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趋中"供给及治理取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取得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政府对涉及民生的公共服务供给呈现出"趋中"的态势.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分税制对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存在一定的不明确,政府考核机制偏重于经济发展,而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又相对"脱嵌"等方面.通过以我国近年来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数据为考察指标,地方政府在"多任务代理者"角色下的公共服务供给中表现出"趋中"的动机,治理对策上则应注意三个方面,即改革与完善分税制、促进社会政策建设以及创造公共服务市场的竞争考核体系.     

社会治理视阈下的民族习惯法

社会治理要求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这必然需要多种社会规范共同发挥作用,民族习惯法就是这样一种社会规范体系。习惯法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和实践合理性。民族习惯法在社会治理中具有参与协商、民意认同、灵活变通、成本低廉等优势,但在社会治理中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必须引导习惯法自身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     

城市交通治理模式变革

通过梳理城市交通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城市交通治理模式变革方向与路径。城市交通治理应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公平、集约、绿色、效率、安全、有序、共享、智慧的发展目标。实施交通系统内部协同,以及交通与土地使用、经济、环境、社会、科技的协调发展策略。重点指出应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治理体系。政府层面发挥主导作用,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市场层面推进运营投资和服务创新,实现外部负效应内部化;社会层面强化公众参与、法规意识,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及社会效率。     

全球安全治理视域下的战略传播:历史、理论与实践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时代背景下，战略传播已经成为开展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手段，因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文章通过梳理战略传播的理论框架、历史脉络及实践路径，对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功能与意义进行梳理和考察。文章将战略传播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的决策部署视角下，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提供方向性的建议。     

超大城市交通治理关键问题及策略——以广东省为例

在国家城市群战略背景下,以区域规划、设施互联互通和现行政策体系为基础,甄别综合交通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探索治理语境下的发展对策,对于强化区域参与全球竞争的实力均具有重要意义。以广东省为例,聚焦城市综合交通体系治理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机遇。重点围绕跨区域交通一体化协同治理与数据公开共享机制驱动交通治理两大关键问题展开研究,探讨城市群战略背景下城市交通治理体系建设的实施路径和应对策略。以制度建设为多元利益协调赋权,以数据治理为交通治理主体赋能,以点带面,推动超大城市综合交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与提升。     

我国运输企业财务治理探析

阐述了我国运输企业财务治理的现状,分析了运输企业财务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运输企业财务治理应该建立财务治理结构和目标机制、完善股权结构、合理配置财务治理权力、实行约束激励机制、强化外部监控和弱化政府干预、引入声誉机制建立经理人市场等对策。     

我国股市信息不对称的治理对策

我国股票市场的不对称信息十分严重,这不仅表现在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而且表现在散户与机构投资者之间.削减和治理股市信息不对称,营造良好的股市环境势在必行.克服和消减市场不对称信息必须完善声誉机制作用的制度环境,改革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政府监管,以提高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关于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问题的思考

交通运输行政管理,是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履行职能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交通运输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以推进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视角,从我国交通运输行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分析了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面临的形势,从交通运输现代治理体系建设、政策法规体系的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退出机制分析、执法行为的规范化等方面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交通运输行政管理的政策建议。     

第十届“两奖”城市交通征集启事

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后疫情时代,政府改革与制度创新、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发展规划与跨域协作、社区治理与社会发展、城市文化与价值评价等重大问题都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地展开持续而深入的探讨。     

波罗的海海事委员会反对强制推行双壳体散货船

治理超限超载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各国政府都深深意识到超限超载车辆对交通安全．环境和道路设施的巨大危害。为此，很多国家都采取了严格的治理措施。     

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形成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扎根理论等质性研究方法识别了影响网络治理形成的三个因素,包括政府主体、公共服务、社会环境,探讨了不同因素对网络治理形成的影响,形成概念模型并提出假设。据此对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EM统计方法来验证假设,从而探讨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及路径,尝试为地方政府在网络治理形成前期更好地发挥作用提出具体建议。     

跨学科的城市交通治理体系研究

随着新科技革命向纵深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城市交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向未来的城市交通治理研究重要性凸显.结合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从城市规模、技术发展、交通发展模式、风险应急管理、治理模式演化等方面归纳未来城市交通治理面临的挑战;梳理城市交通治理所需的跨学科知识以及理论基础;在"三元空间"分析视角下,构建以城市交通问题为导向、以跨学科体系下的方法论为手段、以实现交通服务最优为目标的面向未来城市交通治理的研究框架;围绕机遇与挑战,系统提出未来城市交通治理的五大核心议题:城市群的交通协同发展、数字城市与交通信息化建设、智慧城市与绿色交通、城市交通应急管理、交通公平与多元共治.     

