域的居民通勤距离和就业岗位通勤距离计算方法.通过对比验证了手机信令数据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的职住空间和距离分布特征较为吻合.重点分析上海市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的职住空间关系及通勤距离.提出职住通道平衡概念,并分析职住通道不平衡地区与轨道交通拥挤程度的关系,指出土地利用布局优化对职住通道平衡的重要性.通过分析不同新城的职住空间特征,探讨新城范围划定对统计分析的影响,总结了新城职住空间较为独立、居民内部就业率较高的特征.     

职住空间错位对城市居民通勤时间影响研究

城市职住空间错位的研究通常以测度就业可达性为基础,但传统测度方法在应 用到国内城市时具有明显的缺陷.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就业可达性测度方法,通过引入就 业机会权重系数,量化了城市就业机会分布不均的特征,并以此为指标分析了职住空间 错位对于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南京市主城区就业可达性差异性明显,呈 现从中心向外围逐步递减的趋势,且递减程度愈发明显.同时就业可达性对于低收入者的 通勤时间影响显著,可达性的提高有利于降低通勤时间,但是由于低收入群体在出行方 式选择上的局限性,可达性的提高无法拓展他们的就业范围,必须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的角度来消减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     

城市公共交通常乘客通勤出行提取方法

为挖掘公共交通通勤出行精准化特征，从追踪出行链的角度出发，利用公交与轨道多源数据研究常乘客通勤出行提取方法。通过选取潜在职住地设置高频职住地集合，提出公共交通常乘客职住地识别算法，结合出行链起讫站点与职住地空间信息匹配提取通勤出行链，并将常乘客出行分为home-work通勤、work-home通勤和非通勤出行。以北京市“回天地区”公交与轨道出行链数据为例，提取常乘客通勤出行。结果表明：常乘客职住地识别率达到85.9%，常乘客通勤出行和非通勤出行在出行时空分布和出行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通勤出行提取可为北京市面向常乘客开展“预约出行”并分析其出行需求动态特征变化提供依据。     

中国主要城市轨道交通覆盖通勤空间特征研究

在编制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研究轨道交通对城市形态的影响、分析轨道交通对居民的服务能力时,常常缺少量化指标,面临数据不足或精度低、城市间横向比较能力弱等问题.从通勤视角出发,基于互联网通勤数据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选择轨道交通覆盖人口比例作为指标,通勤椭圆作为城市形态可视化方法,研究轨道交通与职住关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并对轨道交通覆盖通勤人口比例的含义和实际应用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与轨道交通客运强度的关系,总结了所反映的轨道交通车站周边职住特征、轨道交通建设边际效应以及对通勤空间范围和公共交通通勤效率的影响.     

个体对通勤时间的态度和偏好视角下的职住空间失调

研究职住空间失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体对职住分离的态度和偏好,并有助于在制定政策时考虑通勤者更真实的需求和期望.本次研究采用理想通勤时间和实际通勤时间的匹配程度来度量职住空间失调,并以昆明市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大多数通勤者认为他们的职住空间是失调的,有41.04%的通勤者遭受重度空间失调.进一步,基于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职住空间失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出行方式、居住区位、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有无小孩对职住空间失调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个体对通勤时间的态度和偏好的异质性,更长的通勤时间并不总是意味着职住空间更加失调.     

城市职住平衡的影响因素及改善对策

从城市职住平衡的影响因素出发,以城市发展政策、土地开发政策、交通系统发展、居民收入与产业发展等视角探讨大城市职住平衡形成的政策与规划因素。然后,从政策和规划两个层面思考促进城市职住平衡实现的途径。指出调整城市发展政策是调整职住平衡的根本,而职住平衡是一个动态过程,必须研究政策对职住平衡发展过程的影响。强调通过大城市活动组织分区来控制出行距离,在这些分区内城市服务配置相对完善、就业与居住平衡。最后指出,在把握职住平衡形成规律的基础上应充分考虑弹性,在城市空间规划与交通规划中坚持城市活动分区组织,同时将发展时序与政策有效结合。     

