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对近代科学起源的影响

了解近代科学的起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内在史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化问题。对科学主体以厦科学认识过程等问题的解决，是科学要独立和成熟的必要条件。其中，作为对“中世纪”观念进行彻底革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为科学的确立提供了最为广泛的文化土壤。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科学本身就是一种人类思想活动的实践综合形式，是实证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而并不是简单的实证主义式的工具操作形式。     

"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是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流变过程。市民社会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市民社会的建立，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鲁迅与近代小说

本文从创作观念、社会文化批判、艺术表现形式诸方面,探讨了鲁迅创作与近代小说的关系,揭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近代小说不可忽略的奠基作用。     

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体制原因

理论界大多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维特点论述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与这些观点不同,我的观点是强调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特殊性造成的。文章论述了中国高度集权封建体制的二重效应,高度集权体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高度集权体制与人才的关系,从而揭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体制原因。     

近代泉州民教冲突及教案初探

所谓冲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意指“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激烈对立的社会互动方式和过程.“[1]近代基督教自传入以来,即与中国本土发生激烈冲突.大多数中国民众心中的基督教,是妖言惑众,灭绝人性,心怀叵测,意欲侵我疆土的“洋教“,对之深恶痛绝;而基督教则自视救渡中国这一愚昧文明的福音使者,近乎傲慢而不近“人情“,正如孔汉思所言:“传教士和所有的白种人一样相信自己的种族优越,一旦面对它国本地传统问题,他们十有八九表现得不体谅、不变通并且倨傲不逊.“[2]是以,近代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的冲突,就主要外化为教会及其教士、信徒与中国绅民之间的“激烈对立“,成为基督教本土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面.……     

近代以来我国教育战线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的回顾与展望

从宏观上说,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轰击和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化的强烈挑战,为实现“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孔子儒学教育理想的精华,使之与现代化相结合,以中西文化为基础创建中华民族新教育”的伟大目标,我国教育战线已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与之相适应的两次高等教育的划时代变革。“从科举到学堂”是20世纪初我国教育战线经历的第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与之相适应的一次高等教育的划时代变革,促使西方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我国效法西方建立和发展近、现代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拨乱反正’到‘三个面向’”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战线经历的第二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与之相适应的又一次高等教育的划时代变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念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我国大学走上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道路。“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是21世纪初我国教育战线正在进行的第三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与之相适应的具有根本意义的教育变革和大学创新,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以人为本自主创新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为指导,坚持“育人是大学之本”、“科学是大学之根”和“文化是大学之魂”三位一体的大学哲学观,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以中西文化为基础创建中华民族新教育”的伟大目标,开辟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更加光辉的未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人的全面发展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具有时代先进性的就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因为人是社会生产力中占主导地位的首要因素；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具有时代先进性的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根本任务就是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文化进步，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灵魂。“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具有时代先进性的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所以，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然从逻辑上进一步突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科学建设“校园文化”的几点设想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是社会政治经济的“晴雨表”。8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文化热”，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次再反思，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次“价值转换”。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亚文化研究，诸如：“饮食文化”、“鬼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等，     

统计学在近代中国的演变——从社会统计到数理统计

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统计学在中国完成了从传入到发展的第一个进程.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统计学的发展浓缩了西方统计学近两百年的发展历程,较之其他的西学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统计学的历史则表现出了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发展受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甚大.这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以及统计学这门学科知识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跨文化传播的桥梁:中国近代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交流

以往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大多从制度沿革及政治经济层面进行考察,较少从文化维度进行分析.本文用全球化视野首次考察中国海关洋员在中西文化交流进程中的桥梁特征和作用,论述中突破了传统学界所持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等传统单向话语,建构再现了早期全球化进程中跨文化双向传播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不仅对深化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而且对中国近代史和当今文化全球化理论研究都不无裨益.     

