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非"与"莽汉"诗歌简论

本文讨论了"非非"诗群的"还原"观念,他们对现代汉语杂质的清理和潜力的开掘和形式上彻底的实验精神,以及"莽汉"诗群对青春的叛逆和粗放气质与活力的引进,对于当代中国诗歌的影响.     

论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诗学思想

唐初大儒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其对于儒家经典的疏解诠释涵括了丰富的诗学思想,尤以《毛诗正义》为著。孔氏提出了"情志"统一的诗本论,强调诗歌社会功能与抒情功能的统一,形成了系统的诗学体系,奠定了唐代诗学的理论基础,对唐代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夫之尚“平”的诗学观及理论渊源

王夫之论诗尚"平",其意涵体现在气、势、语言等诗学层面。王夫之尚"平"的诗学观与宋代文学家"诗造平淡"说有着本质的差异,是由宋代理学家的"平淡"诗论开显。于此,王夫之克服了宋代理学家诗学观念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其"平"就是"胸次悠然,暇豫不迫"的内圣境界在诗歌审美中的具体反映。     

南宋诗话"悟诗"思维向度管窥

本文以吕本中、姜夔、严羽的三部诗话为切入点来扫描南宋"悟诗"思维向度(即感悟诗歌意境的艺术思维不同层面之定位),认为:从吕本中"悟入"的思维向度来看,他还处于对山谷非常肯定的阶段,这说明南宋确立江西诗派之初对讲究法度的江西诗派之祖--黄庭坚带来的消极影响还缺乏深刻认识;姜夔倡"自悟"具有相当明显的理论自觉,其"自悟"理论远不止于"革江西诗风"之效应,实在是揭示了中国古代美学之本质问题;严羽在悟诗的思维向度上达到新的水平,其"妙悟"说将悟禅与悟诗统一起来并最终成为南宋悟诗思维向度得以确立的核心所在.     

北宋文人集会诗中"人""我"关系张扬探源

文人群体在集会时所作诗歌具有一种交际性质，集会成员的相互关系以各种形式在诗中得到体现。宋代文人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表现方式在元祜时期发生了转折，此后人际关系开始成为集会诗歌的重要表现题材，并且普遍形成了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八仙体”即是以人际关系为主题的诗歌。     

叶维廉语法诗学探微

叶维廉以语法为中心,深入剖析了中西诗学不同的特质,并深刻阐释了中西语法背后各自迥异的哲学根基。在此基础上,叶维廉对突破西方传统语法体系、具备中国古典式审关效果的西方现代诗进行了探讨,推崇一种回到现象、回到具体的感性诗歌语言。他这种以语法为中心、以哲学为根基、以诗歌审美效果为界标的完整而精妙的语法诗学体系无论是对于中西诗学、文学的比较研究还是对于我们探索中国诗歌或文学的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创造性转换——以朱光潜《诗论》为中心的研究

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向现代批评的转型过程中,朱光潜先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初朱光潜先生完成的《诗论》是他一生中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诗论》以其谨严的逻辑体系和自觉的理论思维、现代批评方法的借鉴运用以及一些颇有创见的理论主张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既沟通了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的联系,也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赋予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鲜活的生命,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实绩.     

论春秋时期的《诗》文本阐释及其特点——基于《左传》、《国语》中“赋诗”、“引诗”的探析

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和《国语》中载有大量“赋诗”、“引诗”等诗学活动,其中以时下外交行人为阐释主体,在多个方面对《诗》文本进行了尝试性的阐释,如诗旨的归结、诗句大意的阐述、字词的训解,等等.而“断章取义”是时人在熟知文本基础上对《诗》的灵活运用.春秋时期解《诗》也呈现出朴素性、功用性、互动性、单调性等特点.《周语下》...     

博大诗心的追求：鲁迅诗论探微

本文结合鲁迅论诗的重要文章和话语，从诗的本质、功用，诗人的职责与命命，诗的内容与形式，诗的风格等有关诗学问题出发，简要梳理并考察了鲁迅的重要诗学思想，鲁迅的诗论充盈着博大的人文精神和辨证智慧，神传了战斗内容和对艺术特质的精深把握，体现出同鲁迅一生坚持文学为人生和文艺大众化的深刻的内在一致，鲁迅的诗学思想，对于当代新诗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哈里森与济慈的相遇——解析《给约翰·济慈一个金橘》

托尼·哈里森是英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诗人.他把工人阶级的意识和语言注入诗歌中,并因此而独显其诗歌特色.他创作的<给约翰·济慈一个金橘>却是一首别具一格的诗.在这首诗中明显表露出的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的诗歌给他的影响:诗意的、感官的诗歌语言,诗意的想象,诗歌主题上对生命中矛盾的沉思及其忧郁的思想观.     