对城市交通规划中职住平衡理念的再思考

职住平衡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提高城市空间组织效率、降低交通拥堵的重要理念和手段。从分析职住平衡的内涵出发,指出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从现代城市发展历程和国内外城市实例的比较中,总结城市通勤出行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利用当斯定律对其进行解释,推演通勤空间布局与城市功能布局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后,为了提高职住平衡理论的实践效果,提出在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中应注重的几个要点。     

中国大城市交通问题的空间解读与对策

城市交通大多从城市人口平均特征出发进行研究。然而在市场的作用下,受收入、职业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社会阶层在城市空间中的居住和就业选址(城市的社会空间)存在差异。这是改善公共交通服务、缓解交通拥堵等很多大城市交通问题的根源之一。从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大城市新增人口和中低收入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入手,分析大城市通勤出行距离快速增长导致的交通拥堵、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提高困难等大城市交通问题的成因。提出大城市空间应基于分区模式构建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并提出对应的交通系统,实现大城市交通低碳和公平的目标。     

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区居民职住分离情况研究

采用数理统计方法,选择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区为研究对象,结合大量的实地问卷调查数据,系统地分析上海周边大型居住社区职住分离情况.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大型居住社区居民通勤时间、出行方式选择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发现大型居住社区居民出门时间早于上海市平均时间、居民对公交的依赖性非常强、助动车使用比例较高,这表明大型居住社区公交配套设施之间的衔接不到位,存在站点距离过长和线路不对称等情况.最后通过多个大型居住社区样本之间的比较,找出影响大型居住社区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因素,结合实际情况,给出相应改善职住分离现象的建议.     

中国城市职住均衡实证分析与关键对策

居住与就业岗位、居住区生活设施配套以及公共设施的空间配置决定了城市居民出行总量和出行距离,即职住均衡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源头管理措施。首先提出职住混合度、职住均衡度两个评价指标及其计算方法,并对辽阳市和齐齐哈尔市两个案例城市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职住分布对居民出行距离有显著影响,相似的城市规模下,职住均衡良好的城市居民平均出行距离较短。在此基础上,分析职住均衡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规律,并阐述了生态城市单元与职住均衡的关系。最后,提出促进职住均衡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关键对策。     

一种基于手机信令的通勤OD 训练方法

针对基站定位精度低、信令采样间隔长、轨迹不连续的手机信令,提出一种职 住及通勤OD(origin-destination)计算框架.对用户单日手机轨迹按时间排序,标识每个轨 迹点的进出时间及停留时间,剔除长距离漂移轨迹点,对邻近轨迹点进行空间聚合.将全 天划分为多个时窗,叠加用户多日轨迹,计算稳定指数并识别用户在各时窗内的多日稳 定点.综合工作日与节假日稳定点判断用户居住地、工作地.采用基于常住人口的扩样方 法,对街道通勤OD矩阵进行扩样.模型结果与重庆主城常住人口分布、2014 年居民出行 调查结果吻合.     

基于IC 卡数据的公交通勤熵变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建立利用公交IC 卡数据计算公交过剩通勤熵变的框架，对优化城市居民通勤出行距离的难易程度进行定量分析. 结合公交出行的特点，构建基于Wilson 熵模型和双约束重力模型的公交通勤熵变模型；以广州市居民公共交通IC 卡数据为例，对通勤筛选、单元问题及过剩通勤熵变评价等进行探讨. 结果发现，采用约1 km × 1 km的单元格划分是城市公交通勤熵变模型中适合的单元划分方式，公交过剩通勤的熵变能够有效衡量平均通勤距离减少的难易程度和检验改变通勤行为相关政策的有效性.     

