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文化出海与软实力构建

数字文化出海已构成我国国际传播“拓体系”的重要方向。从系统性、过程性与多样性视角出发,本文对游戏电竞、在线影视、网络文学、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短视频这六大领域的出海态势与能力构型作出比较分析。本文认为,在数字文化的产业化生产与流通仍然受美国媒体巨头引导的全球语境下,中国互联网产业以沉浸式、虚拟化媒介技术的新发展为契机,积极锻造新的传播空间与媒介业态,并在内容产制、平台制播一体化、在地可沟通性等维度上实现国际传播能力的立体化拓展,初步实现了多元竞争性的数字文化软实力。     

国际传播的文化语用实践:逻辑、路径与自觉

文化语用实践有助于提升国际传播的效度与信度。第一，就文化语用实践逻辑而言，紧密围绕文化合理性、合适性和有效性是助力国际传播规避“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基本前提。第二，就文化语用实践路径来看，以文化指示和文化行为为主要抓手，有利于国际传播实现从“话里”到“化外”的整体超越。第三，就文化语用实践自觉来说，在语言使用维度对接文化大循环背景下的不同类型文化信息表达，有助于国际传播完成从“脱敏”到“高敏”的转型升级，也有益于凸显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提升国际认同度。总而言之，以文化语用视角介入国际传播实践有助于拓展文化共存与文明互鉴研究的视野，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在全球治理中有效弘扬中国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     

译传合一:中国话语对外翻译传播研究的理路

国际传播与对外翻译同根相系,密不可分。然而,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研究与对外翻译研究长期在传播学和翻译学两个学科框架内各自行进,相互区隔,前者蕴含的民族—国家本位思维与后者蕴含的人类—全球本位思维之间更是存有内生性矛盾。这种情势严重削弱了相关学术成果的实践效能。将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与对外翻译视为两种各自独立的行为,并分别展开研究,是造成这一情势的根本原因。将国际传播与对外翻译视为一个整体,并以国际传播为立足点,展开译传合一的中国话语对外翻译传播研究,将有益于拓展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视野,提升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研究的实践效能,最终为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红色文化的多模态翻译传播研究

红色文化是我党奋斗历程的鲜明写照和革命精神的高度浓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和智慧源泉。以多模态为标志的新媒体时代,给红色文化的翻译与传播同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本文从中国红色文化的多模态翻译传播研究现状出发,在中国知网大数据的支持下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指出红色文化多模态翻译中存在的三大主要问题,即术语翻译的规范性、译文表达的准确性、翻译传播的接受度上尚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此基础上从行业翻译标准、红色旅游建设、多模态线上线下融合等维度提出宏观对策与具体实施建议,以期为未来中国红色文化的多模态翻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效果及制约因素的实证分析

中国电影面临着“外冷内热”的局面，考察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效果有助于反思和提升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能力。文章通过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土耳其、埃及、阿曼和约旦的传播效果后发现，由于该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电影院数量少，消费水平低，电影消费意识不足，以及文化差异，“双重把关人”和翻译等问题，中国电影在该地区的传播效果不佳。基于传播过程理论，在中国电影未来的对外传播中，需要从渠道畅通、信息准确、受众接受、文化交融、制度宽限这五个方面逐一分析和消除影响传播效果的制约因素，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在主体互动中构建良好中国形象。     

大学肩负传承创新文化新使命

大学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大学作为人类传播、创造、发展知识的文化高地,传承文化是其基本功能,创新文化是其崇高使命.现代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归根到底要落脚在坚守文化品位上,落脚在实现崇高理想上,落脚在文化育人上；必须体现国际意识、世界眼光,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开阔的视野,兼收并蓄、融合贯通、博采众长,充分借鉴...     

文化中的翻译与翻译中的文化

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篇章语言学的发展，使 我们对有着跨文化和跨学科特征的翻译活动本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即翻译不仅是把源语转换成目的语的过程，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转移，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媒介，是一种跨文化行为，本文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分析翻译和文化的关系，提出了“文化中的翻译”，“翻译中的文化”，“文化翻译”，“翻译文化”等不同概念，对其意义进行了界定，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和诠释。认为翻译活动受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双重制约，只有将语篇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下，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解决翻译中的难题。     

差异中的同一:中美文化价值观比较——基于一项对美国民众的大型国际调研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描述中关文化价值观差异的一对核心概念.通过运用8个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问题测量,发现多数美国民众把国家、家庭、父母放在优先于个人的位置,同时他们对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给予了较高认同.由此证明个人主义并不是衡量和描述美国人文化价值观的唯一指针,而在国家公共外交中,如何抓住中美两国文化的“相似性”,“求同存异”是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有效之路.     

签谱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

签谱作为俗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但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而且在异国他乡传播.本文简要介绍签谱在日本、琉球、东南亚、美国等地的传播和影响;分析签谱在海外拥有广大信众的原因;认为签谱在海外的流传,延续着中国文化的一些传统;指出签谱在异国他乡传播时,受异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新的特色,我们在注意签谱的传承性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其在海外传播时所产生的变异性.     

教育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作为国家正式制度的一部分，教育具有国家属性；教育本质上所具有的传递人类文明的功能，又使其具有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义的人类共同价值。教育的双重属性是进行跨国家/地区、民族、文化等合作交流的基础。二十世纪前半叶留学生是参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重塑的重要力量，当前规模庞大的出国留学生和来华留学生则共同成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资源。广泛存在于我国教育领域中的各种国际合作，在传播中国教育形象的同时，也承担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职能。鉴于当前部分西方公共媒体对中国教育的报道尚有失客观公正、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目标成效还有提升余地，教育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方面的效能还有进一步增强的空间。     

美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认同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一项对美国民众的国际调研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讲究“国家”、“家庭”、“父母”、“师长”优先于个人.本研究以“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大型国际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8个问题与人口学属性(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种族、党派归属)和媒介接触频率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受教育程度高者及黑人/非洲裔美国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度相对较低,而保守党人士及较多通过广播收听新闻的美国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度较高.由此导出,在中国国际形象塑造和对美文化交流中,应该注重“分众”传播.     

