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东方学

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东方学的实质是东方主义，其核心理念是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是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系统．东方主义语境中的东方是西方所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东方主义是一种权力认识论，它试图用东方与西方二元区分的概念模式塑造一种有利于西方的东西方关系，从而为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和控制进行合理性论证。东方主义是西方试图控制东方的一种思维模式，其中浸透着强烈的种族主义和化帝国主义倾向。     

善与恶的对决--从基督教文化视角审视莎氏悲剧《哈姆雷特》

本文拟从基督教文化视角审视莎士比亚的千古名剧《哈姆雷特》,摈弃以往专注研究该剧的“复仇”主题,“性格悲剧”或“生与死问题悲剧”一面,从基督教文化角度分析该剧中侧重人性善与恶的决斗主题,旨在更加全面地看待古典悲剧作品,以便挖掘其深度文化内涵．     

私人话语与公共审美

“私人话语”作为一种新的、流行的文学写作话语,在坚持文学的个性化、排斥宏大的叙事方面,体现了重大的审美转向。然而,“私人话语”又不同于“个人话语”,“私人写作”又不同于“个人写作”,前者由于过分诉求于一种偶在的、琐俗的、完全私有的生活表现,过分“隐私化”,导致文学缺乏普遍性的人类体验,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也就难以进入大众的公共审美。这个问题在诗歌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古代悲剧意识与传统戏剧的“大团圆”结局

中国古代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长期以来人们都以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问题，而没有注意到中国传统悲剧意识具有“内向性”特征，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悲剧意识是存在的，但其冲突性比之于西方及中国近代悲剧意识较弱一些，并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戏剧中的“大团圆”结局进行了分析，认为“大团圆”实质上表现了人民在痛苦的现实中对“善”的追求，是“中和之美”思想的体现。     

中日话语标记分析

话语标记是会话中的一种十分常见的话语成分。话语标记的研究内容涉及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话语能力、策略能力等四个方面。在中、日文对话中,使用话语标记有助于会话的连贯性,提高交际效果。同时,话语标记受文化语境的制约,不同言语群体对话语标记的使用各不相同,使用频度和习惯也存在着个体差异。因此,加强对话语标记的研究将弥补句法学和语义学对于语言互动行为中话语解释的不足,为话语分析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集体团结：人类体育价值话语传播的全球趋向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新格言预示着全球体育价值话语传播的转向。聚焦奥林匹克价值话语传播的演变，解析全人类体育共同价值需求，认为“集体团结”是全人类体育的共同价值，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集体团结”是体育命运与人类命运的共同趋向，更是未来体育社会治理的新航向。奥林匹克传统价值话语传播的是“体育英雄主义”,它已经不符合全球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极易导致个体膨胀和极端主义的弊病，而“集体团结”中的集体意识才是破解问题的秘钥。“集体团结”是全球体育未来发展的主导价值，其价值输出符合全人类社会生活模式，人类体育共同价值重构即是实现从体育的“个人英雄主义”走向“集体团结”。其中，集体利益、文化对话、场景营造和服务于人是人类体育共同价值重构的起点、方式、场所和目标。     

论张爱玲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像她身上所穿的奇装异服一样是那个时代的传奇,但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子,其内心是凄凉的、孤独的.本文主要从张爱玲作品的故事情节、意象特征与她所处的客观环境、自身的文艺观的密切结合,剖析她的悲剧意识,解构小说中的悲剧文化.     

文艺：对自然现实形而上的补充与征服——尼采《悲剧的诞生》解读

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是尼采美学和文艺思想中两个最重要的范畴。酒神艺术被他视为表现世界和生命本原的艺术。音乐在酒神艺术中占有最高的地位，它孕育了抒情诗和悲剧这两种酒神艺术，悲剧的悲剧性就是由音乐精神产生的酒神智慧的象征表现。悲剧的功能是给人生以形而上的慰藉和对现实的超越，它是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一种艺术形式。艺术不只是要摹仿自然，更是要对自然现实作形而上的补充，它的根本作用是要超越和征服自然——这是尼采最基本的艺术观。     

海明威与福克纳悲剧精神的比较

海明威与福克纳是美国现代文学中的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作家，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与把握美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深入理解创作文本的主题，颇有价值。本文略论了两位作家创作主题的共通之处在于：都继承了英美文学对人的悲剧命运进行阐释的传统，都有着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悲剧情结，都有着强烈的关注人命运的道德感。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海明威创作多与自身丰富的经历有关。他取材范围的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主题深度的开掘。因此其悲剧主题往往是与社会历史、社会环境相冲突而引发的，是一种道德层面上的冲突，是性格的悲剧。福克纳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作家。他文本取材的范围很窄。却更有利于对悲剧主题的深入开掘。福氏的悲剧主题与悲剧冲突是心灵层次和命运层次上的。更多的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与土地、与灵魂本身的矛盾与抗争。是人性自身的悲剧。     

差异中的同一:中美文化价值观比较——基于一项对美国民众的大型国际调研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描述中关文化价值观差异的一对核心概念.通过运用8个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问题测量,发现多数美国民众把国家、家庭、父母放在优先于个人的位置,同时他们对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给予了较高认同.由此证明个人主义并不是衡量和描述美国人文化价值观的唯一指针,而在国家公共外交中,如何抓住中美两国文化的“相似性”,“求同存异”是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有效之路.     

