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疾病意识鲁迅的疾病意识

从医学的角度看鲁迅的文学创作，不难发现鲁迅是一位“疾病意识”很强的作家。他当年弃医从文，开始了“为人生”的文学道路，要从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的病理学知识，成为他从事文学创作时的重要资源，也形成他文学启蒙的思维和体验。在鲁迅的作品中，对于疾病的描述和引申随处可见，他的疾病意识既是自然病体学的，也是社会学的。     

鲁迅"魏晋文学自觉说"辨正

鲁迅关于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学术观点有自己独特的内涵.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肯定的是魏晋时代一批文人疏离或摆脱了重教化的实用主义文学观念,他们坚持"师心"、"使气"并在这个意义上获得自身"文"的独立思想品格和审美价值,这种意识的出现,就是鲁迅所说的"自觉".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体现了他在今天与鲁迅当年不同的一种对传统文化的选择与阐释.     

老舍小说中的鲁迅因子分析

老舍作为20世纪文学界中最杰出的创作者和批判者之一,有着卓越的文学成就。在文学创作和文化批判的诸多方面,他受惠于＂五四＂新文化倡导者鲁迅。文章通过对鲁迅和老舍小说的细致分析,寻找老舍小说中的祥林嫂型人物形象,并进一步分析他们对于底层妇女的关注,从中透析老舍对鲁迅创作精神和艺术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余裕与真实:鲁迅杂文人学的精神境域

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精神界战士,以杂文作为匕首与敌人进行战斗。但是他的杂文不全是表现血腥与残酷的斗争史,还传达出他的一种从容、淡定、通脱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域。鲁迅在杂文中指出在生活中要保有余裕之心;提出在文学创作上要坚持余裕精神;强调只有拥有余裕观才能收获真实的人生。解读鲁迅杂文里的"余裕"观,对全面认识鲁迅"立人"的人学思想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殊途同归的民族精魂——对鲁迅与赵树理创作的一种比较考察

鲁迅和赵树理都关注农民的命运,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不愧为语言艺术大师,这与其人格修养关系密切.他们对农民的共同态度是理解与爱.但鲁迅对农民的情感是复杂而深沉的,既批判劣根性,又寄希望于民众;赵树理对农民有发自本能的爱,他继承启蒙文学的主题,并力求实现互动启蒙.鲁迅表现农民的视角是立体的、多方位的,更具现代意识和世界眼光;赵树理立足本土语境的创作也已走向世界.他们在现代文学艺术探索上殊途同归,皆为民族精魂.     

唱给保安族的赞歌——马尚文诗歌创作论

马尚文的文学创作在保安族书面文学中占有较高的地位与分量。其文学创作不仅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上,而且还体现在作品的体裁上。马尚文拓展了保安族书面文学的体裁范畴,尤其在赋、铭、颂等文体的创作方面,填补了保安族书面文学创作的空白。他的诗歌承载了保安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包含了有关保安族文化传统丰富珍贵的历史讯息,其诗歌所带来的文化之根和血脉意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历史。     

“左倾鲁迅”文学角色衰变释证——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的一个解读角度

《铁屋中的呐喊》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最大的贡献在于,从《呐喊》中提取出"独异个人与庸众的矛盾",借此论证《野草》并非简单意义上游离于鲁迅个人"战斗史"边缘的情感低潮的产物,而是作家独异人格演化的必然结果。而缺憾则是,李欧梵未能破解1927年及之后鲁迅的左倾与笔涩的缘由。其原因在:李著过分偏执于《呐喊》中的"独异灵魂"和"文学愿景",忽略了鲁迅人格实际由"启蒙情结"、"现世改良"、"艺术迷恋"三者构成,故没发现早在1925年前后,鲁迅的主要心结已转化为"智庶矛盾"与"文学怀疑"了。这亦说明,鲁迅的左倾始于1925年,而非惯常认为的1927-1928年间。     

“崇道尚文”的文学本体论——杨万里文学思想中“文”与“道”的关系

杨万里是南宋创作成就斐然的文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他的文学主张兼顾了理学与文学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强调作者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强调"文以载道"、"文以致用",要有益于社会民生;同时,也重视文章的气骨与文学的独创性.本文主要探讨杨万里文学思想中关于"文"与"道"的关系.     