天下观念:中国哲学对全球化危机的深度处理

全球化若要成为各国各族和平合作、互相增进的基础,必须放弃以西方文化为主轴心的立场。它应该既能够建立人类共同的普遍价值,又能够充分尊重各民族的特殊精神,进而使相异的文明等共存,协调和谐,互相欣赏和吸纳,形成在经济一体化之下的多元灵性资源的“彩虹文明”。基督教、中国儒家哲学都可以为全球化提供精神支持。古中国的“天下观念”及由此延伸出的“礼乐文明”、“网络思维”、“关系思维”启示我们,化解全球冲突的危机,不可能单靠军事力量,必须有一个深度的文化处理,培育一种富有道德性与艺术性的多元沟通精神,谋求感通的全球伦理。     

广告英语语言特点及其翻译策略

广告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上的作用十分重要,将英语广告翻译成中国普通老百姓能接受的广告,以及为中国商品撰写在国内外宣传媒介上刊登的英语广告,愈来愈成为外贸活动中的一大重要内容。因此了解英语广告的特点与翻译策略尤为重要。本文主要介绍英语广告的语言特点,针对不同类型的广告,结合文化因素论述文化对其翻译的影响及翻译策略。     

国际文化贸易的新趋势与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新作为

国际文化贸易是一个国家扩大对外文化传播，获得国际话语权、定价权和控制权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国际文化贸易的新趋势，中国对外文化传播要有新作为：第一，推动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作为文化贸易新增长点，增强文化传播功能，融入互联互通的全球大格局；第二，促进双向流通，让各参与方互为发展机遇，推动更高水平的优化配置，优化国际文化贸易中的分工协作；第三，加强创意研发，开发中高端的文化创意产品，不断从全球文化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走向高端环节；第四，壮大市场主体，发展文化跨国公司和外向型文化企业集群，实施学习与合作、赶超与竞争、海外投资和自主研发相结合等战略。     

张垣文化对外传播翻译策略研究

张垣文化对外传播是提升张垣文化软实力的需要。翻译是文化对外传播的途径和手段。从文本功能分类理论出发,分析张垣文化专有名词以及文化负载词的具体翻译策略,探讨提高张垣文化对外传播翻译质量的建设性意见,对于提升张垣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服务城市人文环境建设及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论“网络文学时代”的高校道德审美教育

在“网络文学时代”，对大学生的道德审美教育，既要加强优秀文化的学习，又要加强教材、师资和课程的建设，增强学生的道德审美自律，并最终内化为主体的自觉。     

红色旅游文本翻译中的译者文化身份构建

红色旅游文化是中国革命传统的精华和宝贵的文化资源,既有革命精神和革命事迹所集聚的精神文化,也有纪念地、标志物等物质文化。红色旅游文化的推广,是历史、现实和社会的要求。红色旅游文本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深入分析文本内含的民族精神和传统习俗,在充分理解原文意思的基础上,把握将红色文化展示给西方社会和世界的机会。译者要在红色旅游翻译文本和目的语读者之间架起沟通和理解的桥梁,使红色旅游文化能靠近目的语读者,获得目的语读者的认可和接受。     

文化传播、公共舆论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读札

马永强的《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一书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深刻地考察了中国新文学发生的动力问题，并从晚清近代中国社会涉及文化传播的方方面面深入剖析了现代中国文学发生的必然性，作者深怀着“史”家意识对其中所涉及的各个问题做出了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作者创造性地转化并提出的“公共舆论”这一理论成为该著的最大亮点，并从多个方面取得了对“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之关系研究的成功。     

“数字化生存”条件下中华多民族非遗传播的新生态

“数字化生存”已成当代生存新趋势,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有机会共同享有数字化传播红利,从而构建起新的文化认同与民族国家共识。在文化传播新生态构建中,当前需要重点打造的议程包括两方面：一是突破特定民族非遗在物理小区域传承传播的传统,在中华民族整体的新文化叙事空间中,能让“独特性”通过多民族共同体建设出协同参与的新文化。二是获得虚拟空间全球开放传播福利的同时,按照数字媒介空间规则,如何再造传统小族群、小地域非遗在新世界中的发声机制,实现多民族文化内生的多样性在虚拟世界里的创新再造。探究全球流通的非遗文化产品和数字技术如何被传播再造者利用,首先是实现非遗数字化活态的基本策略,可以让非遗在数字化时代寻找海内外的发展空间,并成为全球化推广的一种生存模式。其次,观察这些数字化活态的形成过程如何催生出新的民族文化表达形式,可以在创新基础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同时,对于多民族文化遗产在数字媒介空间里的重新诠释与扩散,则能够通过传播新技术与数字叙事的构建,营造出有利于中华多民族非遗传承发展的新生态。     

“历史上中国的海疆与航海”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10月27—30日,“历史上中国的海疆与航海”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联合举办,会期4天。来自比利时、香港、澳门、北京、上海、黑龙江、河南、宁夏、陕西、四川、湖北、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和代表共187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大会共收到论文80篇。与会学者就钓鱼岛、黄岩岛及南海问题,历史上中国与周边海洋国家的关系,海图及航海针路簿,中国航海贸易史,闽南人与海洋文化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学科对话与学术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