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理论构架与方法初探

城市交通治理是提升国家及城市治理能力的战略需求和具体抓手。以交通服务为对象、权益关系为内核、大数据为支撑,构建面向多元主体"价值-信任-合作"新型关系的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理论架构和方法,提升交通服务共建、共享、共治水平。聚焦城镇化国家战略、公交优先现实困境、共享交通服务创新三类重点场域,提出三类交通协同治理模式:城市群主体形态下城际交通多行政主体协同治理、公共利益与资源配置效率同步提升的政府-企业协同和企业间协作的公共交通优先治理,以及面向城市多元共享出行集成的政府-公众-企业协同治理。提出基于大数据和社会实验揭示各类交通主体利益驱动与行为响应机制的方法,建立法治化治理对策与信息化赋能工具。     

公路货运超限治理中的利益博弈分析

通过对公路货运中政府、道路运营者、运输商及其后相关利益关系进行分析,按现有环境下管理方与运输商之间超限运输治理的博弈,提出超限治理过程中对治理策略的选择应着力降低治理成本,这有助于提高管理方的治理激励.     

浅谈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因和治理

我国上市公司中盈余管理现象普遍存在。本文试从委托代理关系、会计固有特点和局限性、上市公司制度、政府行为等角度,分析了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原因。阐述了对盈余管理的治理对策,包括完善会计准则和资本市场制度,完善公司内部监控机制和激励机制,加强外部监督和管理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建议。     

废弃电子产品逆向物流组织治理模式研究

分析了市场和科层两种传统治理模式及其对废弃电子产品逆向物流组织治理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市场治理模式和科层治理模式的优缺点,应用供需网（SDN）理念,提出了废弃电子产品逆向物流组织的事件驱动契约型治理模式,并给出概念、特征及其运作过程。最后,比较了传统治理模式和事件驱动契约型治理模式。研究表明：在回收再利用效率、企业自身发展、企业可接受程度和社会效益等方面,废弃电子产品逆向物流组织的事件驱动契约型治理模式较传统治理模式具有一定优势。     

公路货运超限超载的治理

我国近年的车辆超限超载运输对交通安全、运输市场及汽车生产秩序造成了极大危害。首先分析了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超限超载治理方法和手段,再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了从多方位对超限超载进行综合治理,最后给出了公路货运超限超载的治理对策及建议。     

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价值的理论依据与具体表现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价值越来越凸显,并且构成了深化国家治理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分别从物质与精神、法治与德治、人与制度之间相互作用三个层面,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价值的理论依据;同时,从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正确价值导向、打造良好道德基础、培育可靠主体力量三个方面,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价值的具体表现。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城市交通治理的内涵和目标研究

城市交通治理是提升国家及城市治理能力的战略需求和重要抓手。研究面向交通服务多元主体新型关系的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理论,是提升交通服务共建、共享、共治水平的新要求和新趋势。通过梳理公共治理一般理论以及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等相关领域治理研究的基础,从中国城市交通治理的现实需求出发,提出城市交通治理的基本内涵与技术支撑要求。围绕服务于人的需求,组织城市高效、安全、低耗可持续运行的城市交通总体目标,在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背景下,制定差异化、阶段性城市交通治理目标。     

跨越社会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中国教育治理和社会政策范式的变革（下）

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政策领域采取了诸如私有化、市场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的战略来重新界定政府、市场和其他涉及社会政策提供和资助的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在社会政策提供方面的去垄断化带来了后毛泽东时期福利制度的重大变革。从“跨越社会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这一主题来考察中国政府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化影响,如何采取新的治理战略改革社会政策。特别是关注近30年来高等教育治理的三个主要方面,即提供、资助和管制,是如何变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