基于通勤模式的都市圈中心结构判别研究

面对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问题，城市管理者尝试从城市空间规划层面引导交通出行模式的转型，调节供需关系，缓解交通问题，而中心结构识别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重要步骤，在分析方法与数据应用等方面仍然受限。本文利用百度位置数据挖掘出的都市圈通勤数据，采用基于网格的DBSCAN(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s with Noise)密度聚类算法，识别出我国35个主要都市圈的中心布局，并根据5种通勤模式的理论模型和相应的量化指标对都市圈中心结构进行判别，最后对主要中心结构下影响通勤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虽然不同都市圈的中心布局差异明显，但大部分都市圈表现为非均衡多中心结构。不同中心结构的 分布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单中心结构都市圈主要位于中西部城市，而约束扩散结构和均衡多中心结构都市圈大多是由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发展形成。城市规模与通勤时耗的相关性最为显著，职住平衡度对通勤时耗也有较大影响。上述研究结果为针对性地制定不同都市圈的资源配 置策略和通勤效率优化策略提供了有效支撑，对都市圈空间规划和交通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IC卡与GPS数据的公交通勤出行特征分析

公交通勤人群是公交客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交通勤出行特征是制定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公交规划、优化与运营管理的数据基础.针对传统以"车"为研究对象的碎片化公交通勤出行特征分析方法,基于公交IC卡与GPS数据,从公交乘客"人"角度出发,系统分析提出了公交出行链特征、区间客流不均衡系数、职住平衡水平及线路黏性系数4个维度指标参数计算方法.以重庆市主城区连续5个工作日47条代表性线路的公交乘客为例,对通勤出行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主城区通勤客流换乘次数较少、长线公交客流需求较大、职住平衡水平较高、约1/4的通勤出行者对线路选择具有较强黏性.     

城市交通形态研究——城市与交通规划融合的深圳实践

基于实现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融合,提出交通形态作为融合的桥梁,并以深圳为例进行了规划实践,成为指导交通规划的总纲.重点探讨了交通形态的定义和研究框架,主要从土地利用出发,通过量化手段识别城市职住分布、职住平衡范围、空间形态,并结合交通出行特征研究通勤圈范围,最后抽象概括出交通形态.     

基于出行者认知的理想通勤时间研究

理想通勤时间对住址选择及职住关系、通勤出行方式选择和城市土地利用与空间布局等相关研究有重要意义.以昆明市为案例,研究了理想通勤时间的分布及其与实际通勤时间的差异,并基于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理想通勤时间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理想通勤时间在[10,20)min区间所占比例最大,并不总趋于0,这印证了通勤出行具有一定的正效用.71.3%的通勤者对实际通勤时间不满意,期望缩短通勤时间,仍有8.4%的通勤者的理想通勤时间大于实际通勤时间.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居住区位对理想通勤时间有显著的影响.     

基于IC卡数据的武汉市轨道交通客流时空特征

为了精准评估武汉市轨道交通运行现状、科学辅助编制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与建设规划、探寻运营组织中的潜在问题,通过对全市公共交通IC卡记录以及地理信息数据的融合与挖掘,从全网、走廊、断面等方面量化分析轨道交通发展历程和客流时空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职住辨识模型,用于获取典型居住和就业区域的空间分布信息。基于此分析通勤群体的出行时间、距离、范围、方向不均衡性以及换乘等特征,并通过群体出行规律分析城市空间布局。最后对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提出建议:建立多样化运营模式,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一体化换乘,注重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利用和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各行政区协同发展和鼓励就近就业等。     

基于多层模型的城市建成环境对通勤行为的影响

为研究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考虑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和交通小区建成环境属性的跨层次结构,建立多层模型,分别分析了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层面和交通小区建成环境层面对通勤时间及通勤距离的影响,并利用长春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标定模型参数. 结果表明：多层模型比传统的回归模型拟合效果更好;控制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后,土地利用混合度、交叉口密度及公共交通站点密度对居民通勤出行时间和距离的影响均呈现显著的负效应,而居民居住地到城市中心商务区(CBD)的距离仅对通勤距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为通过城市规划优化通勤结构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