对鲁迅翻译贡献的新审视

鲁迅是当代中国最广为人知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文学贡献和翻译贡献都比较突出，极大地影响了他那个时代；但是后来他的翻译贡献和地位长期遭到了误解，人们给予了过分、过多的褒奖。当他的翻译贡献、译作质量和翻译理论得到认真地分析之后，他的翻译地位就可以回归到他应该具有的普通翻译家的位置。理解了作家、翻译家的本性、责任和价值，也就理解了鲁迅。     

沈从文的自我改造及其裂隙

沈从文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精神人格符号,对他进行发生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活体意义.如果对沈从文进行内心考古学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灵魂的底色是文学的诗性,这也是他最“顽固”的精神人格基因.经过共和国初年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沈从文获得了进入新社会的通行证,也试图通过体现主流价值需求的文学创作实践与新中国政权保持步调一致,但是,他的诗性基因并未消失,因而导致了他创作中的矛盾与困惑,精神人格出现了裂隙.     

非暴力呐喊者鲁迅

鲁迅是一个非暴力呐喊者。鲁迅关注国民的核心是民智,而不是民气。鲁迅精神的实质不是迷惘、暴力和绝望,而是启蒙、理性与希望。鲁迅没有心从于暴力毁坏,而是指望和平建设。认识非暴力呐喊者鲁迅,会使中国文化和现实更加趋向正面、和谐与建设性的良性生态。     

男性难以逾越的心灵樊篱——《伤逝》主题新论

《伤逝》的主题,反映了男性话语霸权背景下一个具有广泛性的社会问题,即现代社会“妇女解放”所蕴涵的两性之间的深刻矛盾冲突,在对待“妇女解放”问题上,鲁迅自身所体验到的人生困境和男性自身所存在的思想解放问题。     

“欲望”与“宿命论”——解析哈代创作中的悲观意识

哈代的小说中浸透着一股浓郁的悲剧气息。透过这层浓郁的悲剧氛围,我们可以感知哈代的生命悲剧意识。但这种悲剧意识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与哈代所处的历史背景、生活环境以及他本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有密切联系。本文拟从人类的欲望、叔本华的生命悲观哲学、宿命论等角度来解析哈代创作中的悲剧意识。     

论俞樾学术观、文学观与戏曲观的交融与互渗

俞樾的学术观、文学观和戏曲观具有某种同构性,在学术上俞樾为东南朴学大宗,膜拜郑玄的治经方法,并且私淑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而在文学上,则瓣香白居易,主张流丽轻浅的文学风格。俞樾的这种文学主张贯穿在他的诗文乃至戏曲小说创作中,形成隽永、含蓄而清新流丽的风格。而在文学内容上则严格遵守传统儒家的教化伦理,其小说和戏曲有着浓厚的说教意味,甚至出现了以经学为戏曲的倾向。     

作为文学理论家的王蒙

王蒙不仅是中国当代重要作家,而且是有独立见解的文学理论家。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作为文学理论家的王蒙:一是对文学的总体看法。二是当代文学批评。三是文学理论的价值。     

“经济”视域下茅盾小说的细节艺术

茅盾擅长以经济视角创作小说。他为什么关注“经济”？他的小说怎样写“经济”细节？他的“经济”细节究竟写得如何？本文从“经济”视域进一步解读茅盾20世纪三十年代小说创作，认为茅盾细腻的“经济”描绘文字，正是他构建真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厦的基石。茅盾缜密、精细的经济细节，逼真描绘了那一时代人们生活的挣扎，取得了极强的艺术效果，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思考空间，蕴含着深沉的理性意识和悲剧力量，而这正是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