中国精神的话语塑造及其现实转化

中国精神的话语具有确证中国精神存在、推动中国精神发展、实现中国精神现实性的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中国精神的话语却没能完全承担起对中国精神进行言说与建构、转化与发展、预设与共享的任务。中国精神的话语应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土壤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表达中国人在革除现代性流弊时的价值主张，为解决人类发展的问题贡献中国智慧。要使这一话语样态被不断重复、评说，必须抓住三个主要环节：一是围绕中国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话语融通，三是中国精神的理论话语与中国人民生活世界的深入对接、交汇与整合。     

技术人与道德人——论贺麟的儒者型个人观

在现代个人话语的设计上，贺麟提出儒者型的个人观。这是一种颇有新意、很有价值的现代个人观。从道德行为的角度看，儒者是“合理性”、“合时代”和“合人情”的现代个人。从道德理想的角度看，儒者是有使命感的个人。从自我观的角度看，儒者是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统一。从总体上说，贺麟把儒者看作“技术人”和“道德人”的结合体。这一个人观与犹太思想家索罗维齐克的个人观比较接近，索罗维齐克把个人看作“技术人”和“宗教人”的结合。这种“接近”至少说明贺麟的儒者型的个人观具有普世性意义与当代价值。     

论东方主体的东方主义建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叙事分析

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提供了东方主体展开西方本质化想象的特例。按照东方学思考东方社会的要求,东方主体应还原东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发展性,避免在事物丰富的表面只注重那些程式化的刻板或负面印象,并将之本质化,同时也要避免将之倒置性地施用于对西方的本质化想象中。《又见棕榈》在东方主体的西方本质化想象展开中,西方(美国)社会中的负面内容被无限放大,天堂与地狱的两极被刻意强调。在有关东方社会的建构中,台湾社会本来的丰富性、多样性、发展性亦被严重地遮蔽了,作为西方参照下的台湾被过度放大。因此,於梨华的书写提供了在东方主体立场上的西方本质化想象和西方话语资源参照下展开东方叙事的反面教材,这归因于叙述者持守的标准不一和相应的错位立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叙述者刻意将台湾本土想象成流浪者的精神"后花园",有效地呈现了台湾社会的丰富性、人物生存形式及价值观的多元化、青年一代的差别化发展等。     

论文化心理认知功能在话语意义建构中的作用

在话语意义建构过程中,文化心理的认知功能为话语语义传递提供了认知心理基础的舞台,这不仅能为表述者展现表述的心理场景,而且还为表述者提供了因心理预期而产生的心理空间,从而使话语操控成为可能,以图控制他人的思维和行为。     

文化寻根与章太炎对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保国、保种、保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者主要的话语诉求。它使许多知识人常追思＂国学＂及其承载的国族的历史,并以此为基础去建构对现代中国的认同。在这一群体中,章太炎即是表现突出者。他对国学内涵的重新发掘就是意在建构国人对现代中国认同所必需的稳定而持久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这既是文化民族主义的自觉,又是在外在危机压迫下的文化寻根。但却不意,章太炎的此等努力,实则是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知识和话语体系所隐含的权力体系在近代中国的复制,并割裂了中国的历史。同时,这一独特的历史镜像,以章太炎为代表,具有新旧双重身份的知识群体对对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具有文化民族主义之特征,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传统的限度和对新旧知识的困惑同时并存的独特文化现象。这更能说明他们何以能完成由＂借种族革命、推翻异族政府＂转向对现代中国认同的建构的缘由所在。它决定了近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外在表现形式、话语诉求及其深层困境。     

词汇内涵意义的制约因素

词汇内涵意义是附加在词汇表面,通过联想而产生的非本质意义,在英语学习和教学中至关重要。一个词语的真正意义。往往只有通过分析其内涵意义才能获得。文章从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深入探讨人们对同一词语产生不同内涵意义的主要原因,明确指出文化因素和个人经验是制约词汇内涵意义的关键所在。     

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的话语理论及其规范问题

哈贝马斯在批判乔姆斯基的语言资质理论与日常语言哲学牛津学派的奥斯丁、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以交往资质为内核的话语理论.哈贝马斯认为话语交往的目的是为了导向理解与认同,最后形成共识.但这些理解、认同与共识是在遵循一定的规范条件下获得的.在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中,这些规范呈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基于普遍语用学层面的先验规范,即从可理解的视角,根据交往内容的差异分别提出的可领会性、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规范要求;其二是根据商谈原则所制定的经验规范,这是每一个话语交往主体进行自由辩论,实现无强制共识的逻辑前提和制度保障.     

论司马迁《史记》人物形象的悲剧情结

司马迁的人生悲剧，既源于残酷的封建专制制度，也源于儒家思想文化对他的教育熏陶；正是这种深沉的人生悲剧感，使司马迁成功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悲剧人物形象，熔铸了《史记》悲天悯人的独特艺术魅力。     

谁之罪

心理学家认为：需要是促成人们行为动机的欲望,是人的行为的动力基础和源泉。而需要在人的个性心理活动中又往往以情绪表现出来。凡是能满足人需要的事物,人则对其产生肯定的情绪;凡是不能满足人需要的事物,人则对其产生否定的情绪。可见,焦母对刘兰芝所做出的否定性评价,显然是因为兰芝的表现没能满足婆婆的需要,造成了婆媳两代人的悲剧,而这悲剧的背后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海子抒情短诗中的大海意象浅论

大海意象是理解海子抒情短诗的重要线索。在其早期以自我身份书写和文化寻根为追求的诗作中,大海象征着流动,是与农业文明不同的异质性力量和参照。晚期抒情诗中,大海象征现实的苦难、现代性的后果、以及艺术家选择的荒凉绝望之悲剧命运等多重内涵,蕴含着某种审美现代性批判与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