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辨”意识与古典主义“新诗”观念的建立——胡怀琛关于新诗文体理论的另一种探索

新文学之初,胡怀琛被新文学作家视为“旧派文人”,然其在传统“辨体”思维影响下提出的“新派诗”观点,对于新诗理论建设颇有借鉴意义.在诗歌本质方面,他坚持“情感”和“音节”的密不可分;在诗歌文体方面,他强调诗文之别和诗歌之别;关于中外诗歌文体,他指出二者不仅情感内容有别,形式也各有“民族本性”的不同;而对于诗歌文体的新旧,他坚持情感没有新旧,“体裁没有新旧”,据此他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新诗体“建设的根本计划”.     

“五四”精神与儒学现代化

“民主”、“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扬的同旗帜，也是先进的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探索民族文化出路的思想启蒙的结晶。如何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换，把“民主”、“科学”引进到传统文化中来成为当时文化界的热点。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主张“打倒孔家店”，用“民主”、“科学”消融儒学；以梁漱明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则主张“走孔子的路”，把“民主”、“科学”纳入到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体系，从而开辟了新儒学的理论先河。“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其本质应是一种文化的生长，“民主”与“科学”仍是其必然要求。因此，对待传统儒学，要运用“民主”、“科学”两把标尺，本着“批判－挖掘－超越”的原则，实现其向现代的转化。     

殊途同归的民族精魂——对鲁迅与赵树理创作的一种比较考察

鲁迅和赵树理都关注农民的命运,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不愧为语言艺术大师,这与其人格修养关系密切.他们对农民的共同态度是理解与爱.但鲁迅对农民的情感是复杂而深沉的,既批判劣根性,又寄希望于民众;赵树理对农民有发自本能的爱,他继承启蒙文学的主题,并力求实现互动启蒙.鲁迅表现农民的视角是立体的、多方位的,更具现代意识和世界眼光;赵树理立足本土语境的创作也已走向世界.他们在现代文学艺术探索上殊途同归,皆为民族精魂.     

从“文字救国”到“文学救国”——从清末的语言变革运动看现代文学功能观的形成

清末的语言变革运动,为文学革命的发生和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诸多思想资源和实践准备。清末以来形式多样的语言变革,其目的虽在求＂文字简易＂以便＂普及教育＂,而不在文学本身,但其＂文字救国＂的观念,却后来逐渐演变为＂文学救国＂的现代文学功能观。这确实说明清末以来的语言变革为五四文学的先导,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突发的事件。     

关于中国文学走出“世纪末”的思考

新时期文学的终结和一个以“世纪末情结”为特征的文学时期的开始,面对新旧体制的转型和市场经济提出的挑战,中国文学向何处去?在现代文化大系统中,文学定位在哪里?支柱、内涵是什么?如何创造?一句话:     

鲁迅的疾病意识鲁迅的疾病意识

从医学的角度看鲁迅的文学创作，不难发现鲁迅是一位“疾病意识”很强的作家。他当年弃医从文，开始了“为人生”的文学道路，要从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的病理学知识，成为他从事文学创作时的重要资源，也形成他文学启蒙的思维和体验。在鲁迅的作品中，对于疾病的描述和引申随处可见，他的疾病意识既是自然病体学的，也是社会学的。     

知识与真理:理性论人学与文学观念批判

一部文学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关于人的思想发展的历史.在西方人学思想史上,最早出现的就是理性论人学,它从理性论的角度理解人的本质,将人理解为“理性存在物”,并强调,人的本质实现的程度,从根本上说就取决于人的理性,取决于人对自身及其外在世界的认识程度.理性论人学往往从理性和认知的维度看待文学,秉持的是文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精神,并由此形成其特有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思想在迎合启蒙主张的同时,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长久占据着绝对的统帅地位,由此而对西方的文学观念产生过深刻同时也极具片面性的影响.     

铁路建设“加马力”成为经济稳增长“利器”

近年来．铁路建设部门的日子是太难受了。2008年以来中国铁路建设经历了从“常态”到“高潮”再到“低谷”的过程．当前的政策支持是让其重返“常态”。从这个角度理解．更能体会国家对铁路建设的决心和意志。铁路建设的”旧常态”应该结束．进入铁路建设”新常态”才是企业的希望所在。如今．铁路建设“加马力”成为经济稳增长“利器“。     

“左倾鲁迅”文学角色衰变释证——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的一个解读角度

《铁屋中的呐喊》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最大的贡献在于,从《呐喊》中提取出"独异个人与庸众的矛盾",借此论证《野草》并非简单意义上游离于鲁迅个人"战斗史"边缘的情感低潮的产物,而是作家独异人格演化的必然结果。而缺憾则是,李欧梵未能破解1927年及之后鲁迅的左倾与笔涩的缘由。其原因在:李著过分偏执于《呐喊》中的"独异灵魂"和"文学愿景",忽略了鲁迅人格实际由"启蒙情结"、"现世改良"、"艺术迷恋"三者构成,故没发现早在1925年前后,鲁迅的主要心结已转化为"智庶矛盾"与"文学怀疑"了。这亦说明,鲁迅的左倾始于1925年,而非惯常认为的1927-1928年间。     

论“相同证据原则”的有效与无效——“怀疑论问题”、“葛梯尔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观解答

“相同证据原则”作为因果律的一种表达形式,是我们认知活动中的一条基本原则.“怀疑论问题”与“葛梯尔问题”都是运用它对知识的可能性进行质疑.“相同证据原则”其普遍有效性可以通过先验论证加以证明;其非普遍有效性则可以通过实践的唯物主义加以证明.运用马克思主义知识观,我们不难找到“怀疑论问题”、“葛梯尔问题”的解答.     