诗歌的“正”、“变”之道与诗人的“非本色”创作——以“诚斋体”为中心

摘要南北宋之际始以"正变"论诗,不同时代、不同批评者对诗歌的正体、变调认识不同,反映人们的诗歌观念随时而变。诗歌发展本是"因时递变"的过程,"变"又分为"正变"和"大变"。"正变"重视表达方式的合乎传统和规律,"大变"者则可能以牺牲形式为代价而追求"意"的自由表达,这种创作往往被视为"非本色",尤以韩愈、苏轼和杨万里为典型。"大变"对诗歌发展进程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却往往不能为当时或后世接受和理解。这也是天才诗人超越时代的写作注定要面临的困境。     

从《唐律疏议》看中国古代的孝亲思想

纵观中国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孝作为家族社会的精神基础,它一方面满足了维护家族制度稳定,协调父子关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被封建统治者以"以孝作忠"引以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因此,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受到了历代统治者与社会民众的重视,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本文主要从《唐律疏议》的一些条文来探讨一下中国古代的孝亲思想.     

曹丕和曹植同题共作赋的比较

曹丕的现存赋作28篇,曹植的现存赋作47篇,在整个建安的赋创作中从数量、质量上都是很高的。曹植更是以《洛神赋》而享誉千古,赋在其文学创作中占有了极大的分量。二曹赋的不同的风格特点和艺术特色在他们的同题共作赋中是表现的最为突出也最为淋漓尽致的,但似未曾引起人们的足够的重视与讨论。本文拟将从文学本位出发,具体分析二人的同题共作赋,希求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发掘二曹的文学成就具有新的启迪。     

符号象似性原则在诗歌翻译中的运用——兼评杜甫五言古诗《梦李白》三译

符号象似性原则运用于诗歌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把握原文篇章象似性表达特点,使之再现于翻译文本之中.以杜甫五言诗《梦李白》之英译为例,具体操作中可从顺序象似、对称象似以及隐喻象似三个视角入手,以保持原文显性与隐性特征,在实现“形式创作”之同时,再现原诗的风格与神韵.     

昌耀:诗以及诗人的神话

当我们从现象学角度认识昌耀及其诗歌时,会有不同的结论,甚至有时截然相反,这正是其人其诗丰富性的意义所在.他是一面镜子,既照见了自身的矛盾、软弱,也照见了世人的复杂、暧昧.我们在看到他的局限和自由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自己的局限和自由.由此,人类才能希望走出物质的窄门,走向精神的广阔,而不是总把人置于物质与精神的悖论之中,始终不得解脱.     

唐宋派和前七子派关系原论

从风节与宗法、格局与心态两个维度，探原唐宋派与前七子派的真实关系。以为唐宋派的不同成员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与前七子派不同的人格和文学追求，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置身的政治学术格局及由此影响的士人心态与前七子派相比有了巨大变异。多元化的心态需求导致多元化文学荣观的出现，唐宋派仅为当时诗文多向位移活动中之一种而已。     

从为生存到"为人生"——论池莉的"新写实小说"三部曲

本文旨在从池莉近二十年的创作中,探寻她的“新写实小说”三部曲生成的原因,三部曲虽经历了主题、题材、艺术手法的变化,不过是新写实在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变异与成熟,体现了作家向现实主义回归的一种写作趋势。也体现了市场经济下,作家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对“人心似海”时代社会的理性关注与思考,池莉是在不断的自我超越中成熟的。     

私人话语与公共审美

“私人话语”作为一种新的、流行的文学写作话语,在坚持文学的个性化、排斥宏大的叙事方面,体现了重大的审美转向。然而,“私人话语”又不同于“个人话语”,“私人写作”又不同于“个人写作”,前者由于过分诉求于一种偶在的、琐俗的、完全私有的生活表现,过分“隐私化”,导致文学缺乏普遍性的人类体验,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也就难以进入大众的公共审美。这个问题在诗歌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周作人“人与文学”观念的特殊接受——以20世纪80年代两部文学史的叙述为例

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对周作人文学观的介绍看,人们对周作人文学观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1.人的文学概念主要是强调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却被人们当成是悲天悯人式的同情;2.平民文学并不是专门做给平民看的,批评家却要梳理它与工农兵文学的一致;3.言志与载道都是为了强调独创与个性,人们却认为二者存在根本对立,并狭隘地把言志当成是抒情。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诗学视域下的诗史重构

当代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诗学着眼于诗歌的审美创造活动,通过“影响的焦虑”命题下对事实性与修正的辩证分析,实际着重阐发了一种“反影响”诗学,并最终以审美僭越历史,对影响的诗史做互文性阐释和重构.布鲁姆影响诗学视域下的诗史重构,陷入了审美与历史的深刻矛盾,同时又以其审美主义偏执激化了这一矛盾,难以达到文学史的整体性再现.对此,回归文学史的历史性和语境化,当足以药石之.