文化传播、公共舆论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读札

马永强的《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一书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深刻地考察了中国新文学发生的动力问题，并从晚清近代中国社会涉及文化传播的方方面面深入剖析了现代中国文学发生的必然性，作者深怀着“史”家意识对其中所涉及的各个问题做出了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作者创造性地转化并提出的“公共舆论”这一理论成为该著的最大亮点，并从多个方面取得了对“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之关系研究的成功。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华科技复兴

文章认为,中国传统体制的特殊性是中国中世纪的先进和近代的落后的共同原因．文章指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是我们当今冲破传统束缚,解放思想,促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精神动力,从而是中华科技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对近代物理内容的教学尝试——关于光子与电子相互作用的效应

工科物理教学中如何加强近代物理内容，是当前物理教学改革迫切需要而又困难的课题，其难度在于怎样将那些显得抽象、深邃的近代物理内容“普通化”，使之适应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思维习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选择诸如光子与电子相互作用、激光、超导等类问题，以专题讲座形式进行过尝试，感到只要内容组织得当，在不失科学、严密性的前提下，尽可能运用通俗表达形式，仍可以将这些问题传授给学生。本文拟以光子与电子相互作用这一专题，谈谈自己的做法，希望得到广大同仁的指教。     

科学文化：时代的呼唤

几年前 ,我就和几位北京的学术界朋友在讨论“科学文化”究竟是什么、科学史又能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之类的问题。科学史无疑将在新世纪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 ,但这个位置很可能将定位于科学文化的大背景之中。科学、文化、科学文化 ,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确非常复杂。按照 C.P.斯诺的说法 ,把人类知识体系分成两大块 ,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一种文化 ,人文也是一种文化——后半句简直象是废话。所谓“科学文化”,原是一个相当开放的概念 ,可以有多种理解 ,比如 :将科学视为文化的一部分 ,将科学本身视为一种文化 ,科学中具有人文功能的那一部…     

"科学大战"与正在进行的一场争论

文章分析了 2 0世纪末在西方世界爆发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科学大战”的过程 ,双方的主要论点 ,以及大战在我国引起的反响和争论。指出在我国目前也存在的部分科学主义者与人文学者间的一场类似于西方科学大战的学术争论 ,并就争论中普遍关注的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等做了一定的分析。     

论新时期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两次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机构经历了多次调整和改革。从变革的性质和程度上看,有两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飞跃”。１９８２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他强调指出,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是第一次将政府机构改革与改革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体制（包括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邓小平认为,“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①这是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在观念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华侨与近代侨乡金融业的兴盛--以广东梅县为例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侨乡金融业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传统与近代共生共荣的金店、水客业、侨批业的兴盛与华侨的作用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华侨的牵引拉动、内引外联的作用,推进了侨乡金融业的转型,进而有力地推动了整个侨乡经济变迁．     

文化寻根与章太炎对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保国、保种、保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者主要的话语诉求。它使许多知识人常追思＂国学＂及其承载的国族的历史,并以此为基础去建构对现代中国的认同。在这一群体中,章太炎即是表现突出者。他对国学内涵的重新发掘就是意在建构国人对现代中国认同所必需的稳定而持久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这既是文化民族主义的自觉,又是在外在危机压迫下的文化寻根。但却不意,章太炎的此等努力,实则是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知识和话语体系所隐含的权力体系在近代中国的复制,并割裂了中国的历史。同时,这一独特的历史镜像,以章太炎为代表,具有新旧双重身份的知识群体对对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具有文化民族主义之特征,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传统的限度和对新旧知识的困惑同时并存的独特文化现象。这更能说明他们何以能完成由＂借种族革命、推翻异族政府＂转向对现代中国认同的建构的缘由所在。它决定了近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外在表现形式、话语诉求及其深层困境。     

"以乐景写哀"刍议

“以乐景写哀”是自《诗经》以来一直被运用的一种文学表现手法，它可以收到“倍增其哀”的效果，它是乐少苦多这一严酷的人生境况和中国文人浓重的悲剧心理的反映，与中国文人“由乐转悲”、“由盛观衰”、“乐极悲来”这一惯常思维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其哲学依据是《老子》、《周易》所强调的相反相成。     

论历史变局与文化自觉

百年中国，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化，生成了“‘五四’文化自觉”与“当代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既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对文化有相对独立性的自觉，也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自觉。“‘五四’文化自觉”的理论内涵是中国文化的“失败”,它所导向的实践是“文化改造”。围绕“失败”的争论涉及“利用厚生”“安身立命”和“纲常制度”三个不同的文化层次；“改造”的实践既指以西方现代性的科学与民主去批判中国传统，又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及其伟大成就。两种改造方案既鲜明对立也有交叉重叠，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主题。“当代文化自觉”的理论内涵是“文化自信”,它所导向的实践是“文化复兴”,这是21世纪中国文化的主题。中国的现代转型还在进行，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仍在深化。展望中国文化复兴的前景，“当代文化自觉”应当是一个包括“文化自觉”“中国自觉”和“现代自觉”的意义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