鲁迅的疾病意识

从医学的角度看鲁迅的文学创作,不难发现鲁迅是一位"疾病意识"很强的作家.他当年弃医从文,开始了"为人生"的文学道路,要从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的病理学知识,成为他从事文学创作时的重要资源,也形成他文学启蒙的思维和体验.在鲁迅的作品中,对于疾病的描述和引申随处可见,他的疾病意识既是自然病体学的,也是社会学的.     

理解“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建构性诠释”视角

德沃金所提出的“建构性诠释”路数将怎样理解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针对法律实证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所坚持的“分离命题”,德沃金认为此种“语义学之刺”以不必要的方式限制了法律语言的灵活性,而正确看待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则应当是他所谓的“诠释性态度”.由此种态度衍生出的特定“法律概念”及其“概念延伸”与“道德”正因为其内容取决于彼此所以才成其为“不同”.而此种关联与差异又将提供一种新的模式,以便于更好地理解法理学关于“恶法亦(非)法”的经典难题以及处于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特定法律实践.     

论俞樾学术观、文学观与戏曲观的交融与互渗

俞樾的学术观、文学观和戏曲观具有某种同构性,在学术上俞樾为东南朴学大宗,膜拜郑玄的治经方法,并且私淑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而在文学上,则瓣香白居易,主张流丽轻浅的文学风格。俞樾的这种文学主张贯穿在他的诗文乃至戏曲小说创作中,形成隽永、含蓄而清新流丽的风格。而在文学内容上则严格遵守传统儒家的教化伦理,其小说和戏曲有着浓厚的说教意味,甚至出现了以经学为戏曲的倾向。     

感知“文明”之可贵 践行“公交”新担当

佛山市南海佛广公共汽车有限公司里沥分公司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把企业文化建设融入到日常管理工作各个环节,为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为提升服务质量,构建文明和谐的公交环境,2016年11月,里沥分公司以“党建引领品质交通,打造善行文化品牌”为主题,打造“党建引领善行交通”品牌,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弘扬善行文化,建设“善行交通”品牌线路。里沥分公司还通过完善驾驶员心理健康管理、营造主动做善事的氛围以及为善行文化注入红色基因,唤醒身份意识,加强责任担当,以文化促党建,以党建强品牌。     

“经济”视域下茅盾小说的细节艺术

茅盾擅长以经济视角创作小说。他为什么关注“经济”？他的小说怎样写“经济”细节？他的“经济”细节究竟写得如何？本文从“经济”视域进一步解读茅盾20世纪三十年代小说创作，认为茅盾细腻的“经济”描绘文字，正是他构建真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厦的基石。茅盾缜密、精细的经济细节，逼真描绘了那一时代人们生活的挣扎，取得了极强的艺术效果，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思考空间，蕴含着深沉的理性意识和悲剧力量，而这正是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之一。     

论新时期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两次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机构经历了多次调整和改革。从变革的性质和程度上看,有两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飞跃”。１９８２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他强调指出,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是第一次将政府机构改革与改革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体制（包括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邓小平认为,“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①这是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在观念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中国古典戏曲小说“大团圆现象”管窥

“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它与中华民族特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有关，只有从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一角度审视“大团圆现象”，剖析“大团圆心理”，才能真正认识“大团圆”的深刻内涵，并对其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     

从“四个现代化”到“四位一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的范式演进

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探索,经历了从“四个现代化”到“两个文明”和“三个文明”,再到“四位一体”的理论范式的演进过程,质言之构成了我国现代化的一维、二维、三维和四维理论范式的革命。“四个现代化”本质上是物质文明取向的一维现代化,从现代化范式的“一维”视野逐步演变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四维”构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结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规律的把握日臻成熟和理性。其中“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尤为重大。     

通感的“看”与“听”

通感作为感觉的挪移,主要体现为视觉旨向和听觉旨向.视觉旨向,在修辞上倾向于形象性,与比喻相同;在认识论上,是知性逻辑的实证,指向世事的操作.听觉旨向,与意象的装饰相去甚远,其幻听旨向是通感语象控制艺术的神秘经验,极致为人生之醉态,而走向知性不及的拯救.通感由“看”到“听”的挪移在于自闭性的“目睹”开放向“聆听”的交互.通感正是“交互”在身体官能上的表达.因“通感”探讨而逼问出的肉身感通学同时也关联着哲学本体论的尝试和一般主体间感应的思考.     

音乐剧《大河之舞》之“形”“神”论

文章从音乐剧《大河之舞》表现之“形”与“神”入手,分析其“形”与“神”各自在剧中的表现,以及“形”、“神”的结合如何带动主题深入和剧魂阐释,探寻了该剧得以成功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